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当兵离开家的时候，父亲给了我6元钱…

我的高原军旅生活

张登科

点击进入：1、一心想当兵

2、我勇敢地离开了家乡

三月一日，是农历的二月二，清早起床后，母亲给我打来几个荷包蛋，做了平时很少有的好吃的，但是看到她眼角的泪水，看到一家人忧愁的面容，想到我今天就要离开他们，奔向那遥远的地方，心情也顿时沉重起来，再好的饭菜也难以下咽。有很多要说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只能对视着母亲，啥也没说。两个姐姐对我说，去了就要好好干，别给家里人丢脸，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别太想家。就要走了，我忍住泪水，头也没回的走出来家门，在那种气氛中，只有走了，大家的心才能慢慢的平静下来，儿行千里母担忧，这是人之常情。

到临潼县送兵的任务放到了生产队，哪个队有新兵，哪个队就要派人用自行车送到县城。生产队给送兵的人记工分。我是父亲坚持要自己送上县城的。我含泪走出家门时，母亲没有出房门，她一定很伤心。我走到村子东头的饲养室外面，爷爷站在那里和我告别。那时爷爷已经七十五岁了，在那缺少营养的年代，这真是高寿了。那时爷爷经常说：人活的是五年、六月、七日、八时，这个意思是：人活到五十岁时，以能活几年论；六十岁以上，以能活几个月论；七十岁以上以能活几个日论；八十岁以上以时辰而论了。所以爷爷认为我这一走也可能是和他永别了，再也见不上面了，也就十分的伤感。到了村外，新庄的母亲给了我一些炒面蛋，我终身难忘。家乡的天是美丽的，离乡人的心事痛苦的，为了干一番事业，我勇敢地离开了家乡。

按照新兴公社的通知，这天早上十点钟，全社新兵先到屈家大队的孟家小队集合，然后一起上县城。我和父亲赶到时人还没有到齐，这里除了送兵的社员外，还有一些新兵的亲属，也有个别新兵的未婚妻。我没有正式定亲，也就没有想她来送。人到齐了，公社武装干事讲话，要求路上注意安全，告知我们到县城集合地点。讲话之后，我们大家排成一字型骑车走北屯到栎阳，一路向南行进，到了雨金稍作休息，又继续赶路。到了渭河边上（那时还没有桥），水还比较大，南北的交通靠一条木船来回摆渡。一路上浩浩荡荡也很壮观。但和前几年相比，由于政府工作停顿，所以公社里没有欢送会，没有敲锣打鼓，没有大红花，也比较平淡和冷清。就这样，阎良地区的武屯、北屯、振兴、新兴四个公社的青年用自行车送到了六十里外的县城；就这样冷清地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奔向那火热的军营，奔向那向往的人生。

一路上，我不能老让五十二岁的父亲带着我。虽然我人小力薄。但我不时地换着骑车，一路上虽然春光明亮，但我心情难以言表，一路上很少说话，看着一年年显老的父亲还要继续苦干，想到这我暗下决心，到了部队我一定要非常节俭，把有限的津贴费省下来寄回家里，以减轻父亲的负担。家里能干的就是父亲了。真为家里担心，更为父亲的身体担心，别的大队对当兵的有工分补贴，而同一片天地下，官路大队却没有。真是奇怪，但是也没有办法，拥军的风气还没有到官路。

还是回到过渭河这段。快到渭河了，河滩很宽，水流靠南，河里的道路不平坦，不好骑车，我们推着车子来到渡口，上了木船，每人每过一次五分钱，自行车也当作一个人——五分钱。我坐上了木船，船虽然不大，但也能站三十多人和车子，第一次坐船过河对我来说也充满了好奇，因为这是今生第一次。过了河之后，一路慢上坡，过了新丰就能看见南山（也就是骊山，我们都叫做南山）了。平时在家乡，要是晴天也能清楚地看见南山和北山，但那时远距离，现在离得这样近，我很激动，看到大山的雄伟和美丽。再走路一会，父亲指着山下的一个大土包说，那就是秦始皇陵。父亲虽说没有读过一天书，但平时最爱看戏和听评书，所以对历史上的人和事还是知道一些的。记得我上二年级前后，那时有一本连环画小人书叫《杨家将》，父亲叫我读给他听，我把“佘太君”读成了“佘太君”，我读了一会，父亲纠正我说应该是“佘太君”。我脸红了，一个二年级学生让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纠正错字，真叫人不好意思。

来到县城，我被安排在县委大礼堂住宿，里面没有椅子，空荡荡的地上铺着麦草，留有过道。当天傍晚，他们给每人发了一床军用被子和打背包的带子，没有褥子。晚上就将就地睡在麦草上。被子可以铺半边盖半边，父亲和其他送新兵的社员被安排在另一个礼堂里，住的情况和这里一样，被子是从招待所借的，还交有押金。所有新兵在一起上灶，一份菜，半斤馍，不够可以再领。送新兵的是直系亲属的。每顿饭交半斤粮票不收钱，其他人还需要交些钱，大概两角左右，但是伙食不如新兵灶的，油水少量一些。

原定2号下午能发军服，因互相扯皮，阻力大，听说造反派要加送有关人员入伍，军队方面不同意。最后因第二天军列要来拉新兵，所以军方做了让步，收上来不愿意要的兵。军服也一直拖到4号晚上才发放。由于拖的时间长，父亲的粮票不够了，是水北的张百武借给了我们才度过了这几天，张百武是我们村的女婿，回家之后还他也方便。其他送新兵的人也在等待，因为要捎回去新兵们换下来的旧衣服。

我们新兴公社这次去西藏的有二十四人，分别是水北四人，官路三人，新牛五人，屈家五人，咀子三人，井家二人，万南二人。官路大队的三个人分别是：一队薛君贤，二队是我，八队是韩福田。

三月三号，新兵在接兵干部的带领下，去大众浴池洗了澡。一般上午组织学习，下午自由活动。我和韩福田去上山玩，但没有到山顶，只到了一个叫老母殿的地方就没有力气了。那时华清池的门票是8分钱。上山不要门票。我俩还在捉蒋亭那儿写了一个纸条，夹在两捉蒋亭的解说牌背后的缝子中，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等字样留作纪念，设想从部队回来时，再取出来看一看。但多年以后再来捉蒋亭那里已经面目全非了。捉蒋亭也更名为兵谏亭，大牌子已经拆除了，自然也就找不到纸条了。从山上看城里，觉得很大很美，山上人来人往，也很热闹。下山后我们又去了华清池。印象最深的是五间厅，那是当年蒋介石来陕居住的地方，玻璃上还保留着西安事变时的枪眼，它见证了西安事变的存在，也是改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命运的事件。

三月四日下午给我们发了军装，那时军装分1—5号，接兵干部先把新兵从大到小分成4个纵队，5号服装男兵很少用到。我被分到三号队中，后有调整到2号。我是2号队中最小的，自然也就领到了2号军服。其实我在新兵连时个子就长了不少，后来2号衣服很合身。晚上我把换下来的衣服送到父亲那儿。到了父亲那里坐了一会，给他汇报了后面的安排：明天早上坐火车到甘肃省的天水市，在那里训练两个多月后才进藏。父亲给了我6元钱，问是不是到那里就发军饷，我说我也不知道。不过6元钱已经不少了，我只买肥皂、牙刷、牙膏之类的日用品和必需品，别的我不会去买的，我决不会乱花钱的。父亲听了后点了点头。我告别了父亲，回到住处，我想，明天就要离开可爱的家乡，奔向那向往的地方，奋斗自己的人生，为保卫祖国做一个青年人该做的事。

三月五号天还没亮，领导们把我们叫了起来，要求整理好自己的东西，把被子打成背包，把一部分东西也要装进背包，军用挎包，装刷牙洗脸用品，然后去食堂吃饭。吃完饭天才麻麻亮。我们排成队向火车站走去，那时住的地方离火车站很远，一路上走得很慢，我不时地回头张望，没有看到父亲赶过来，他也不知道走到这么早。到了火车站，火车还没有来，我们坐在站台上等待，在等火车的时候，我多么盼望父亲赶快到来，但是没有，我不失望，我想父亲一定会来的。直到火车进站，我们准备上车的时候，我看到父亲匆匆赶来。推着自行车，车子衣架上捆着我换下来的衣服，在那里焦急的东张西望。我知道那是在找我，因为我们都穿着一样的衣服，他眼前一片黄绿色，根本分辨不出哪个是我。我赶忙跑出队列来到他跟前，说了声您放心回去吧，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因为别人已经上车了，接兵干部把我叫回到队伍中，我再次回头看来看父亲，就踏上了列车的踏板，走进了车厢。

（未完待续）

（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张登科：男，汉族，中共党员，生于1950年农历十二月十八日，祖籍陕西阎良。1968年—1973年在西藏某部服役。退役后做过会计，进行过个体经营，现居住于陕西西安。喜欢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