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环顾世界艺术之林，中国书法无疑是独特的存在，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瑰宝，它以无穷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练习、钻研。而经由数千年的开创、传承和创新，所衍生出的多样风格，更为书法艺术增添了别样韵味。近来翻阅《天放入神：二爨书法展览作品集》，收录的100余位文化名家的笔墨，既似刀斧击凿般雄强、劲健，又如闲花浮竹般逸致、灵动，刚柔并济的精髓，被“二爨”书法展现得淋漓尽致，其“独步南境、卓尔不群”的艺术精神呼之欲出。
“二爨”，即魏晋时期所刻的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前者享有“魏晋正书第一体”“南碑瑰宝”的美誉；后者被冠以“隶楷极则”“神品第一”的称号。“二爨”以其朴拙且清新、严谨而飘逸的艺术风格，历来为书家所珍爱。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觅其踪影，譬如招商银行的标识字、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片名题字等，均取自“二爨”。
梁晓声的“通旷清恪”、莫言的“瑰玮之质”、王蒙的“龙腾凤翔”、贾平凹的“卓尔不群”……书中所录“二爨”书法作品的创作人，不仅有当代书法名家，还有著名作家等来自全国各文化领域的佼佼者。在每一页面上，今人书法与古碑文拓片交相呼应，形神似而不似，不似而似，仿佛贯穿了1600年的历史风尘，演绎着一幕幕跨越时空的“古今对话”。“二爨”，这种独成一体的书法美学，线条分明冷硬如铁，却又生出一缕柔情，此般笔墨恰如辛弃疾词，“吹角连营”的豪放之外，亦有“玉骨冰姿”的婉约。
一种书法体式的形成，离不开所处时代及其文化。据史载，蜀汉建兴三年，随着诸葛亮南征，作为大姓势力代表的爨氏家族，开始逐步统治南中（现云南曲靖地区），并在此后的400余年间，形成了“上承古滇文化，下启南诏文化”的爨文化。这是由中原汉文化占主导的外来文化，在与曲靖及其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长期大融合后，绽放出的一朵独具特色的奇葩，蕴含着“开放、融会、继承、创新”的精神内核。而流传至今的“二爨”碑刻，经久不衰的“二爨”书法，正是文明交流互鉴、民族融合发展的有力见证，它们诠释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根”和“魂”。
书中还集结了多篇聚焦“二爨”书法的文论。陈振濂的《谈关于“二爨”的风格学意义》一文，由碑学兴起入手，分析了这一书法体式是如何从原来另类的存在，迅速变成现代典范类型的。陈大中在《特立独行之美——爨宝子碑》里，将其置于大的美术观去审视，进而指出：“它的造型结构是非常有巧思的，摆脱了很多文字书写的习惯性，但又把文字写得更艺术化。”平建有则在《“两爨”中的汉文化精髓》中，从儒家教育和儒家思想、汉文文体赋和骈文、汉字书体书法等方面考据，梳理了“两爨”中丰富的汉文化内容。
“二爨”书法，一种出乎意料的美，一种守正出新的艺术精神。事实上，书法也是有性情的，一笔一画尽书中华风骨。诚如著名书法家孙伯翔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有较深的行止功力，性情才能显露。显露的是什么呢？显露的是中华民族的正大气象，这也是我们所追求的中国书法的核心精神。”（作者：刘学正，单位系山东省阳谷县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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