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变革正当时：大机会，是谁的机会？

放眼当下，法律服务行业什么关键词最热？

“数字化”一定榜上有名。

和“专业化”“一体化”“合规”等关键词不同，法律服务行业的数字化正呈现出一个多方参与的复杂磁场——

• 律师深度参与到数字化工具的使用中，并将案源拓展的战场逐步转移至线上；
• 律所积极推动数字化，完成工具、组织、业务、管理上的升级，实现降本增效；
• 一大波新兴法律服务企业亦全力投入，或为法律科技公司服务，或为法律生态服务，或为创新模式的律所及替代性法律服务；

我们可以看到，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之风正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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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浪潮，从边缘走到主流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法律服务行业的数字化探索就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而开始了——1985年，中国第一个法律数据库“北大法宝”诞生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而欧美比我们提前10余年。当时，数字化在行业内还是一个“边缘”概念。

“数字化”在法律服务行业成为一个正式的“赛道”应该是从2000年代开始的，经历了三次浪潮，并在当下聚焦于“数字化律所”之上。

2000年开始，律所管理系统、律师线上办公工具出现，电子签名、合同云服务等也出现在这个时期，替代性法律服务平台以线上电商的形式开始在线上提供以咨询为主的法律服务。

2010年前后，法律传媒资讯服务机构、数据分析平台、线上法律教育培训、法律新媒体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第一批浪潮中应势出现的企业共同经历大浪淘沙，留下的也将继续向前奔跑。

2020年代，数字化律所、云上律所等词走上舞台中央，无数律所也将“数字化”作为顶层战略，在“工具”“媒体”等支点上增添了全局性的战略意味，并将数字化推向新的高峰。大成律师事务所联席会议终身名誉主席王忠德就曾以“大成律师事务所应当从数字化转型浪潮中胜出”为题，发表了有关律所战略的公开讲话。

纵观我国，2017年至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从27.2万亿元增至45.5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3.6%，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32.9%提升至39.8%，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从政策上看，“数字经济”在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四度出现；在“十四五”规划里，国家首次明确提出要将数字经济占比从7.8%提高到10%；从市场上看，作为数字经济最具潜力的部分，产业数字化正加速前进，疫情让企业云与数字化的进程平均加速了6年。如今，几乎所有行业都在面临数字化转型，法律服务行业概莫能外。

投资银行家、全球并购专家、数字化转型专家王世渝认为，2022年是中国的产业数字化元年。律所数字化浪潮也恰好印证了这个论断。

2022年7月，司法部官网公布最新数据，全国律师总人数达60.5万名，律师事务所超3.7万家。我们或许无法预测法律服务行业的数字化未来还将拥有怎样的可能，但毋庸置疑的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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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提供者”到“赋能者”的角色升级

在1995年出版的未来学著作《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中，被称为“数字化预言家”的尼葛洛庞帝写道：“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当今的世界正处于作者所预言的“数字化轨道”中。谁将抓住这一波浪潮？谁又将享受到它所带来的红利？

作为法律服务生态上重要的一环，电子合同行业的发展完善与法律服务行业的数字化进程相辅相成。法大大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法务官梅臻曾表示：“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涉及电子证据的案件越来越多，相关规范也越来越完善。电子签名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新的签署模式，它还带动了以诉讼为基础的法律服务模式的转变。电子证据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取代书证或物证，成为法庭上证据的主角，在线诉讼也将成为主流的诉讼程序。”另外，随着整个社会（包括市场和政策倾向）都在聚焦数字化和产业升级，律所的数字化趋势也将更加明朗化。

法大大最近被评为深圳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其中有个评估标准是为产业创新提供强大支持。在梅臻看来，电子合同作为数字化签约手段，可以为律所数字化提供强大的助力。

伟大的变革都是从微小处开始的。电子合同看似是细分、垂直的签约工具，却对法律服务行业的数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为律师群体最大化提升效率、省心合规的同时，也顺应司法部门电子化的需求，打通后续法律诉讼的各个环节。

在法律服务行业的数字化大潮中，像法大大一样的法律科技公司作为关键参与者，正从“工具提供者”逐步跃变成为“赋能者”甚至“引领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接受着行业转型一线的炮火，聆听着来自最前沿的枪声，积累着极其宝贵的经验，探寻着一个个隐藏的“机会”。

法和科技是腾讯战略投资、致力于打造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公司。赢了网CEO、法和科技创始人李磊在第六届中国律师发展论坛暨2022法律服务行业数字峰会上分享了自己对数字化的独到见解。他说：“数字化对行业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我们的获客形式发生了质的改变。与此同时，C端获客形式在变，B端同样在变。大B端客户需求的数字化导致了供应链的数字化，其中相当一部分的法律服务需求是标准化的、批量的，比如诉讼催收、尽职调查、合同审核等。在数字化之前，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将这些批量案件分流给各地律所解决。这其中的瓶颈就产生了——很难标准化、数据化，B端客户很难看到这些案件的整体进展和数据。这也倒逼我们法律服务行业加快了数字化的进程。”

《公司制的黄昏》一书中写道：“创业者要了解每一个时代背后的根本性推动力。我们必须承认，当今涌现的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云技术，就是这个时代核心的技术形态。”天下大势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诸多因素推动着我们的数字化进程。李磊也表示：“律所、律师、法律科技、法律生态、替代性法律服务……如果我们能抓住数字时代的这波多方共享的机会，就会实现全面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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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工具，不只是律所

数字化律所能做什么？

我们发现，不仅仅是全国规模所和一线城市强所正朝着数字化积极转型，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域城市的律所也是如此。四川天投律师事务所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就是一家扎根五线城市、致力于实现“数字化”的律所。主任张璐曾多次肯定数字化方向的正确性：“数字经济是政府鼓励发展的方向。作为律所一线的管理者，我发现目前的服务方式、运营理念、团队协作等均相对落后，在新时代必须以一种数字化的方式去办所。我们的初衷就是‘科技赋能法律服务，数字推动法治建设’，我们也是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目前，我们在律师营销数字化展示、律所管理数字化展示、移动办公等方面的数字化推进相对完善。这些不仅能提高律师的办案效率、客户的委托便利度等，还能提高律所的管理效能，使律所与律师间的连接加强，形成紧密结合。”

有行业专家判断，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将促使律所从1.0快速迈向3.0。其中，律所1.0是在传统律所模式下，通过并购、整合、国际化等方式进行规模化扩张；律所2.0是依托于数字化工具，对生产力进行改变，提升效率；律所3.0则是通过发展数字化律所改变生产关系，诞生“大平台、小团队”这样的律师组织新模式，进而构建起高效透明的律企通道，实现相互赋能。

国内大部分律所的数字化程度整体偏低，一方面是不具备数字化思维，另一方面是找不到转型的抓手和切入点。律所可以自研系统或者借助外部力量，行业内也多有案例，但也会面临经验无法推广和复制的困局，或者系统嫁接到外部律所就会产生水土不服或者风险利冲等多种问题。

着眼于律所平台，或可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关注到，截至目前，数字瀛和国内线上线下律所突破500家。不仅仅是打造律所平台生态圈，数字瀛和还致力于为律所提供一站式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其平台上的500家律所超半数正在积极推动律所的数字化转型。数字瀛和运营总监张野表示：“数字化律所并不会凭空产生，它是由传统律所升级迭代而来，却又不仅仅依靠数字工具链接而成的一种组织形式。我们致力于打造这样的数字化律所平台，大力推动更多律所开启数字化转型；同时，在工具和单体律所之上，结成一种平台式的、高效的、和谐的链接，打造出一个组织开放的、资源流动的律所生态圈。”

数百家律所同时使用瀛和打造的KindleLaw数字化法律服务系统，遵循“工具数字化、业务数字化、管理数字化、市场数字化、激励数字化”的转型路径，实现律所迭代升级。与此同时，在数字化的推动下，数字化产生的数据流动将助力律所开展以前无法开展的线上、批量等业务，帮助律所捕捉此前无法捕捉到的最新业务方向。

在第六届中国律师发展论坛暨2022法律服务行业数字峰会上，王世渝老师发表了“数字化蓝图之下，法律服务行业的明天将会怎样？”的主题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由于律师行业离散的组织形式，我们不可能用传统的资本运营方式去做行业整合，这样就违背了这个行业的基本特点。但是，数字经济时代是一个发生颠覆性变化的机会，行业内极可能会出现数字化的、集约的、不存在资本垄断的平台性组织——一个服务于行业生态的大型的数字化法律服务平台。这个平台一方面基于线下的律所、律师、产品及服务，但同时又不同于线下完全分离的状态；另一方面，在线上通过数字技术、思维、手段，缔结成新的组织形式。如果真有这样的平台出现，行业的发展将得到颠覆性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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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数字世界正成为传统世界的“镜像”，改变着各行各业。当数字时代席卷而来，传统世界的一切都将被搅动、被引领、被重塑，这其中蕴藏的机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历经多次浪潮，数字化站在了法律服务行业的舞台中央。相比于其他行业数字化进程的日新月异，法律服务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或许还相对缓慢。但我们身处这样的大趋势之中，形成了多方参与的巨大磁场，且已经有所成就和突破，这应该是一件无比幸运的事情。

万所融合，万所互联。随着数字化的不断推进，我们必将快速进入一个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