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与徐志摩：一段鲜为人知的友谊，梅才是孕育徐陆爱情的温床

说起梅兰芳与徐志摩，总像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长期以来，在坊间流传的二人的故事中，几乎找不到对方的身影。

诚然，一位是京剧“四大名旦”之首，中国传统戏曲的代表人物；一位是现代新月派的著名诗人，杰出的新派文化代表。

这样“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新旧文化代表，会有交集吗？

答案是肯定的。不仅如此，两人的关系还很亲密。甚至可以这样说，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情，都与梅兰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梅兰芳

关于梅兰芳与徐志摩有交集的证据，可以从徐志摩的一次“反水”说起。

1923年4月24日晚，徐志摩带着激动的心情，在北京观看了美国霍路会剧团演出的英国话语《林肯》。

然而令他惊讶的是，这场由世界知名剧团演出的新剧，北京新剧界的同仁观者竟寥寥无几，甚至连那些平时自命新潮的大学生都不见了踪影。

对此，徐志摩在《晨报副刊》连续四天发表文章，抨击嘲讽了新剧界对外国名剧团演出的麻木。

在他看来，这些所谓“新剧”的支持者，平日里口口声声喊着要将“新剧”在中国发扬光大，可真当新剧来了，却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捧场。

徐志摩

“看客里中国人颇不少，楼下有梅姚和他们的侍从，楼上有新剧家陈大悲，大悲看得乐疯了，口里不住得遏着气，嚷好，忘情之极，甚至使劲地踢脚，踢得他前排看客的腰背都痛了！”

此话一出，立刻在新剧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徐志摩如愤青一般的叫嚣，而是文中提到了“梅姚”。

“梅姚”就是梅兰芳与姚玉芙，显然，他们是旧剧界的代表人物，徐志摩拿梅兰芳来批判新剧家们，自然落得个“胳膊肘往外拐”之嫌，惹得新剧家们非常反感。

梅兰芳

几天后，北女高演出易卜生的话剧《娜拉》，徐志摩中途退场，给了新剧界“反击”徐志摩的机会，一时间，口诛笔伐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徐志摩虽是新派人物，却十分喜欢京剧，据徐志摩的朋友毛子水回忆：

“有时到腊库胡同去拜访徐志摩，远远便听见他唱戏的声音了，听那唱腔很可能是学杨小楼。”

1923年5月，徐志摩、林徽因等在真光剧场筹办了奥地利大提琴家喀拉士拉的演奏会。

因观众过于火爆，演出票供不应求，徐志摩嚷着要加座，引起了新剧界芳信等人的注意。

林徽因

“我深深地在脑筋里给他铸了一个铜像！因为有人指示我，那就是教训我们不看《林肯》，而大恭维梅兰芳、姚玉芙看《林肯》的徐志摩先生。”

在芳信眼中，大提琴演奏会是高雅的艺术，观众应该是全身心的享受，怎么能像旧式戏院一般，说加座就加座呢？未免将高雅沾染上了江湖习气。

恰巧，那一天梅兰芳也在场，他身着西服，与家人和侍从占据了正对舞台的一个包厢。

开场前，徐志摩来到包厢，领着梅兰芳一行人来到后台，去和喀拉士拉见面握手，一会儿又有说有笑地领着他们回到包厢里来。

徐志摩

由此可见，徐志摩和梅兰芳是有交情的，而且十分相熟。

否则，梅兰芳不会在徐志摩、林徽因组织的音乐会中，占据正对舞台的一个包厢，徐志摩也不会如此热情地介绍梅兰芳与喀拉士拉见面。

那时候的梅兰芳不可不谓站在风口浪尖上，一方面，他是京剧红极一时的代表，风华正茂，身边聚集了一批传统文人，形成了“梅党”。

另一方面，梅兰芳又是新文化人士攻击的靶子，包括鲁迅、郑振铎在内的许多进步文人都曾对梅兰芳进行过严厉地批判。

而徐志摩本是个新派人物，他赞扬梅兰芳看新剧、批评新剧界无人问津，本是为了推崇新剧。

鲁迅

不承想，在一些人眼中，这世间的事非黑即白，赞扬梅兰芳似乎就等于赞扬旧剧，因此才惹出这样一场纷争。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胡适、瞿菊农等人之邀来到中国，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其实是徐志摩极力促成的。

泰戈尔来华后，与他接触最多的就是徐志摩，他几乎全程陪同了泰戈尔的中国之行，并担任翻译。

梅兰芳在《忆泰戈尔》一文中曾这样说：

“在北京城里许多次集会中，使我最难忘的是1924年5月8日那一天。泰翁早就选择了到北京来度过他六十四岁的寿诞，而我们也早就准备为他祝寿，排演了他写的名剧《齐德拉》。”

前排左起：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

梅师口中的“许多次集会”，说明了他和泰戈尔见面是很频繁的。晚年时的梅兰芳在回忆自己与泰戈尔的交往时，许多细节仍记忆犹新。

尽管在回忆泰戈尔的文字中，梅兰芳并未提徐志摩，但作为泰戈尔的翻译，徐志摩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泰戈尔左右，所以梅兰芳与徐志摩的交往应当是相当频繁的。

不仅如此，梅兰芳还是徐志摩与林徽因恋爱失败、以及徐志摩与陆小曼新恋情开始的见证人。

1924年5月20日，梅兰芳、梁启超等人为泰戈尔的太原之行饯别，晚上还亲自到火车站送行，梅兰芳回忆当时的情景：

泰戈尔访华期间合影

“在汽笛长鸣，飙轮转动的前几分钟，竺诗人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希望你带剧团到印度来，使印度观众能够欣赏你的优美的艺术。’我答：‘我一定要到印度来，一则拜访泰翁，二是把我的薄艺献给印度观众，三来游历。’”

而这个时候的徐志摩在做什么呢？他在火车上抓紧最后几分钟，给送行队伍中自己热恋的对象、当时已经是梁思成未婚妻的林徽因写信。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

林徽因

信还没有写完，火车却已经开了，他来不及交给林徽因，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看着徐志摩伤感的神情，就把这封“未寄出”的信抢了过来，收在了自己的行囊里。

直到数十年后，梁锡华去英国拜访恩厚之，这封信才重见天日。

这封信也证实了，林徽因与徐志摩确实有过一段缠绵悱恻的恋情，而林对徐摊牌、斩断情丝，正是徐志摩信中所说的“大前晚”。

众所周知，像徐志摩这样真性情的人，是不可能掩饰、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悲伤的，而梅兰芳和泰戈尔一样，都是徐志摩恋爱失败的见证人。

林徽因与徐志摩

只不过，梅兰芳比泰戈尔还多了一重身份，那就是见证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爱，并孕育了他们爱情滋长的温床。

很多人都认为，徐志摩与陆小曼相识于1922年的一场舞会，但这一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不过，1924年5月8日，协和礼堂徐志摩、林徽因等名流汇聚演出《齐德拉》的那天，陆小曼却真真是站在礼堂的门口发放宣传册。

一名叫做赵森的工作人员，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在排演时印好许多说明书，美丽精工，议定由陆小曼在礼堂门口招待时发售，每册一元……在礼堂的外部，就是小曼一人最忙，进来一位她就递上一本说明书，同时收回一块大洋钱。”

陆小曼

随后，赵森还不忘对陆小曼的绰约风姿赞叹一番：

“……看她那瘦弱的身躯，苗条的腰肢，眉目若画，梳着一丝不乱的时式头，斜插着一枝鲜红的花，美艳的体态，轻嫩的喉咙，满面春风地招待来宾，那一种风雅宜人的样子，真无怪乎被称为第一美人。”

显然，身边有这样一位醒目的美人，徐志摩不可能视而不见，所以，至少在那一天，徐志摩是认识陆小曼的，只是当时的他还沉浸在与林徽因的情感纠葛之中。

后来，徐陆二人常常出入于舞会、戏院等社交场所，而梅兰芳的戏，是他们最常看的。

陆小曼

众所周知，陆小曼出身名门，自小痴迷戏曲，当时，“南唐北陆”两大名媛昆曲技艺的高超，丝毫不亚于专业演员。

所以，陆小曼与徐志摩常出现在梅兰芳的演出台下，是再正常不过了。

多年后，梅兰芳访日，在上海画院供职的陆小曼托其带些日本宣纸，梅兰芳回国后让秘书亲自送上两百张供陆小曼使用，不但不要钱，还鼓励她多多作画。

可见，梅兰芳与陆小曼早就十分相熟了。

梅兰芳

再将时间拉回到上世纪20年代，彼时的陆小曼尚在“婚内”，热恋中的徐陆二人又常常出入于戏院、舞厅等场所，才子佳人的“婚外恋情”，很快便引来了流言蜚语。

舆论重压之下，徐志摩不得不借去见泰戈尔之机出国躲一段日子。

陆小曼在日记中曾清晰地表明，在徐志摩出国的那段日子里，去看梅兰芳，已经成为她排遣相思之苦的主要方式，甚至常常一天要看两场。

“那天礼拜六梦绿他们去看戏我没有去，他回来了我觉安，无味得很，又是梅兰芳请的两个厢，女人去有些不便，我从今后在行动上得格外小心，闲话真可怕。”

陆小曼与徐志摩

如此看来，那时的梅兰芳请陆小曼看戏是很频繁的，而且两人十分熟络，以致她不需要买票，是梅兰芳“请”来看，而且是有“包厢”可坐的。

后来，陆小曼还在日记中记录了父亲教训自己的话：

“……还有你同志摩从前在戏院看戏的时候，二人相看眼光里带着无限深情的样子，叫人说闲话，这就叫吊膀子。”

陆父的话，足可见证“戏院”正是两个人眉目传情、孕育情爱的最大温床。

1930年，梅兰芳访美，熟悉梅师的人都知道，关于访美一事，梅兰芳与“梅党”已经筹备了七、八年，梅兰芳本人对此更是十分重视。

梅兰芳访美随行人员名单

那么，徐志摩对梅兰芳访美是否起过作用呢？从当年梅兰芳访美一行的名单中便可一探究竟。

这份赴美人员名单的顺序，基本可以认为是重要程度的排名。21人中位列第三的人，名叫黄子美。

关于黄子美的记载，史料非常少，但可以肯定是的，在《齐如山回忆录》和《梅兰芳游美记》中为齐如山非常不齿的黄姓会计，便是此人。

在齐如山看来，梅兰芳美国之行经济上的亏损，和黄子美不无关系。

梅兰芳赴美演出的经费非常紧张，因此，随行人员的挑选也非常严格，几乎每个人都身兼数职，连场面的人也常常要扮演角色。

梅兰芳访美期间与旧金山市长握手

而作为一个只会记账的会计，黄子美能成为赴美演出团队的一员，很难说和徐志摩没有关系。

从徐志摩称呼黄子美为“黄爹”这一关系上看，二人绝非泛泛之交。

事实上，黄子美不仅是徐志摩父亲徐申如的朋友，更是徐志摩创立的“新月社”的出资人之一。

据说，梅兰芳每次来上海演出，几乎都要去拜会徐志摩，尤其在赴美前夕，徐志摩有美国留学的经历，自然更加了解美国的情形。

对于怎样才能让西方人更好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京剧艺术在美国演出可能出现的情况方面，徐志摩对梅兰芳是有很大帮助的。

徐志摩与前妻张幼仪

正如傅谨先生所说：“胡适与徐志摩是梅兰芳接通西方主流文化的通行证。”

1930年7月19日，梅兰芳率团访美归来，上海各界人士在大华饭店为梅兰芳接风洗尘，请帖名单上共44人。

包括青帮大佬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上海商会总会长虞和德，中央银行总裁贝祖治，新文化主将胡适等。

而在这样一份堪称绝对重量级的名单中，徐志摩的名字赫然在列，可见梅兰芳与徐志摩的关系非同一般。

就在访美归来的第四天，梅兰芳专程登门拜访徐志摩，送上自己的亲笔画作一幅，并在题字中称徐志摩为“大诗家”，不可不谓敬重有加。

梅兰芳与徐志摩罕见同框

两天后，梅兰芳登门拜访胡适，从梅大师的拜访顺序上看，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至少在文化界，他与徐志摩的亲密关系是无人能及的。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遭遇空难，英年早逝，梅兰芳含泪写下挽联：

归神于九霄之间，直看噫籁成诗，更忆拈花微笑貌；
北来无三日不见，已诺为余编剧，谁怜推枕失声时。

一句“北来无三日不见”，透露了梅兰芳与徐志摩的深情厚谊。

同年2月，徐志摩应胡适之邀，担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兼任北京女子大学教授。

胡适

陆小曼因身体抱恙，不愿北上，只身留在上海。如此，徐志摩便有了大把空闲时间，从徐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他经常出入戏院。

那个时候，戏院已经成为徐志摩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彼时正是梅兰芳红遍大江南北之时，与其说徐志摩是去看戏，不如说是去看“梅兰芳”。

“北来无三日不见”足以说明他们见面之频繁，而“已诺为余编剧”，亦说明了两个人在艺术上的共鸣。

可是，这一切的一切，都随着飞机爆炸的轰鸣声，随风飘散。怎能让人不感叹这人世间的无常？

梅兰芳

也许，我们可以大胆畅想，倘若徐志摩没有登上那班飞往北京的飞机，或许我们真能看到他为梅兰芳编写的剧本。

若真能如此，那将会是一道怎样的绚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