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中国学术传播数字化转型三十年回望——以学术期刊的转型为中心

本文作者朱剑（《南京大学学报》编审）

摘要

三十年来，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沿着知网和期刊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展开：拆解期刊以单篇文献汇成大库的“知网模式”开启了中国学术数字出版传播的先河，知网独自充当了数字出版的主体；被排除在外的期刊人只能以纸本出版主体的身份进入数网时代，两个出版主体并存的局面就此形成。不甘于此的部分期刊人开始了从“借船出海”到构建专业化期刊集群和自建数字出版传播平台的尝试，但大多数学术期刊仍停留在以纸本为中心的传统时代，“内容为王”成为他们坚守出版主体身份的凭藉。2019年多部委联合发起的培育世界一流期刊行动为学术传播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动力，转型仍在路上。

学术传播；数字化转型；期刊集群；知网；出版主体

编者按：

原载《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4期，本公号转载时有删节，原文约40000字。

一、引言：数字化转型需要从头回看

学术期刊人对于数网时代到来的感受是一点一滴地持续不断地加深的，期刊人必须不断地面对数网时代的灵魂拷问——“我将如何存在？”他们需要应对的是时代的挑战，即如何在数网时代实现自身使命、地位与价值的延续。

当我们回望三十年来走过的路程时，不难看出，今天之果皆缘于过去之因，而这个因并非单一的。只有将学术期刊、知网、学术期刊体制、学术评价机制等置于近三十年来新技术带来的时代变革中作出全面考察，看其是如何相互交集、牵制、影响的，才可能对数网时代中国学术传播至今为止的转型过程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并为未来的进路选择提供借鉴。

二、与数字技术的不期而遇：从激光照排到数字出版

1.激光照排系统的问世

在信息时代诸项新技术中，与计算机相伴生的现代数字技术是一项最基本的技术，但在中国推进之初却碰到了一个在西方不存在的障碍——中文的数字化处理。与西文只有几十个字母不同，中文不仅字形复杂，更大的困难是字数多至数以万计，直到1970年代，无论是存储还是处理和传输中文信息，都是世界性难题，这在当时甚至引发了中文还能在科技世界存续多久的怀疑和争论。

197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王选教授开始主攻这一难题，1980年代中期，他提出的高分辨率字型的高倍率信息压缩和高速复原的设想在激光照排系统试制上取得了成功。他的此项贡献为中文世界与西方同步以母语跨入数字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中文出版行业来说，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让中国出版顺利实现全程计算机化，从而得以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

1979年，我国用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排印的首张报纸样张

在出版行业中，学术期刊人可谓第一批直接接触数字技术的编辑。他们之所以占得先机，是与中国学术期刊特点有关的。在中国，学术期刊编辑部应该算是最小的编辑出版单位，一个编辑部几位编辑，一般只出版一两种期刊，不可能像出版社那样在出版各流程有专门分工，编辑往往身兼多职，既是组稿编辑，又是文字编辑，并且兼职校对，还得做编务工作，频繁地往返于编辑部和印刷厂。在铅印时代，他们是排字车间的常客，陪同工人一起修改版面是家常便饭。计算机照排系统问世后，期刊编辑就改为陪坐在排版公司排版员的电脑旁，一台小小的桌上电脑取代了数百平方米厂房、上百个工人为之忙碌的排字车间，铅字排版中被列为编辑禁忌的中途变换字体字号、大量删改文字、更动版面变得轻而易举（当年编辑规范对发排前文稿的“齐、清、定”格外强调），排版的结果不再是堆积如山的沉重铅字盘，而只存储于一片薄薄的软磁盘之中，接入打印机即可输出清样，接入照排机即可输出胶片，排版的过程变得如此容易，简单高效到令时人不可思议。

应该说，王选教授发明的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给从80年代末走过来的学术期刊编辑上了有关计算机文字处理和数字存储技术最直观的一课。

王选

2.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的创建

如果说激光照排让期刊编辑真实地感受到编辑出版方面颠覆性的变革，那么，他们对传播方面巨变的感受则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始于199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的问世。

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创建大事记》所载，“1995年8月24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正式立项……1996年1月2日，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创刊……1996年1月30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首期光盘刻成……1996年11月25日，清华大学正式决定《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创刊，开始设立中国学术期刊文献检索咨询站网络系统。”1997年12月11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于正式成立。

回到1995年，“光盘版”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创意。它的问世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学术期刊出版模式——集成出版开始登场，也意味着它的制作者也将以中国第一个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主体的身份登上期刊史的舞台。但是，这个全新主体一出场就有一个先天不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无法拥有一定规模的独立版权学术期刊集群，因为这不仅要突破体制的约束，重新分配刊号这个稀缺的“蛋糕”， 还要建立强大的主编、编委和庞大的编辑队伍，更不要说创建期刊品牌的艰难，所以，决非短时间可以做到，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与期刊合作，从期刊那里获取现成的信息资源。这就要求既能从现有学术期刊那里夺得市场，又能让期刊心甘情愿地分享本属于他们独家使用的作者论文版权，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3.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最初的定位

1996年11月创刊时，光盘版电子杂志社首次正式向外界宣示了他们的目标和产品定位。他们所要做的是“我国第一个连续出版的大规模集成化、多功能学术期刊全文文献检索系统，也是与印刷版期刊相辅相成的导读、评价和检索系统”，但同时又通过“出版”“创刊”“本刊”等词语的反复应用来宣示：他们所创的是“刊”，所做的是出版，他们出售给用户的产品不仅是“索引”，更主要的是“光盘版”这个“刊”。至于与入编期刊的关系，则被确定为“合作出版”：“所有加盟《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的期刊编辑部、杂志社均与《光盘版》制作出版单位签有‘期刊合作出版协议书’。”

由此可见，对创刊之初的“光盘版”来说，有两点是最重要的，一是构建与期刊的合作关系以确保数据来源；二是构建自己的出版主体身份以确保自身利益。要统筹好这两者真是不易，期刊但凡对重新“分蛋糕”有一点警觉，就不会毫不设防，所以“光盘版”的主事者刻意模糊其产品的定位，既是“索引”又是“刊”，并加力渲染其为纸本期刊服务的“相辅相成的导读、评价和检索”功能。不过，他们对自身数字出版主体身份的宣示就要明确得多，因为这不仅是实现现实利益所必需，还是决定“光盘版”在未来中国学术传播中地位的基石。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4. 激光照排系统和“光盘版”对期刊的影响

激光照排系统与“光盘版”对期刊的影响是交互的，没有方正照排系统，就不可能有“光盘版”；而“光盘版”将方正照排系统作为入编期刊排版的推荐软件，则加速了它在学术期刊制作中的普及。

与激光照排系统彻底结束铅字印刷立竿见影的冲击不同，“光盘版”对期刊的影响是缓慢而持续递进的，这与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一开始比较谨慎地试探性地处理与期刊的关系有关。期刊最初也就仅将其视为一种新的资料索引和存储方式。但是，对于大量订阅期刊的图书馆来说，对“光盘版”意义的认识就大有不同，检索的方便和存储空间的节约都远远胜过了纸本期刊，因此，一经推出就受到图书馆界热烈欢迎，这从营销数据也可看出：“1997年，CAJ-CD光盘销售收入达到1240万元，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1998年，销售收入翻一番达到2300多万元，实现利润500余万元；1999年实现销售收入4000万元，利润约1200万元。有效的管理和经营使企业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可以投资规模更大的 CNKI工程。”可见，即使在低价发行阶段，光盘版的利润率也达到了30%，而买家多为高校和科研单位图书馆。

当“光盘版”在庆贺自己的成功时，学术期刊界并未觉得与自己的前路有多大关系，不仅因为光盘版杂志社宣称将与纸本期刊“相辅相成”，还因为图书馆在购入“光盘版”后不会马上中断纸本期刊的续订，所以，“光盘版”问世后纸本期刊的发行量并没有立即受到明显影响，此时还很少有期刊人意识到学术传播已经拉开了路径更迭的序幕。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

三、互联网时代降临：知网的诞生及其定位的变换

1.中国期刊网的上线

1999年6月18日，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清华大学举行隆重仪式，宣告以“光盘版”资源为基础建设的“中国期刊网”正式开通。如果说中国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始于激光照排系统的应用，“光盘版”迈出了数字出版的第一步，那么，互联网传播则始于中国期刊网的开通。尽管它对学术期刊乃至学术研究的影响要过若干年才能完全显现出来，尽管它的功过是非如今已成了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都不该抹杀它在当年的积极意义。

2.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定位的第一次重大变换

一般认为，“中国期刊网”由“光盘版”升级而来，但两者之间有一个十分重要却往往被论者忽视的变化，就是产品的性质由精选来源期刊的“索引”到所有期刊能收尽收的数字版期刊的转变。如果说，在传播领域，“光盘版”只是试图与纸本期刊并驾齐驱，那么，中国期刊网则试图取而代之了。支撑这一产品性质重大变换的是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四年来制作和发行“光盘版”的经验，这四年来的实践坚定了他们对数字化转型必然性的认识，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学术期刊体制、中外学术期刊差异的理解，也让他们基本摸清了学术期刊这一合作对象的诉求和底线。

中国学术期刊采行的是审批制下的单位主管主办制，学术期刊听从、执行和完成主管主办单位的指令是期刊诉求的底线。随着互联网的急剧升温，来自顶层设计的有关积极应对信息社会到来的指令正在逐渐清晰和强化起来，但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遭遇了一个技术上的重大障碍——缺乏转型必须具备的规模。此时，在西方的学术期刊界，像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这样的大公司，已完成旗下上千至数千种期刊的集结以及专业化、体系化建设，数字化转型不过是件水到渠成的事，但在中国的“单位制”下，数千种期刊分散在数千个主办单位，不成体系，不成规模，没有一家期刊社有统合其他期刊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能力与可能。对期刊界来说，这是数字化转型无法逾越的障碍，但对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来说，这恰恰是一个华丽转身的绝佳机会，中国期刊网的开通就是他们审时度势果断决策的结果，中国期刊网的影响在学术界迅速铺开，很快就取代了纸本期刊成了学术传播的主渠道。

面对越来越强势的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学术期刊开始感受到互联网传播的效率和威力，但到此时，除了加入，已没有更多的选择，当然对于大多数期刊来说，有人愿意代为完成数字出版和传播，只要不危及期刊在学术界的地位，也乐见其成。至此不难看到，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强化了其数字出版主体的身份，并在事实上得到了期刊界的普遍接受，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还要继续改变与期刊的关系——期刊必须实现数字出版而又不具备条件的窘境让光盘版杂志社看到了驯服期刊的可能。其实，驯服期刊的尝试早已开始。

首先，在中国期刊网开通前半年的1999年1月，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编制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就通过新闻出版署作为学术期刊的编排规范公开发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组织全国入编期刊编辑部对《规范》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培训，《规范》的普及应用进展很快。到2000年11月，全国已有2600多种期刊执行了《规范》。”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已成了有资格对期刊进行“培训”的老师，期刊却只有“认真学习”的份。结果就是，所有期刊的论文都变成了一个样子，不再保留有各学科传统的注释方法和各期刊原来的编排风格，期刊的个性印痕就此消失。

其次，中国期刊网建库模式的改变，“光盘版”时期，入编期刊尚能保全期刊全貌（整期编入），到中国期刊网时，入编期刊就被拆解成了单篇文献，原刊不见了，整个中国期刊网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刊”。

最后，用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取数据，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知道，“现在大多数期刊入编《光盘版》并不是为了今年或明年你能给我分多少钱。”也就是说，至少在近期内，低价获取数据源是可以做到的。

3.中国知网（CNKI）的正式诞生

1999年，继中国期刊网之后，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工程拉开了序幕，多个专业数据库开始建设。

2003年10月23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编委会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编委会副主任徐如镜在发言中阐述了CNKI工程的由来、设计理念和目标。中国期刊网开通前，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就意识到，“信息化的真正目的和核心任务，是知识资源的开发利用”，这就给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创造了更上层楼的机遇，“我国知识资源建设的情况怎么样呢？……总的估计，我国数字化知识资源约占现有资源总量的1/4。其中，大约1200万篇即80%出自CNKI数字图书馆。”显然，这正是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优势所在，环顾四周，要说知识资源建设，舍我其谁？为此，他们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构想：“把知识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升到建设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KI）的高度来认识，在知识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为全社会知识生产、传播、扩散提供全程服务，称为CNKI工程。”

2003 年 11月，“《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建设论坛暨CDMD等九刊创刊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总库》发布的同时创建了中国知网”。所谓“九刊”，就是除中国期刊网以外的另外九个不同类别的数据库。实际上，中国知网就是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的统称，既是平台（网站），也是总库，与CNKI同义。中国知网至此正式问世。

4. 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定位的第二次重大变换

从1995年“光盘版”初试，到1999年中国期刊网开通、CNKI开建，再到2003年《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和知网正式问世，八年三大步，都堪称跨越式发展，作为主办者，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名字却一直保留着，尽管此后在更多场合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以“中国知网”或“知网”名之。

知网前两步的跨出都赢来了一片叫好声，这第三步虽然也是如此，“然而也有人觉得茫然、疑惑，甚至感觉似有商业概念炒作之嫌。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是一个科学的知识资源传播共享方案？一个无所不包的数据库？还是一个讲不明道不白的说法，抑或是一个科学幻想？”对此，其设计者给出了专门解答，总库并非“简单等于一个数据库的大汇总”，除了汇总以外，还有着“特殊意义”，概括起来，大致有五：一是实现一个统一平台检索资源网络中的所有数据库；二是实现反映知识关联和知识门类的导航系统；三是实现通过链接自动构建知识之间的微观联系；四是实现对最新知识源的开放；五是实现一个为全社会服务的知识基础设施。如其所言，总库的五大“特殊意义”都是对应着具体目标的，故也可视为总库的五大目标，若这些目标都能实现，知网不仅能够领先全世界，而且在全世界也将是独一无二的——放眼全球，既没有哪个国家会将所有信息资源集中于一家公司，也不会有哪家出版公司敢于如此包打天下的。

那么，知网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完成如此宏伟的目标呢？应该说，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有如此雄心壮志的，而是有一个经验逐渐积累，资源不断丰富，信心日益增强，目标递进放大的过程，在从“光盘版”走来的这八年间，他们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自己的目标和路径以及自身定位，最终才自信满满地全面启动了CNKI。早在中国期刊网开通后，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就陆续与入编“光盘版”的期刊改签了入编中国期刊网的协议，到中国知网命名的2003年，除了极少数期刊外，连同当年被“光盘版”拒之门外的期刊几乎全部加入了知网，但期刊人却完全被排除在外。各入编期刊即使仍然保留了自己在公共网络的网页，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或纸本出版流程上的存在，在传播效果上与知网的影响根本无法相比。知网不仅坚定了自己在这场变革中的身份——入编学术期刊唯一数字出版主体，而且逐步向最大和在更多领域唯一数字出版主体迈进。

四、对期刊传统角色的坚守：从“内容为王”到“品牌建设”

1.是谁炒热了“内容为王”

从知网的历史可以看出，驾驭了数网技术的知网所进入的虽属传统媒体——学术期刊的阵地，但其所开辟出来的却是学术期刊暂无能力也无条件开发的因技术革命而“长”出来的新地盘——数字化的集成出版和网络传播。换言之，如果没有知网这个原本不存在的局外人跨界而入，中国学术传播的数字化转型可能要晚好些年才会开始，但只要不成体系、分散布局的刊号配置方法不变，仍然只能是知网模式或它的翻版，即由一家或多家跨界而入的网络出版公司或机构来统合全部或部分期刊形成集成化数字出版传播平台，可能的区别仅在于公司的性质和出资方式以及营利模式。可见，面对知网的强势崛起，学术期刊能做的似乎就只剩下坚守固有阵地，尽可能保住对学术信息源——学术论文的控制。在传统科研体制、期刊体制和评价机制下，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但近二十年来顶层设计发起的一连串体制机制改革一直在持续，一旦失去传统体制保驾，学术期刊还能不能牢牢占据学术研究的中心就很难说了，所以，学术期刊不敢掉以轻心，努力办好手中的纸本期刊，便成了他们中多数人的唯一选择。于是，“内容为王”“品牌建设”成了学术期刊界持续热议的话题，前者是作为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继续生存下去的底气的来源，后者则是在前者理念指导下应对时代挑战的一个媒体发展谋略和举措。

“内容为王”确实是传统媒体在前互联网时代一直奉行的最高理念，但是，能够检索到最早提及“内容为王”的文章，却是1997年《世界计算机周刊》对互联网人士张朝阳的专访，而真正把“内容为王”炒热的则是一位外来的国际传媒大亨维亚康姆公司总裁萨默·雷石东。2002年7月30日雷石东应邀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作了题为《世界传媒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演讲：“内容就是国王，这是我的观点。具备了高质量的内容和材料，节目就将拥有无穷的价值潜力。”雷石东让中国传统传媒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内容为王”，不如说他的“内容”超越“渠道”的观点更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当传统媒体接过“内容为王”这面大旗后，发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

雷石东

2.传统媒体的“内容为王”

自从雷石东炒热“内容为王”之后，传统媒体人即给予了积极的呼应，或从实践出发，或以理论视角，进行了阐发。直到2010年，“传统纸质期刊应以‘内容为王’应对网络媒体的竞争”在传统媒体人中还是普遍看法，一个由新媒体和外来媒体为了尽快占据市场而喊出的口号到了传统媒体这里，已变成了他们对抗新媒体的法宝。

但进入2010年代后，移动互联网和手持终端（智能手机、pad）开始普及，制约新媒体发展的技术瓶颈被突破，新媒体的威力首先在大众传播领域体现出来，夺走了大量受众，此时，尽管所有媒体人仍然众口一词地说着“内容为王”，但不同的媒体人打的已是不同的算盘。在传统媒体人那里，坚守与转型之间，充满张力，故常常体现出在两者之间的犹豫彷徨。即使都属于传统媒体，因媒体的性质不同，对“内容为王”也有了不同的理解和坚持。比如传统主流媒体，从内容来说，权威性和公信力远胜于一般新媒体，然而却眼睁睁地看着受众大量流失，仅靠内容这个“王”已难挽回大局，不得不重视渠道和平台的意义，甚至有人直言不讳地喊出了“旗帜鲜明地反对‘内容不王’”，“内容”不能代替“渠道”的理念已为更多媒体人接受。

于是，到2010年代中期，在顶层设计的部署下，媒体融合渐成潮流，但不同的媒体，取向仍有不小的差异，而融合与转型含义也不完全相同。总的说来，与新媒体在内容或受众方面交集越多，受到的威胁就越大，融合甚至转型的迫切性就越强，对渠道和平台的关注也就越多；而受新媒体冲击较少者，则更多地强调自己的内容优势，坚守阵地，融合可以谈，但不轻言转型。

在所有传统媒体中，受新媒体冲击最小的，应该是学术期刊。不是说在学术传播中新媒体手段没有起作用，而是说，具有内容原创的学术新媒体并没有真正产生，在学术出版领域，并没有能与传统学术期刊竞争的对手存在（知网并不涉足纸本期刊的编辑流程），体制“承认”的“发表权”仍牢牢控制于期刊之手，仅靠出版纸本期刊仍能实现对信息源（内容）的垄断性控制，所以，他们对“内容为王”的坚守最为坚决，也最为乐观。当然，坚持“内容为王”并不能无视时代的挑战，怎么面对呢？“期刊应以内容为王，并提高全面质量。纸质期刊与网络期刊或多媒体需要‘整合’或‘融合’，它们不仅长期共生共存，而且相互依托与转化，从而共创期刊出版事业的繁荣。有期刊就有编辑，编辑会永远存在。”一句话，就是“内容为王，质量第一，期刊永存，编辑万岁”。这可能代表了大多数学术期刊人的心声，他们也谈数网技术和媒体融合，但新技术、新媒体都只是作为纸本期刊的附属物而存在。

3.传统媒体的“品牌建设”

雷石东在炒热“内容为王”时还带热了品牌建设，“品牌是王后……打造好的品牌，关键是与自己的观众建立一种互信关系，针对某一群体，赢得他们对自己品牌的忠实和信任。”与“内容为王”一样，“品牌建设”也是传统媒体人十分熟悉和重视的，对“品牌”和“品牌建设”也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理解，尽管有不同的定义，但在各种定义中，最核心的意思不外乎“品牌”就是产品在用户心目中的形象，“品牌建设”就是提升品牌形象的谋划和举措。这与雷石东强调的与观众的关系是一致的，不过，他巧妙地用“王”与“后”的比喻将“内容”与“品牌”的关系凸显出来，得到了传统媒体人由衷的呼应。

4.学术期刊界的“内容为王”与“品牌建设”讨论的特点

21世纪以来，与“内容为王”和“品牌建设”一直相伴随的是数网技术在学术传播领域的推进，使得二十余年来从未中断的热议呈现出了复杂的面相：“‘内容为王’作为一个‘漂浮的能指’，在媒介文本的旅行中不断重构自身的含义……但可大致归纳出‘内容为王’言说的四种话语模式，即：媒介经营话语、媒介竞争话语、媒介经验话语、媒介政治话语。” “尽管‘媒介变化’是‘内容为王’言说所建构的根本性语境，其话语建构了关于媒介变化的图景，但在一般意义上，‘内容为王’话语强调了其稳定的不变特性。”学术期刊界的初衷主要在于传统学术媒体如何在数网时代坚守自己固有的阵地，维护学术期刊在学术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在变化时代的“不变”也就成了许多参与讨论者的预设。由此，学术期刊界的相关热议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大多基于一社一刊，对于期刊结构、布局的缺陷较少反思。二是基于纸本学术期刊，最多也不过是纸本为体，技术为用。三是对知网为代表的期刊数据库事实上已垄断了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和传播视而不见，更缺少从国际学术话语权构建的视角对学术期刊在数网时代的处境予以审视。

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场延续了二十余年的热议留下了一些遗憾，但还是很有意义的，由于“内容为王”和“品牌建设”的议题本就为应对时代之变而设，正是通过各种观点的展示和碰撞，更多的期刊人开始关注技术的意义和直面时代的变革；议题一旦展开，所涉及的内容就会不断突破最初的设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多元取向。

五、对期刊进路的探寻：集群化建设的共识与尝试

1.对国外学术期刊的考察

知网模式的问世，的确解决了多数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和传播的困难，但从它产生时起，质疑的声音从来没有中断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模式下的数字出版和传播，本应作为主角的学术期刊被完全排除在外了，也就是说，学术期刊其实被留在了纸本时代，“内容为王”和“品牌建设”的议题无法回应知网模式带来的学术期刊在数字出版和传播中失位的问题，如果只是依靠知网，那么，很多期刊的数字化转型还没开始其实就已经结束了。因此，跳出“内容为王”和“品牌建设”的议题，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寻找学术期刊在数网时代的进路，就成为部分不甘现状放眼世界的期刊人的选择和尝试。

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二十余年中，不少期刊人和专业研究者考察国外学术期刊的历史与演变，比较中外学术期刊的差异，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关于国际学术期刊的基本共识，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侯欣洁著《国外数字出版全球化发展战略研究》

首先，专业化。期刊出版专业化一是指内容层面的专业化；二是指期刊编辑出版层面的专业化。术业有专攻，学术期刊亦是如此，没有专业化，就没有体系化和规模化，专业化成为学术期刊发展的主流有着某种必然性。

其次，市场化。市场化已成为国外学术期刊经营的基本模式，在数网技术使学术期刊摆脱了单一纸本的出版模式后更是“成了市场经济下众多出版商争夺的焦点”，“学术期刊出版商的出现改变了以往的由学术团体一统学术出版天下的局面。”市场化对于学术期刊来说，是一条加速其流动和发展的有效路径，但当垄断利润成为出版商主要甚至唯一目的后，也会形成新的不利因素。

再次，集群化和集团化。每个学科都有国际公认的权威期刊，这些权威期刊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某一期刊集群的代表，这些刊群几无例外地都属于某个国际出版集团所有。这些集团几乎都是在1960年代开始的期刊出版商业化浪潮中通过出版企业间的并购、重组逐渐形成规模化经营的。可以说，正是集群化和集团化，使期刊各方效应产生了倍增的效果。

最后，数字化和网络化。早在2001年4月，国际期刊联盟第33届大会就将“在数字化时代如何谋求期刊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加速出版全球化”列为中心议题，并取得了基本共识。其时，西方著名出版集团已经完成了规模化、体系化建设，正在全面进行数字化和网络化转型，数网技术于这些集团如虎添翼，使之向全球学术期刊市场推进的速度不断加快。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尽管背后不乏商业资本的操作，但学术期刊始终都是变革的主角，学术期刊作为主角的身份和地位之所以在时代变革中毫不动摇，是因为专业化、体系化的结构和学术共同体共享平台的性质使其与学科和学术共同体的关系无法分割，数网技术大大增强了学术期刊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使得期刊与学科和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更加牢不可破，从事商业出版的国际学术期刊集团正是利用这样的关系使其在数网时代迅速建立起国际学术出版传播中的霸主地位。

2.对学术期刊现状的反思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考察国外学术期刊近年来发展情况的同时，不少期刊人和研究者也对我国学术期刊存在的问题予以了反思。从国际学术期刊集团数字化转型的经验来看，其之所以成功，关键有二：一是学术期刊的专业化、体系化和规模化建设早在纸本时代就已完成；二是转型既依赖于期刊与学术共同体关系的维系，又使两者的关系更为紧密。反观中国学术期刊，专业化、体系化和规模化建设的过程远未完成，甚至尚未真正开始，而日趋刚性的职业化则使编辑更加游离于各学科共同体之外。按单位分配刊号、学科拼盘式综合性期刊占据了半壁江山，专业期刊大多也是按单位分布，各自为政，难成体系，更不成规模，“单位”的身份使其难以成为学术共同体公认的权威平台。知网看似提供了互联网传播的途径，但被拆解成单篇文献后，学术期刊早已迷失在知网之中，连基本形象都不复存在，又如何吸引作者并走出国门？因此，如何完成专业化、体系化和集群化（规模化）建设，如何使学术期刊回归学术共同体，成为学术期刊实现数字化转型需要跨越的两大障碍。

3.学术期刊集群化建设的探索

科技期刊体系化刊群建设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1950年，首任院长郭沫若即宣布：“我们(中国科学院)将要出版各种的专门学报和两种综合性的科学刊物。”郭沫若宣布的其实是一个专业期刊为主体的体系化刊群建设目标，殊为可惜的是，作为新中国学术期刊重镇的高等院校没有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设计和布局，而是按校分配刊号，“一校一刊”成为基本配置，致使本有实力创办体系化刊群的重点大学与一般院校一样，都只能首选学科拼盘的综合性学报，当然也就谈不上集群化和规模化了。

在科技期刊中有意识、有目标地推进数字化期刊集群建设则是21世纪的事了。分布于不同的学科和地域、由不同单位主管和主办的专业期刊在刊群构建中体现出了不同特色，涌现出一批卓有成效的佼佼者，如科学出版社期刊群、中华医学会期刊群、有色金属期刊群、光学期刊群、高等教育出版社期刊群等。到2015-2016年时，科技期刊集群建设已出现了四种模式：“以出版单位为依托的期刊集群模式，以管理为依托的期刊集群模式，以专业内容为依托的期刊集群模式，以网络平台为依托的期刊集群模式。”

科技期刊虽然比人文社科期刊在集群化建设方面更有成效，但也只是转型的困难相对较小而已，随着转型的进展，一系列共同的问题仍需要面对，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就是如何迅速稳妥地提升专业水平和扩大集群规模，现在多数只是十几家、几十家规模的刊群，比起仍在单打独斗的期刊竞争力有明显增强，但若要“走出去”，与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这样的大型出版集团争夺话语平台，恐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平台之争才是决定未来的关键因素。

施普林格标志

六、学术传播的未来之争：平台价值的凸显与两个主体的统合

1.如何看待平台的作用和价值？

对于学术传播来说，不同时代需要的平台从形式到价值都是不同的。在纸本时代，学术传播最好的平台就是学术期刊。1980年代，为了让中国学术尽快“走出去”，“借船出海”成了首选，这个时候的“船”指的是国外学术期刊，各高校和科研单位都鼓励学者将优秀学术论文发表在国外著名学术期刊上。

进入21世纪以来，“造船”的必要性日益成为学界、刊界和主管部门的共识，国家开始鼓励中国学术期刊积极地“走出去”，成为自己的“船”——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平台，与之相配合的是，创办英文期刊也开始受到重视。于是，不断有中国学术期刊特别是新创办的英文期刊尝试“走出去”，但他们却发现，在国际学术传播领域，“船”和“海”都已发生了变化。经过上个世纪后期的兼并整合和专业化、体系化、集群化建设及数字化转型，几家主要的期刊出版集团都逐渐形成并固化了自己的领地——旗下期刊集群占优势的学科领域，通过延伸到世界每个角落的发行网络，在去中心化的网络时代，竟然基本控制了全球学术传播的主要渠道。从此，期刊就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船”，而降格为像以往单篇论文一样的“乘客”了，集出版传播乃至评价于一体的平台才是“船”，单本期刊只有搭上了这样的“船”，才能航行在国际学术研究和传播的海洋之中。

从“船”（平台）在不同时代的不断升级中，我们可以看到学术平台的价值和意义以及竞争程度也在不断升级，随着围绕平台的竞争日益激烈，“借船”的条件也越来越苛刻，中国期刊借国外出版平台的“船”比学者论文借国外期刊的“船”难了许多，“船主”不仅要钱，还要版权，不少中国学者创办的英文期刊为了能借国外出版平台之“船”出海，不得不以版权的出让为代价，甚至完全交出版权。尽管如此，“中国英文版学术期刊……大多数选择与西方出版商合作，其中施普林格·自然囊括了近200种国内英文科技期刊。在JCR数据库的213种中国英文刊中，近98%是借船出海的。”“借船”的条件如此苛刻，可为何放着知网不用，而仍视“借船”为“走出去”的唯一通道呢？

2.知网为什么不是一个能够“走出去”的平台？

我们只需将知网与国际期刊出版集团作一简单比较，就会发现知网为何不能了。仅以爱思唯尔为例略作比较：

（1）旗下产品与知识产权。爱思唯尔的产品包括专业图书、专业期刊、数据库、知识服务平台等，十分丰富，仅学术期刊一项，即拥有2500余种专业期刊，包括世界驰名的《柳叶刀》等著名期刊，且皆拥有独立版权，在全球范围内罗织了数千名主编、数万名编委（审稿人）和数十万优秀作者，故而在国际学术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知网旗下不仅没有任何拥有独立版权的产品，而且宁可通过版权交易获取数据，也要将所有入编期刊编辑者和作者排斥在外，致使数据的深度利用和产品开发都举步维艰。

《柳叶刀》创刊号

（2）数字出版与建库模式。爱思唯尔早已将重心完全转移到数字出版上来，建库模式更是灵活多样，以满足用户的各种需要，但不管产品有多丰富，在其平台上，著名期刊领衔的刊群永远是最亮丽的标志性存在。知网的数字化起步时间虽然与爱思唯尔相仿，但没有独立产品，没有完整版权，侵权诉讼不断，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旗下期刊及其品牌形象和质量控制，建库模式只能选择拆解数千种期刊而成的单篇论文大库，不要说专业化、体系化的刊群和专业数据库不见踪影，连期刊也不复存在。

（3）经营方式与营利模式。由于拥有旗下期刊的版权，爱思唯尔的经营方式灵活多样，平台上从单本期刊到专业刊群再到全文及摘要索引数据库应有尽有，营利途径多样，经营非常成功，长期保持30%以上的高利润率。知网除了单篇售卖、整体包库和库内查重外，鲜有其他实用性的服务，虽然保持了更高的利润率，但营利模式单一，旗下没有期刊，版权风险越来越高。

（4）舆论压力与开放获取。面对超高的利润率带来的舆论压力，爱思唯尔尝试对部分期刊实行开放获取。开放获取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作者授权；其二，有人承担成本。满足第一个条件对于拥有期刊版权的爱思唯尔没有困难，为满足第二个条件，爱思唯尔设计了多种方案，但最管用或用得最多的还是由作者付费。同样面临舆论压力和开放资源的呼吁，知网却很难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甚至满足其中一个都难，知网与作者没有直接联系，未经授权就开放作者作品仍是侵权行为；而要向作者收取费用，连渠道也没有。

爱思唯尔标志

以上简单比较即已显现出知网与爱思唯尔的差异是全方位的，但最核心的差异还在于两者的企业性质大相径庭，爱思唯尔是一家拥有众多独立出版产品的专业公司，而知网虽然也号称出版主体，却没有任何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版权产品，只能将数据是否合法获取都尚且存疑的整个数据库作为一个大刊，以在国际学术界建立品牌形象为目标的期刊和刊群又怎能指望这样一个平台呢？

3. 统合两个出版主体共建平台是知网最好的出路

单一期刊借国际学术期刊出版集团的平台出海是可能的，但对于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期刊集群来说，“借船”却是一条难以走通的路，因为“借船”的条件就是与平台分享版权甚至版权归平台，如此一来，刊群建设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大打折扣甚至不复存在了。因此，近年来，多个科技期刊刊群都作出了自建平台的选择。但即使下决心“造船”，还是不得不以被国际著名数据库收录及在国际著名评价机构排行榜排名靠前为必须实现的近期目标，由此可见“造船出海”之路是何等艰难。

其实，期刊的困难何尝不是知网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知网过去的成功正是缘于期刊难以解决的困难，知网模式虽然诞生于数网时代到来之时，实质上却是一个面对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的设计，凭借拆解所有期刊，以单篇论文为传播基本单元的建库模式，实现了分散布局的期刊数字出版和网络传播，从而使得纸本时代构建的学术期刊体制得以在数网时代延续，这才是不同于爱思唯尔的知网能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知网模式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两个出版主体的并存。在知网模式下，学术论文从产出到传播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作者完成作品；二是期刊编辑部完成纸本期刊的编辑出版和数据转换；三是期刊编辑部提交排版数据，知网完成数字出版、入库并上线销售。在这个关系链中，三者的身份分别是：作者是作品的知识产权所有者；期刊是作品印刷版的出版主体，知网是作品数字版的出版主体。可见，同一出版对象，即同一篇学术论文，必须先后经由期刊和知网的相关出版程序，才算完成了整个出版过程而进入传播。两个主体并存看似解决了分散布局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传播问题，但是，也留下了巨大隐患：

第一，作者授权和质量控制问题难以解决。知网作为一个出版主体，与作者却没有建立任何直接联系，不可能直接获得作者授权，始终存在侵犯作者著作权的风险，也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质量控制。

第二，营利模式有失公平。知网不仅独享了定价权，成功地以极低的价格买入再以较高的价格卖出，而且买卖对象都是同一家，即第一、二阶段的生产者，本来应该双赢的合作也就变成了知网“赢两次”。知网借助特定的合作模式掠夺了作者和期刊的利益而自肥，价格高低只反映了知网胃口的大小，即使降价，知网模式也不合理。

第三，学术传播的数字化转型煮了夹生饭。知网模式下，“因学术期刊体制不合理造成的学术期刊大量同构、体系化缺失、与学科和学术共同体相分离等问题不仅没能解决，相反因期刊在知网平台的消失而更加严重，已成世界潮流的学术期刊专业化、数字化、集群化转型在中国的步伐也因知网的出现而明显放缓甚至停滞了。”

第四，缺乏与国际出版集团竞争的实力。如果学术传播只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内运行，知网模式似乎没有太大问题，但当中国学术迫切需要“走出去”形成世界影响、争夺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时候，其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了：“拿什么来与国际学术期刊出版大鳄比拼，是靠仍在以纸本出版为中心大量同构却又是单枪匹马的学术期刊，还是靠信息杂陈硕大无朋却没有边界没有独立信息源的知网？”

由此可见，知网模式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舆论所指斥的其对作者著作权的侵犯和谋取暴利的行为，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它阻断了中国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合理进程，专业化、体系化的期刊集群无法形成，当然也更不可能打造出期刊可以依托的“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数字出版传播平台。

学术传播的未来之争既是话语权之争，也必定是出版传播平台之争。白手起家的知网在脚踏实地步步为营还是能省则省迅速壮大之间选择了后者，以无视甚至侵犯作者和期刊权利的简单粗暴手段迅速占领了国内市场，但当他们准备向国际市场挺进时，与爱思唯尔这样的对手简单一比较，就会发现，早期成功之门道如今却成了致命的隐患——没有作者，没有期刊，没有版权，没有品牌，只有单篇文献汇成的大库，无奈之下，只能做些诸如“双语数字出版工程”这样的既烧钱又无实际效果的“国际化”花样文章。

如今，知网连同被其引入的学术期刊都处于困境之中，学术期刊苦于找不到一个数字化转型和“走出去”的平台而不得不自建，知网则因急功近利而被“走出去”的期刊集群无视后，又因涉嫌市场垄断、侵犯版权、谋取暴利而陷入舆论的漩涡之中。

面对汹汹舆情，知网如果仅将此看成是一场磨难，那么，做出的选择也许会是：价格有所调整，多渠道尽可能地与作者达成授权协议，但舆情平息后仍会继续维持以往的模式，即两个主体并存，期刊负责印刷出版，知网负责数字出版，各司其职，互不越界，共同守护好国内学术传播的固有阵地。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笔者毫不奇怪，因为只要期刊分散布局的格局不改，知网这样的平台就可以长期存续下去，但要想通过知网建立期刊品牌形象甚至专业刊群进而“走出去”，那就别指望了。

当然，如同创建时那样，知网如果同时还看到期刊的困境也是一种机会，那么，则可以有另一种选择：面向未来，与学术期刊携起手来，告别知网模式，走两个出版主体统合起来共同打造一体化全流程出版传播平台之路，“在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利用平台的信息聚合功能实现资源的集约化，精心打造专业化、体系化、集群化学术期刊并在一体化平台呈现，迅速树立起具有完整版权的期刊集群整体形象和每个期刊独特形象”。这样的选择，难度和风险都更大，需要重建与学者和学术期刊的关系，需要改变知网的建库模式和营利模式，更为关键的是需要相关政策及时到位的支持。难度和风险虽大，却是一条最切合中国学术传播未来需要的路，也是一条能让知网真正摆脱困境重现辉煌的路。

七、结语：数字化转型仍在路上

本文所谓“学术传播数字化转型”指的是：学术传播从纸本时代到数网时代业态的转换，即经由编辑出版流程的数字化、传播路径的网络化、发布平台的集成化、服务功能的多元化等模块的先后达成且不断升级迭代，直至一种全新的、完整的学术出版传播模式逐渐定型的整个过程。由于学术论文是公认的最新科研成果最迅速、最正式的发布形式，所以，作为论文主要载体的学术期刊是所有学术传媒的核心所在，也是学术传播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所在。

在中国，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三十年前就已开始至今仍在路上的充满挑战充满曲折也充满希望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初开始激光照排系统在学术期刊出版中的应用，此后，转型有两条交织在一起的基本线索，主角分别是传统学术期刊和跨界而入的中国知网（指其成员皆来自期刊以外的行业）。

不过，“学术期刊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学术期刊人手中，管理部门如何决策和行动才是关键”。对期刊如此，对知网同样如此。只有顶层设计才具备一锤定音的权威。所以，在以期刊和知网分别为主角的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之外，还有一条足以影响乃至左右两者行动和进展的线索存在，三十年来，这条线索所指的方向有一个逐渐清晰和明确的过程。从“光盘版”问世到知网上线，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这样的数字化转型探索一直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同时，主管部门也意识到学术期刊在应对数网时代到来时陷入困境的原因，故而相继动员和部署了包括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针对学术期刊和学术传播的改革。激起最大反响的2012年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方案虽然因为并不切合多数学术期刊的实际而没能完全落实，但赋予期刊以市场主体地位的改革仍使部分具备改革条件的期刊改变了身份，通过市场化运作，扩大了刊社规模和影响，推进了集群化建设。近年来，清除“四唯”“五唯”和破除“SCI至上”行动启动了学术评价体系的重建，学术期刊在重建学术评价体系进而在传播中国学术、构建中国学术话语权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学术期刊“走出去”的探索、建设期刊集群和数字出版传播平台的尝试不仅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而且已被明确为未来学术期刊发展的方向。

《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

2019年8月，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一个月后，又联合发布了《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9-2023年)》，2021年5月，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将培育世界一流期刊的目标从科技期刊推及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内的所有学术期刊。有关部委在不到两年时间内相继发布两个《意见》和一个《行动计划》，无疑宣示了在经过多年多方探索之后，仍在路上的学术传播数字化转型的未来发展路径和方向已经明朗，那就是“全力推进数字化、专业化、集团化、国际化进程”，“推动学术期刊加快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努力打造一批世界一流、代表国家学术水平的知名期刊”。这不仅让期刊人也让学术界看到了希望。如果这一目标能如期实现，那么，到那时，我国专业化的学术期刊集群及平台当有与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自然等出版大鳄比肩竞争的实力。

如今称霸国际学术传播市场的西方学术期刊出版集团从来都不是尽善尽美的，也不可能是学术传播数字化转型的唯一模式或方向，相信我国的世界一流期刊建设会走出一条特色道路，但不管建设将如何展开，只要世界一流期刊的目标不变，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专业化、体系化、集群化和集团化这一步都是必须迈出的。由此足见，知网模式与我国学术期刊未来发展方向并不吻合，知网模式只能是我国学术期刊发展史上的一个过渡性产物，而不可能代表未来发展的方向。

本文作者著《雾里看花：谁的期刊 谁的评价》

在方向已经明确的当下，世界一流期刊建设的启动无疑给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注入了新的动力，如何抓住这一机遇，与时俱进地告别知网模式，重新走上通往数字化、专业化、集群化、国际化的转型之路，这是知网，也是学术期刊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原文载于《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4期，作者：朱剑，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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