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初到清末，分析矿政制度的演变过程

历朝历代，对于矿产的管理都是十分重视的，基本上是实行禁民私采的政策。因为统治者认为，矿产凝聚日月精华，滥行开矿是会破坏王朝龙脉风水的。而且开矿利润远比耕种可观，如果大肆开矿，必然会荒废务农本业，追逐末业之利。

清代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既继承了前朝的禁矿措施，但随着与西方国家经济、文化的不断接触，在矿政上有了一些改变。从清前期到后期，政策制定上也从禁矿到允许一定程度的开采，不过这个转变的过程是十分漫长的。

顺、康时期矿务政策的演变

清政权雄踞于满洲时，为了加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在一般情况下是允许开采金银矿的。入关后，清统治者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安定社会，巩固其政治统治。因而对金、银、铜、铁、铅等矿产，基本上采取了封禁的政策。如顺治二年，清廷关闭了著名的山东招远芝山银矿等。

顺治九年十二月，工部上奏称“查故明万历时，差官开矿，徒亏工本，无裨国计，而差官乘机射利，遍肆索诈，掘人冢墓，毁人田庐，不胜其忧。前事甚明，应严行禁止”。顺治帝批准了工部的建议，清代的禁矿政策由此正式开始，并一直延续到康熙朝中期。

康熙中期，清王朝的版图空前广阔，政权亦日趋稳固，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因此清廷的矿禁一度有所松弛。当时，许多贫苦人民因“无室可居，无田可耕”，遂不顾朝廷的禁令，私挖偷开矿产，尽管清政府对矿区开采封锁道路，断绝粮菜食物盐，甚至派官兵重点驱捕等措施，但仍是屡禁不止。

为此，康熙帝于1713年命大学士、六部九卿等会议，如何才能使“穷民获有微利，养养生命”，但又不致“聚众生事，妄行不法”。大学士、六部九卿等议决，承认既成事实，除云南、湖广、山西等省雇用本地人开矿不议外，凡其他各省矿产尚未开采者，仍行严禁。凡是本地穷苦百姓，“现在开采者，姑免禁止，地方官查明姓名记册，听其自开。但严禁外省殷富之家霸占开采。”

清廷之所以采取弛禁姑息的态度，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开矿的民人百姓，“皆系无室可居，无田可耕，乏产贫民，每日所得锱铢，以为养生之计，若将此等乏产贫民尽行禁止，则伊等何以为生。”清廷如若忽然禁采，担心民众不满，恐生事端。同时，也寄希望于若矿产丰裕，亦可为国家增加财赋。

雍、乾、嘉时期矿务政策的实施

雍正帝继位后，情况有所改变，大臣多建议开放矿禁。但雍正帝认为，各矿乃为自然所生，“非人力种植可得，焉保其生生不息，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绝利，则散之甚难”。因而，对广东、湖南、广西等省地方督抚疏请开矿的奏请，“均不准行，或严旨切责”。雍正时期，矿禁复严。

乾隆初年，清王朝的政治愈加巩固，经济愈加繁荣，整个社会对于货币的需求，对于各类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开采金、银等贵金属和其他矿产已势在必行，各地督抚不断奏请对金、银、铜、煤、铁等矿弛禁。

1773年，乾隆帝降谕称：对于已经发现的金矿等，如果不加区别地辄行封闭，荒弃山中，“未免因噎废食”，强调“金银等矿，乃地产精华，自无不行发露之理，开采一事，原因天地自然之利，为之加意节宣，特在人之善为妥协办理耳”。除了金、银、铜、铁、铅等矿之外，其他诸如煤、锡、硫磺、水银、朱砂等矿，也相继弛禁，允准开采。

乾隆年间，闭封矿产之事虽然也屡有发生，但所封禁之矿，多为边疆地区。据不完全统计，乾隆朝报采的各类矿场数量，都高于清前期其他各朝。

嘉庆元年（1796），爆发了川楚白莲教起义，清王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开始走下坡路。这种衰败现象，在矿务政策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嘉庆帝认为，开矿治炼等，必须千百成群，经年累月方著成效，而开矿办厂，“聚游手之民，生衅滋事，势所必然。纵使官为经理，尚难约束多人。若听一二商民集众自行开采，其弊端无所不至。”

在白莲教起义的打击之下，清廷再次下令对开矿实行封禁政策。清廷的再次封禁，大约维持到了道光朝中期鸦片战争前后。道光初年，清廷封闭了甘肃、直隶等省的金银等矿，据称是因为“其时岁入有常，不轻言利”。实际上，当时清廷的财政已呈拮据之势。

鸦片战争以后矿务政策的调整

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因需要支付巨额军饷和对外赔款等，国库入不敷出。1844年，道光帝下旨各省督抚，除现在正开采的各矿场外，“如尚有他矿愿开采者，准照现开采的各矿场一律办理。”四年后，道光帝再次谕令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江西等省督抚，“开矿之举，以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下，仍是藏富于民”，不得借口矿丁人众，易聚难散等而废闭矿场，对各省矿场旺盛之区，需酌量开采。

在谕旨中，道光帝还警告说：“倘游移不办，朕断不难派员前往复勘”，至于各矿采用官办、民办、商办，抑或是别种形式，“朕亦不为遥制”。道光二十九年（1849），定郡王载铨等议定《云南矿厂章程》四条后，一时矿禁大开。

道光朝之所以鼓励民间开矿，主要是官营采矿的种种弊端已经充分暴露。采用民办的开矿形式，既可稍稍排除经手官吏乘机中饱私囊所造成的弊端和损失，又无须担心矿厂倒闭的赔累亏本，对其财政收入颇有好处。

咸丰继位后，正是太平天国起义之时，清政府因军饷匮乏，急于开发各种贵金属矿产。咸丰帝多次降谕称：“当此军饷浩繁，左藏支绌，各省督抚，务宜权衡缓急，于矿苗丰旺之区，督派干员悉心履勘，各就地方情形，奏明试办。但以有碍风水，聚众滋事等语，一奏塞责。”

另外，咸丰帝还对开采矿产易于聚众滋事等陈词旧说予以批驳：“朕思开采矿厂，以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下，较之一切权宜弊政，尚属无伤体制，有裨民生。惟在地方官经理得宜，自不致别滋流弊。即如现在各省旧有矿厂，按年开采抽课，官民日久相安，岂非明验？”

清前期历朝最为重视的是铜、铅、锡等矿，基本上采取的是开放政策；金、银等贵金属次之；煤、铁、硝、硫磺等矿业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乾隆朝是矿业兴盛的时期，全国在采的矿厂达313个，而康、雍时期只有60多个，嘉、道年间也未达到乾隆中期的水平。

清代的矿厂主要集中在云贵、两广、四川、湖南等省。银矿与铜矿，以云南最多，80%以上的银矿在云南，银年产量大致在50万两左右，而铜矿云南一省即占到了全国铜产量的95%，年产量高达1400余万斤。铅矿以贵州最多，铁矿则以广东居最；煤矿以广东为多，其后逐渐为奉天，吉林等省所替代。

综上所述，清代历朝的矿务政策，经历了从封禁到禁而复开、开又复禁，再到某种程度的弛禁、提倡的曲折过程。这一过程的演化，除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外，还与清王朝政局的稳定与否、统治力量的强弱变化、财政状况等存在着直接而微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