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当“新红学”遇到“阶级红学”，对《红楼梦》是福是祸？

红学大师俞平伯说：“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很高的。”一生酷爱《红楼梦》的毛主席却有不同意见，他在俞平伯这句话下面画下两道粗线，并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后来的《红楼梦》观点之争，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

一部《红楼梦》，从成书到现在，历经几百年，被注入多种解读，成为各家各派宣讲自己政治主张的工具，以文字角逐政治，用政治解析书本，这肯定是曹雪芹生前所始料不及的。

五四时期，胡适整理传统文化，认为《红楼梦》充满了颓废精神，与新文化所倡导的“德先生”“赛先生”格格不入，胡适自创“考据派”，认为《红楼梦》不过是带有作者自传性质的自然主义杰作而已，老老实实地描写了大家族的坐吃山空的自然趋势，并称“索引派”费尽心机给《红楼梦》加上一层不自然的解释，十分牵强。

作为胡适的弟子，俞平伯在其代表作《红楼梦辨》发展了胡适的主张，否认《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不过是（作者）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是一种“消遣作品”。

由于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胡适、俞平伯所开创的“新红学”一度成为《红楼梦》研究领域的主流声音。

对于学术发展而言，自古以来就有百家争鸣的传统，多种思想交锋，更容易碰撞出真理的火花。新中国成立后，思想学界开始逐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析历史和文学，山东大学的两个青年人李希凡、蓝翎，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红楼梦》的时代意义及其伟大成就，“做出我们的理解和评价”。

这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与俞平伯的观点针锋相对，他们在文中指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们提出，“《红楼梦》揭示了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

最后，他们得出了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是“唯心论”的结论。

当时学术界的很多名人都不赞成山东大学的两个青年的文章，认为文章“很粗糙，态度也不好”，文章的发表到处碰壁。直到这篇文章经江青之手，进入到毛主席的视野。

谈及当代中国的红学发展，毛主席是个绕不开的特殊人物，他一生研读许多古典文学名著，其中阅读次数最多、评论最多、最喜欢引用的，就是一部《红楼梦》。

毛主席是一个红迷，他自创的红学研究方式被海内外红学家称为“革命的红学”、“红学阶级斗争论”。

对于一部小说，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阅读感受，俞平伯认为，谈论《红楼梦》每个人都是自带偏见的，所以“了无标准”，“麻油拌韭菜，个人心里爱”。但毛主席认为，这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总之，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诸多观点，同毛主席认为《红楼梦》描写了“很精细的历史”“有丰富的社会史料”的评价相去甚远。

毛主席在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聊天时，经常提及《红楼梦》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卫士张仙朋回忆说，他们对主席讲得并不完全理解。

此时没有人知道，毛主席正在酝酿一篇重要文章。

1954年10月16日，毛主席写下酝酿已久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认为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发表“小人物”（指李希凡、蓝翎）的批判文章，是一件奇怪事情，继而发展成波及全国的一场思想批判运动。

这场运动的核心内容是，“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

毛主席发起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不是偶然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毛主席的思想起了变化，认为既然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被逐步消灭中，那么，铲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就是势所必然了。

而1951年关于《武训传》的讨论没有充分展开，1952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收效甚微，毛主席正想在学术领域掀起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俞平伯是胡适的学生，也是胡适新红学派的重要人物。他的身份和履历，导致了他终将迎来这场批判。

这场运动发起时，红学研究一派热闹，在毛主席号召下掀起了一场全民读红评红的热潮。

虽然自《红楼梦》诞生起，就有无数的人喜欢它，但很长一段时间，对《红楼梦》的赏鉴还限制在文学艺术和背景考证等学术范围内，是毛主席，把《红楼梦》的地位空前提高。

毛主席提倡干部读《红楼梦》，他经常征引《红楼梦》中的典故来喻事说理，他不止一次要求干部“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连粗枝大叶的许世友将军也在毛主席的要求下，读了六遍《红楼梦》的删减本。

不过，当晚年的许世友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他连“金陵十二钗”都分不清，认为《红楼梦》说的尽是吊膀子的事儿（指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

可见，对毛主席心目中的这部旷世经典，不是所有人都能跟得上伟人的思路。

当文学的夹杂着政治，文学就已经不再纯粹了。

用高度意识形态的视角去解读一部小说，无论初衷如何，最终都容易让学术研究越来越僵硬，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红学研究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红学文章连篇累牍出现，但皆不能形成良性的红学研究学术积累。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大陆从学术角度出发的红学研究已经不占主流，阶级红学领一时风骚。

批判胡适的文章劈天盖地、绵延不绝，汇集起来足足有八大本，据说当时在大陆没有人读完过，反倒是在美国的胡适却托人求得此书，认认真真读完了，并做了批注和笔记。

俞平伯受批判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绝口不提红楼梦。他在“文革”时受尽凌辱，研究资料被搜掠一空，即使平反后也深居简出。

后来，俞平伯作了一篇名为《索隐与自传说闲评》的演讲，他说：不否认《红楼梦》有很复杂的情况、多元的性质，可从各个角度而有差别，但它毕竟是小说。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其实是根本的误会。

俞平伯晚年有句话颇令人值得玩味，他说：

“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无意中掀起了这场政治风波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后来也没有逃脱政治斗争的魔咒，蓝翎被打成“右派”，李希凡在“文革”结束后受到审查，二人也因那篇掀起巨大风波的文章的“发明权”而交恶。

在中国，没有一部小说，像《红楼梦》一样激起那么多人的研究兴趣，没有一部小说的研究像《红楼梦》一样曾激起波及全国的政治风暴，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一部《红楼梦》，竟让这么多人来阅读与研究，惹出这么多人间是非，既证明了这部小说所具有的特殊魅力，却也让它承载了太多它不该承载的东西。

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术，对红楼梦的研究永远不会统一，不能强求研究的同类化，学术没有定于一尊的，红学研究更需兼容并包。近百年的红学考证研究，反而制造出了更多的谜题，所以，俞平伯说《红楼梦》越研究越觉糊涂。

只是，这部小说，真值得我们投入如此多的时间、精力、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考证和研究吗？红学消耗了社会这么多资源，写出来的有几篇是真正有实际价值的东西？

让属于文学的，回归文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