我在深圳 | 52岁的母亲决定来深圳找工作

这是深圳微时光电台录制的

第312期音频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我们演绎着各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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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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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整个春天，父母都待在陕西老家的县城。

那是一个位于秦岭南麓的小县城，没有可靠的支柱产业，近些年因为扶贫攻坚政策，大量山区的农民搬迁到县城，我父母也是借着这样的时代趋势在县城安了家。

对父母而言，那是一个被焦虑围绕的春天，即使半年来，县城从未出现一例新冠病例，但整个小城仍旧如临大敌，出入不便。大半辈子靠打零工赚钱养大我们姐弟俩的父母，一时间有点慌张，找不到赚钱出路，尤其是母亲，每打一次电话都感受到她的焦虑多一分。

于是，我建议父亲和母亲来深圳，帮他们找一份工作。在深圳工作生活6年后，我们决定去租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这样才有条件让父母过来身边。

这一年，母亲52岁，父亲60岁。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出门远行，去到1500公里之外的南中国。

接下来的故事，我把我的母亲当作主角，去展开她在深圳这座超级城市里的生活日常。

我的妈妈，一个52岁的农村妇女，只念了小学三年级。一开始，她是拒绝来深圳的，她担心给我带来麻烦，担心找不到工作，毕竟她来深圳最重要的目标是赚钱。

她的担心并无道理，早两年，她的左膝盖患了滑膜炎。经过一年多的治疗之后，才慢慢康复，但走起路来还是有些僵硬。

那些住在县城的亲戚们，我的舅舅舅娘大姨小姨们听说我母亲要来深圳找工作，也大多是阻拦态度，甚至父亲也有意无意对母亲透露出对她腿疾的担忧，态度不明确。我一直鼓励她来，哪怕是来看看也好。这一次，她听了一直在她心中“叛逆”女儿的话。

夏天就开始提议的事情，到秋天快结束父母才做好准备。

出发的前一天，母亲在县城老家做了丰盛的午餐邀请亲人们相聚，生着病的姑姑也来了。2019年夏天，我姑姑——我父亲的妹妹，母亲的闺蜜，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辗转几次化疗后，慢慢康复。

在被疫情冲击的2020年春天，母亲获得了难得的闲暇，她陪着姑姑一起种菜，洗衣，散步、说话。

疫情好转，可以出门的时候，母亲开始在县城找工作，但她处处碰壁。她先去了家附近的一家养猪场，忍受了一个周的隔离，准备干起大锅厨师的老本行。但是，她的腿立马就受不了，强撑了半个月，拿了五百多块钱工资离开那里回家。

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她在家门口的普惠超市找了一份理菜员的活，每天要整理上千斤蔬菜，指甲里经常全是泥土。她一心想学会打秤，这是超市里最轻松的活儿。为此，她把菜名和价格抄在纸上，在心里默记了几十种蔬菜和食物的价格。但她始终没能争取到这个活，另一位年轻的打秤员知道她在学习，故意刁难她，母亲念书不多，一辈子最恨别人看不起她。一气之下，辞了职，这份工作她赚了两千多块。

这时候已经五月了，茶山上的茶叶开始收获，县城茶厂开始开始招女工去择茶叶。母亲敏锐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她约着几个平常相熟的阿姨，每天准时去上工，在人工流水线上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5块钱一个小时，这份工作倒是不用走很多路，但得长期坐着。她的腿活动太少，有时候就肿了，肿了歇一天，又去。勤劳写在了她的基因里，怕缺钱也写在了她的基因里。所以只要有机会挣钱，她一定会去试试。母亲坚持到茶叶季结束，她把每天干的活记在小本本上，算起来有五千多块，但直到母亲离开县城，这份工资也没拿到（按照我们老家惯例，一般是春节前几天给）。

8月份，母亲又找到一个新活儿。县城附近的大棚蘑菇开始采摘了，收回家的蘑菇需要有人剪去它的茎。雇主住在城郊，每天凌晨五点，母亲拉着父亲起床去往雇主家，在蘑菇堆里一呆就是一整天。蘑菇多的时候，深夜才回家，每天能赚百来块，零零碎碎，一季蘑菇采摘结束，俩人挣了一千多块。

9月的这次启程，母亲实在是花了太久的时间做心理建设。好在他们终于决定要来了，趁着国庆我们都放假。

这是母亲第一次坐长途火车，第一次经历如此远距离的行程。

我买了9月26日上午从县城出发直达深圳的卧铺票。一夜之后，第二天下午，经过不断的电话、微信语音联络，他们终于找到了指定位置。我在深圳火车东站接到了他们。

母亲穿着长袖长裤，见到我第一句是，这里真热啊。我正月离开家后，已经有7个月没有见到她，她的腿看起来还没完全好利索。对于能否找到一份工作，母亲的显得信心不足。

经过一个国庆节假期的整顿与休息，考虑到希望她住在我家，所以工作从住处一公里范围内找起，而母亲能选择的工作种类十分有限。

在来深圳之前，母亲尽干的都是纯体力活。去得最远的地方是在河南洛阳，她在一个当地老板的介绍下，在一家钒矿上做杂工，处理矿渣，按车计算，一推车一块四毛钱，母亲每个月挣两千多块。二月去，四月就返乡了，活实在太重，母亲干不了。返乡后，母亲又辗转到县城附近的工地找活干。

母亲不认识多少字，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得也不是很顺溜，尤其是导航不熟练。在深圳头几天，她很慌张，总是紧跟着我，带她去每一个地方，她都生怕丢了，告诉她怎么辨别方向，但还是害怕。她以一种笨拙的姿势开始学习怎么与深圳这座巨型城市相处，我也在十几年后，第一次尝试与母亲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我们要一起成长。

那一个周里，母亲第一次坐了地铁，第一次坐了双层巴士，第一次看到了大海，触摸了海水，并尝了尝它的味道，第一次观看到了我在深圳的逼厄生活，体验到了深圳的高物价。她跟老家的亲人们在视频里开心地分享自己的新见闻，但同时也不忘告诉他们，自己最担心的是能否在深圳找到工作，实现再多赚一点养老钱的目标。视频结尾，她也不忘跟老姐妹们说，如果没找到工作，过几天就回县城啦。

我在58同城上给母亲写了一份简历。先排除了住家保姆；钟点工、家政需要灵活使用地图，手机，也暂时放弃；去服务行业，母亲不能太长时间站立或坐，放弃；最后家人一起商议，从能够按时上下班的保洁找起，等母亲慢慢适应了深圳生活，再从长计划。

倒是有不少电话打来，但要么地址偏远，要么需要上16小时连班。一系列电话之后，我们决定去线下看看。

母亲的保洁工作，来得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容易（后面每一份工作都是如此，我们有时候太过依赖线上工具）。

母亲找到这份工作的流程十分简单。我们去了楼下的商场，写字楼，小区，去问那些在工作的保洁和清洁工，那些跟母亲差不多年纪的叔叔阿姨，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

在一连串的否定及拒绝之后，在一家高端商场的门前，一位身穿灰白色工作服的阿姨告诉我们，这家商场正缺保洁。她给了我们管理保洁员的经理电话，她问了母亲的年纪，跟我们说，应该能应聘上，现在很缺人。

我带着母亲去管理处找经理。

管理处设在商场的负一层，屋顶是各种管道通风设备，我找到里面最大的管事人，王经理。

她看了看母亲，问母亲都干过什么活，母亲用方言一一答复，我又重新翻译成普通话给经理。母亲的话汇集起来只有一个意思——能吃苦。

经理拿来一张表格，我在那张简易的办公桌上，帮母亲录入基本信息，签完一份简单的合同，带母亲录入指纹。

合同上写，全日制员工一个月可以休息四天，每天工作8小时，一个月2500元；每天工作16个小时，5000元。四天休息日不休的话，8小时制，加班费80元一天，16小时制，加班费160一天。

当时，深圳市调整后的最新最低工资标准：全日制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为2200元/月；非全日制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0.3元/小时。

母亲选择了8小时工作制，每月2500元，早七点至下午三点（这符合她最初的预期）。

紧接着，经理叫来一个阿姨，说让她带带我母亲，看看活儿应该怎么干。母亲带着清洁工具跟着她的“老师”走了，虽然她只会说方言，但她很快掌握了工作流程。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就算是入职了这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成为一名保洁员。

她拥有了一套工衣，一个工牌，一个盘住头发的发卡，办到了招行卡。人生中第一次，母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名称，虽然只是一名保洁员，她还是很开心，终于找到了工作，满心期待着拿到工资的那一天——这将是第一次，她的工资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卡里。

结尾音乐 | 傲七爷,小田音乐社 - 回到夏天

小编有话

勤劳努力生活的人永远美丽，

祝你们一切顺利，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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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张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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