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里的夏商周：从青铜器到礼制成形（下）

“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当前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引发沪上观展热潮。该展作为上海博物馆策划的第一个“何以中国”考古与艺术系列展，希望能够从“文明”的角度来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以及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深层原因。《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经授权刊发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为展览同名图录撰写的学术文章，分上、下两篇予以刊发。本文从城市、文字、青铜器等具体文明要素出发，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统一性与多元性的特征进行深层解读。此为下篇。
青铜器
冶金术和金属器的出现，是人类生产力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1816年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首次提出根据人类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划分社会进化阶段，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个“三期论”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而沿用至今。大规模的青铜器铸造需要强有力的社会组织，也促进了相关手工业的迅速发展。西方的青铜器主要为生产工具和兵器，经济生产方式由此得以改变。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却主要体现在礼器方面，青铜生产工具很少。这是因为中国的宗教祭祀观念与国家政权相结合，青铜原料和铸造技术被贵族阶层所控制，制作成用于祭祀和宴飨活动的青铜礼器，并象征着国家政权和贵族身份等级。《左传·成公十三年》称：“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器是用于“养神”的“祀”，兵器则是用于“守业”的“戎”，这是保障国家统治和政权稳定最重要的事情。
（一）最早的青铜器
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古代先民就开始尝试金属器的冶炼和制作。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有黄铜片、黄铜管状物，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700年。仰韶文化庙地沟类型的陕西渭南北刘遗址出土有黄铜笄，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前3500年。这是目前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金属器。这种铜锌合金的产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可能是铜锌混合矿或共生矿提炼不纯的结果，并非是有意识的金属合金，对青铜器的产生没有形成有效的技术传承。

图23 甘肃临夏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时期的青铜刀

图24 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青铜齿轮形器

图25 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青铜齿轮形器、青铜杯

图26 襄汾陶寺遗址M3296出土的红铜铃

图27 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砷青铜盆残片

图28 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红铜鬹残片

王城岗遗址和新砦遗址发现的铜容器残片，为二里头文化掌握复杂的合范技术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准备。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容器是目前所知最完整的、成体系的青铜礼器，初步形成了以酒器和食器为核心的礼器组合，为商周时期青铜礼器制度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只随葬于社会上层的贵族墓葬中，是统治阶层身份和地位的标志，显现了中原王朝以礼制立国的特质。
青铜器铸造技术经过二里头文化的积淀，在商周时期大放异彩。在技术进步和礼制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无论是体量，还是艺术水平和铸造工艺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创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巅峰。
（二）青铜器的礼制
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作为社会关系和国家意识的集中体现，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规范和准则。中原地区从周边地区汲取了多种文化因素，形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独有的礼乐文化，创造了影响深远的礼制。礼乐器的器类、器形、组合和使用方式会因观念的不同发生变化，但是礼器作为人与神沟通的媒介、贵族身份地位的标志并没有改变。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通过青铜礼器所体现的天命与德行仍然居于中国人政治伦理的中心，它不仅为秦汉时期恢复秩序，最终建立大一统王朝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上层贵族墓葬已经开始使用精美的陶礼器或玉礼器随葬。由于冶金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青铜器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与政治权利紧密结合，被统治阶层赋予了象征权利与地位的特殊内涵。所以，青铜礼器在礼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他礼器难以企及的，由此造就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夏代的青铜礼器是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器群，食器仅发现有一件青铜鼎。无论是登封王城岗遗址和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青铜鬹，还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青铜斝和青铜盉，均为仿造陶礼器制作而成的酒器。这种礼器系统与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最早以成套酒器随葬来表现墓主人身份地位的习俗就出现于山东地区。由此可知，在夏王朝祭祀礼仪形成和整合的过程中，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礼器开始作为新的礼器而加以采用。

图29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和青铜铃

图30 安阳后岗M3出土的朱书玉柄形器

图31日本长尾美术馆收藏的裸井尊铭文拓片

图32 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M1出土的漆木觚痕迹

图33 余杭良渚遗址的卞家山M56出土的漆木觚痕迹

图34 周代列鼎制度示意图

图35-1 新郑郑国祭祀遗址的礼器坑

图 35-2新郑郑国祭祀遗址的乐器坑

编钟是祭祀和宴飨场合中，使用的一种成组的打击乐器。周人对音乐的社会功能有着充分的认识，并严格规定了各级贵族的用乐制度，即“乐悬制度”。《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宫悬是指天子享用的编悬乐器，可以像宫室一样摆列四面。诸侯要去其一面，使用摆列三面的轩悬之制。卿大夫再去其一面，为摆列两面的判悬之制。士再去其一面，只能是摆列一面的特悬之制。“钟鸣鼎食”是先秦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周王朝将宗法制度和王权意识渗透于礼乐制度，用来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
龙山文化晚期中原地区青铜器遗存的出现，开启了夏商周三代辉煌的青铜时代。不同区域之间冶炼和铸造技术的交流和传播，以及中原地区的技术创新是中国早期青铜器产生的重要因素。“礼制”萌芽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诞生于夏代，完善于商周时期，为此后历代王朝所继承，并对东亚文化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核心内容是祖先崇拜和社会等级制度，青铜器则成为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特征。
融汇与辐射
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主要模式表现为“融汇”和“辐射”的双重格局，这个格局始终是相互并存的。中原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地处周边众多邦国的包围之中，如同在花瓣的中心，能够博采周围各个区域的文化成就而加以融合发展，从而形成中心之中的核心文化，这种核心文化又扩展到更大范围内，带动周边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增强了文化向心力与认同感，严文明先生将之称作“重瓣花朵式”结构。这种结构是一种超稳定性的结构，又是保持多样性而充满自身活力的结构。中华文明之所以几千年延绵不断，就是与这样一种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结构与民族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一）融汇
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周围乃至更远的区域分布着若干各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各个地区的文化因素逐渐向中原地区汇聚，使得中原地区不断汲取周边文化的精粹，并与自身文化融合最终发展成为第一个地域性王权国家——夏王朝。在禹州瓦店遗址发现有三类遗存，分别是代表华夏族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代表东夷族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存和代表三苗族的石家河文化遗存，反映了当时古代中国夏、夷、苗三足鼎立的格局。

图36 上海马桥遗址出土的鸭形壶

图37 浙江丽水松阳县博物馆收藏的象鼻盉

二里头遗址的花边罐最早见于龙山文化晚期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以河套地区的朱开沟文化最为集中。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与新疆、甘青地区发现的同类器有较深的关系。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战斧和环首刀属于北方系青铜器，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征。这种器物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地区，反映了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的密切交往。
夏商周三代王朝各个区域的文化因素逐渐融汇的过程是持续不断的，充分体现了三代文明的多样性。在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遗址以及洛阳北窑西周墓地都发现有来自于江浙地区的原始瓷。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有北方草原风格的器物，还有长江流域地区艺术风格和技术工艺的器物，显示了殷墟作为商王都所具有的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春秋、战国时期是民族和文化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不同区域在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同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圈，由此构成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辐射
文化交流和传播是国家巩固与壮大的基石，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礼制思想和艺术风尚对周边地区的强势辐射，塑造了多元与统一并重的中华文明。夏代之前，文化交流以向中原地区汇聚融合为主。王权国家出现后，高度发达的三代文明呈现出向四周辐射的态势。在文化辐射和传播的过程中，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

图38 二里头文化陶礼器分布图

图39 东亚地区玉璋分布图（邓聪提供）

图40 二里岗文化青铜礼器分布图（郑州博物馆提供）

夏商周三代王朝促进了广泛地域内文化的统一，优势文化对周边地区大范围地强势辐射，体现了中原王朝的礼制和权威普遍得到了接受。但是这种文化辐射并没有消灭不同地域固有的文化差别，甚至在春秋、战国时期多元文化还有所加强。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文字和度量衡以后，多元文化的色彩才逐渐淡化。各个地区的互动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非常重要的动力之一，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相互交融构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这种文化结构保留到今天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重要根源，使得中华文明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达到了新的高度，成为国家长久统一或分而不离的基石。
结语
中国早期文明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这个广阔区域共同发生的。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不同，早期文明发展的模式也不相同。李伯谦先生提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以良渚文化、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神权古国在经历了繁荣鼎盛之后突然消亡，只有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王权古国得以承续发展，其文明模式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文化不尚浮华，乐于吸收周边地区的优秀文化，强调王权又不过分渲染宗教的神力。这种文化特性被夏商周三代王朝所继承，形成一个以华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体系。这个体系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活力，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虽有不少波折，却从未中断，与三代文明所奠定的有核心、有主体的多元一体结构是分不开的。
王国的建立是中华文明起源历程上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正式步入了文明时代。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体现在都城制度、宫室制度、文字系统和青铜器铸造技术等各个方面。尤其是以青铜器为核心的礼制文化的确立，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构成了东亚文化圈制度思想的内核。同时，夏商周三代文明还蕴含着多元性的特点，各个区域文化之间持续着长期的交流、渗透和碰撞，在中原王朝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地域性文化又对更外围的文化施以积极的影响，产生重瓣花朵的影响效应。这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元性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特征，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和民族结构使得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成为绵延至今唯一没有中断的人类文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华文明开始进入帝国时代。
（本文原标题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统一性与多元性》，原刊于上海博物馆展览同名图录《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原文有注释，此处限于篇幅未予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