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曾克林授衔少将，副手却是上将，看完这场战役就不觉得奇怪了

前言

在电影《曾克林出关》中，讲述的是抗战胜利后，我军进驻沈阳的一段历史，抢占东北的“先锋官”，就是曾克林。2007年，曾克林在北京病逝，挽联这样写道：长征有功，抗战有功，解放有功，挺进东北有功，延安汇报建奇功；陆军有您，空军有您，海军有您，建设海航更有您，万里海空铭记您。

但是“战功赫赫”、被誉为“全能将军”的曾克林，在1955年授衔的时候，只授予少将军衔，而他昔日的副手韩先楚却被授予上将军衔，有的人认为曾克林评衔低了，有的人拿他开玩笑：你的官怎么越来越低了！看完这场战役，就不觉得奇怪了。

抢占东北

1945年，德国战败，欧洲战场即将结束，为商讨如何处置战败德国和协同作战打败日本，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完全不顾中国利益，将俄国1905年以前在中国的特权，作为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8月8日，苏联陈兵百万，突破日军防线，进入中国东北。

与此同时，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朱德总司令向全国人民武装发出命令，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冀热辽军区任务是进军东北，根据军区部署，曾克林、唐凯率领十六军分区部队收复山海关，抵达沈阳，成立沈阳市临时人民政府，但这一路走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未告知中共的前提下，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承认了国民党对东北的管辖权，否定了共产党在东北的合法接收权。8月21日，苏联解放沈阳，9月5日，曾克林率部抵达沈阳，因此还没下火车，就遭到了苏联军队的包围。

曾克林对苏联与国民党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事全然不知，再加上携带的电台功率小，部队过锦州之后，就和上级中断了联系。就在几天前，党中央已经发出电报，要求八路军各部以地方起义军的名义进入东北，不要声张，但是不明所以的曾克林不仅主动与苏军会合，共同打下了山海关，还沿途中插遍红旗，根本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

如此一来，曾克林只能从党和军队自身利益出发，根据实际情况解决这个问题，于是随即做出决定，与苏联驻沈阳司令部交涉。苏军城防司令卡夫通少将询问：“你们是什么部队？从哪里来的？”曾克林表示自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遵照延安指示，配合苏军共同作战，解放东北，收复失地，但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卡夫通拒绝曾克林入城，于是第一次交涉失败了。

第二次交涉的时候，曾克林据理力争，表明八路军是国民党承认的抗日武装，有权进驻沈阳，并提出自己的疑问：“你们是苏联共产党，是斯大林的部队，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的部队，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你为什么要对我发脾气？”卡夫通依旧不予理睬，但曾克林依旧没有放弃，在之后的交涉中，他说：

“我们是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来配合你们共同作战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与你们共同战斗过了，又在锦州与你们会师，冀热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你们不要我们来，让谁来? 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莫斯科。”

卡夫通被质问得哑口无言，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允许八路军下车，但只能驻扎在城外30里的苏家屯，虽然曾克林对此结果并不满意，但以眼下形势，只能如此，于是集结部队下车，准备徒步走到苏家屯。八路军来到沈阳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群众纷纷出门迎接，高呼“八路军万岁！”“欢迎八路军进驻沈阳！”一时之间场面沸腾了，造成了严重的交通阻塞，卡夫通见此情形，感到无比震撼。

次日，苏联驻沈阳最高长官克拉夫琴科上将约见曾克林，表明根据“中苏友好条约”的规定，只能由国民党军接管东北，但条约同时指出，苏军在东北需要同中国军队展开合作，因此建议曾克林将名称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通过变更为地方性质的部队达到与苏军合作，以“清肃残敌”“稳定秩序”为使命，如此一来，国民党就不能再指责什么了，曾克林欣然答应。

正是这次误打误撞，违背指示的行动，使曾克林成为抗战胜利后，我军第一个进驻东北、接收大城市的高级军官。

当时苏军虽然宣称要解放东北全境，但他们的主要兵力集中在大中城市，广大农村地区依旧存在大批日伪残余和土匪势力，而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并没有往东北派一兵一卒，但是胜利之后，为了能顺利接收东北，便派遣了大量特务前往，与日伪、匪患勾结，组成“地下军”，一度高达10万之众，造成东北地区混乱的局面。

为稳定局势，安抚人心，曾克林将沈阳的各界社会名流邀请来召开会议，极力促成商业复市，工厂复工，制止一切非法政治活动，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进行镇压。曾克林非常注重群众宣传，将我军的各项政策、纪律作了传达，并用实际行动，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爱戴，许多有志青年踊跃参军，曾克林部队从最开始的4000人，达到了6万人。

但是国民党报刊对共产党进驻沈阳表示抗议，欧美等国家也在不断向苏联施压，苏军只好要求曾克林率部离开东北，并将沈阳、长春等城市交给国民政府，曾克林不知如何应对，便决定亲赴延安请示。此时苏军也在紧急联系中共中央，马林诺夫斯基派了一架飞机飞往延安，曾克林搭乘共同前往。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酝酿是否将“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方针改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迫切需要尽快了解苏联的态度和东北的情况，而曾克林的来到无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他的这次延安之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9月15日，刘少奇在杨家岭召开会议，听取曾克林的汇报，甚至要求曾克林不要在意会议时间长短，汇报得越详细越好。当晚会议结束之后，刘少奇当即电报正在重庆谈判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中共中央随即也做出了战略调整，改变原先南下的策略，改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并准备抽调解放区十万主力部队和两万干部奔赴东北，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

刘少奇说:“东北是战略要地，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成为我们革命的重要战略地区。现在人民斗争胜利了，国民党一定会抢占东北。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能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谈判创造有利地位。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曾克林同志，你们执行朱总司令的命令坚决，行动快，发展迅速，值得表扬。”

“我听你的”

1946年冬至1947年春，东北国民党凭借军事优势，向以临江为中心的南满根据地发起进攻，企图将东北民主联军3纵、4纵歼灭，从而夺取北满，为占领东北全境创造条件。为粉碎敌人的计划，我军先后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实现了东北战场的战略转折。

1947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回师北江，国民党便借此机会，集结20个团的兵力，向临江发起了第四次进攻，面对敌人咄咄逼人的攻势，辽东军区将军事指挥权交给曾克林和韩先楚，负责第四次临江保卫战，彼时，曾克林是3纵的司令员，韩先楚是4纵的副司令员。

从官职上说，曾克林是韩先楚的上级，在军事指挥中，自然应该以曾克林的指令为主，韩先楚为其做副手，但是这场战役，两人的位置发生了颠倒，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4月1日，韩先楚来到3纵指挥部，就战略问题展开讨论，可就在次日战役发起前，双方依旧争执不下，各有各的意见，曾克林认为，敌20师战斗力较弱，兵力部署在侧翼，便于歼灭，而敌89师是主力部队，配备美式装备，不易歼灭，如果战斗无法在一天之内解决，我军便可能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这对于整体战略是不利的。

虽然曾克林的意见十分有道理，但韩先楚认为，如果我军率先进攻敌89师，并将其歼灭，势必会挫败敌军士气，其战斗力虽强，但对南满的地势不甚了解，并且在强力装备下，心高气傲，有恃无恐，自古以来骄兵必败，只要我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一定能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曾克林思想保守，韩先楚想法激进，战场形势，稍纵即逝，现在89师就在红石镇附近，已经不能再拖延了，如果错失战机，必然陷入被动的局势。双方争论到凌晨，也未能达成统一的意见，这时有人建议，既然争执不下，不如将两份作战方案上交辽东军区，由陈云和萧劲光来作定夺，双方均表示同意。

不久辽东军区发来电报，不仅支持韩先楚的作战意见，还命令由韩先楚指挥3纵和4纵，官大一级、身为纵队司令员的曾克林就这么被韩先楚取代了。如果换作别人，一定会对这样的任命大发雷霆，但曾克林看完电报之后，对上级完全服从，拍着韩先楚的肩膀，交出指挥权，说道：“我听你的！”韩先楚立即做出战略部署，设下埋伏圈，还派出一小股游击队前去引诱，并指示游击队不能用重火力，一定要达到“诱敌深入”。

果然不出韩先楚的意料，89师见松松垮垮的游击队，全然没有放在心上，轻而易举地就进了3纵和4纵的埋伏圈，被我军的炮火打得晕头转向，被分割成好几个部分，经过10个小时的战斗，这支号称“王牌”的部队被歼灭，副师长张孝堂被俘。自此，国民党第四次进攻临江宣告失败。

韩先楚的封神之战是海南岛战役，当时，解放军刚经历了金门岛失败，士气低迷，渡海工具是木质帆船，与敌人的先进军舰是没法比的，因此不得不推迟解放海南的部署。但是韩先楚坐不住了，他认为，帆船是受季节风影响的，如果错过了四月的谷雨时节，没有了“东风”的帮助，再想渡海就难上加难了。

面对上级的指示，韩先楚并没有向战士们传达，而是一直认真备战，征集船只，很快便在三月初解决了渡海船只的问题。韩先楚始终保留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军委做了汇报，毛主席了解了情况之后，同意了他的主张。

韩先楚组建了一支“渡江先锋营”，偷偷登陆海南岛，时间进入4月份，因谷雨一过，海上就会刮南风，对南下渡海有诸多不便，他认为事不宜迟，需加紧渡海，请示上级后，提前发起了总攻。5月1日，解放军的木船战胜了国民党的军舰，海南解放。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穿越台湾海峡，这都是始料未及的事情，如果对海南岛的解放战役晚打几天，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也许到那时候，海南便会成为第二个台湾。1955年，韩先楚被授予上将军衔。

资历较老，但后劲不足

曾克林在抢占东北时是做出巨大贡献的，而他加入革命的时间也是比较早的，以他的资历，在1955年授衔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授予中将军衔，最后却只被授予少将军衔，想来也是比较可惜的。曾克林1929年便加入红军，参加了第一次到第五次的反“围剿”及长征，抗战期间，曾任冀东军分区12团的团长，在开辟敌后战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2月，东北野战军组建了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个战车师，曾克林担任师长，后来空军成立，朱德亲自找他谈话，让他参与到空军的建设中。曾克林来到空军后，与其他同志一起，到南京组建了空军的第一个航空兵混成旅，1949年秋，他又成为航空学校的学员，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学员。1952年4月，海军航空兵部在北京成立，海军的一个新的兵种诞生了，曾克林又调到航空兵部做副司令员，并组建起海军航一师，同时兼任该师师长，从此在职30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1955年，曾克林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一起与他搭档的战友，譬如韩先楚、萧华等人，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曾克林一向淡泊名利，他对职位的高低并不在意，要知道，那时候很多人不满自己的军衔发牢骚，钟伟还曾说“要把牌子挂在狗尾巴上”，毛主席评价：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

有朋友和曾克林开玩笑：别人官越做越大，你怎么一路被贬？曾克林正色地说：“我的出身低，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其实有些职位并不能用“高与低”来评价，譬如他担任坦克师师长、空军混成旅旅长，这样的职位看上去并不高，但要知道，这是建国之后的组建的新兵种，这样的“师长”“旅长”成色显然是更重要的。曾克林被誉为“全能将军”，他是我军唯一在海陆空三军任过职的将领，这项记录，也是一道璀璨的星河。

那么导致曾克林后劲不足、“轨迹”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曾克林不适合当一支部队的指挥官。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曾克林曾指挥过几次纵队级别的战役，但是以失败居多，即便曾在东北取得过像“肃清残敌”一样的胜利，但实际上损失也是十分惨重的，并未达到上级的要求，这也导致他在解放战争后期更多担任副手，没有大兵团指挥作战经验。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当初从东北回延安做汇报时，言过其实地说日军丢弃先进武器众多，让不少人信以为真，导致我军在东北战略上出现失误，四野刚入东北时遭遇败仗。

军衔高低并不能磨灭一个革命者的功绩。曾克林晚年时曾说：“我从来没有抱怨过组织的安排，我是农民的儿子，能成为一位将军，已经很满足了，要感谢组织的培养，非常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