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 杜成宪：我所认识的孙培青老师

孙培青，福建惠安人。1933年2月13日出生，2022年8月19日夜于睡梦中于华东师大一村寓所辞世，享年89岁。1951年8月考入厦门大学教育系，1954年7月因院系调整转入福建师范学院。1955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研究生班，1956年起师从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孟宪承教授，攻读中国教育史专业，1958年起在华东师大教育系任教，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生从事中国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研究与教学，尤擅隋唐五代教育和考试研究，是我国著名教育史学家。1984-1987年任华东师大教育系主任。1996-2004年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著、编有《中国教育史》《中国教育思想史》（三卷）、《中国教育管理史》《中国考试通史》（先秦至隋唐五代卷）《中国教育史研究·隋唐卷》《隋唐五代教育论著选》《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二卷隋唐五代）《中华大典·教育典》（十三卷）等。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国家出版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一届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等。

为人谦逊儒雅，正直耿介。自题墓志铭：真诚待人，一生敬业。

（杜成宪）

特整理分享

杜成宪教授《我所认识的孙培青老师》一文，

以兹纪念。

我所认识的孙培青老师

文 | 杜成宪

孙培青老师与我，是师生。我是1978级大学生，却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系里对我们这一届学生的培养还是很重视的，任课教师多为当时年富力强的一代，孙老师是其中一员。从大学三年级修读“中国古代教育史专题研究”课认识孙老师后，做他的学生已近四十年，从他那里获益良多。

孙培青先生与杜成宪教授在交谈中（张强摄）

一

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后，经常可以见到一位身材颀长挺拔、很有风度的老师。后来发现，这位老师每天总会十分准时地到学校文史楼后一间小平房去读书。夏天也许是因为没有风扇，办公室门窗总是敞开着，可以看见他总是背对门坐着，埋头读写。从我们的宿舍去学校图书馆一定要经过他的办公室，早上去图书馆路过，见他坐着，中午回来，仍旧见他坐着，像是没有动过。桌上堆满了竖版的古籍，有一次看清了书名，是《旧唐书》、《新唐书》之类。同学告诉我说，这是中国教育史教研室的孙培青老师，不禁生出几分敬意。那时候教师办公条件差，孙老师读书的办公室地势偏低，夏天每逢大雨过后都会积水，水会从屋外漫进室内。雨停了，水也不会立刻退尽，于是就会看见孙老师双脚穿着高帮雨靴踩在水里，坐在木椅上依旧一动不动地坐着，桌、椅、他，像一只漂在水上的小舟。后来他给我们开设“唐代教育研究”专题选修课，拿到了他编的《唐代教育资料选编》，想到原来他那时是在备课，这份资料选该是在“小舟”上写出来的吧？90年代初他带着我编纂《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隋唐五代卷》，又过了一些年他写出了国内隋唐教育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中国教育史研究·隋唐卷》，每当拿起这些书，眼前总会浮现出他坐在雨后积水的办公室中用功的样子。

1988年夏，我博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系里领导指派他为我的带教老师，换了一种形式，我仍然是他的学生。工作后他找我的第一次谈话，记得是这样说的：“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同事了，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师生关系，凡事不必都来找我，可以按系里的工作要求自己决定。”他对我提出了几条要求：认真教学，用三到五年时间站住讲台；规划自己的专业发展，要有学科意识，在专业研究领域里去占下一块领地，坚持数年，必有成效，将自己提升上一个台阶。工作后未久，他和当时的教研室主任郑登云老师率全室老师一起来听我的课，课后，他带头对我的课提出了中肯而又尖锐的意见，弄得我面红耳赤，感到无地自容。可是这些话让我在此后的教学工作中受益无穷。学期临近结束时，教研室老师们又来听我的课。课结束后，再次评课，批评的意见少了，肯定的意见多了。郑登云老师还说：以后我们不用再听小杜的课了。我眼睛看向孙老师，只见他一声不吭。那时我心里是有些得意的：就这样过关了？三五年时间站住讲台？我一年就站住了！可是随着自己教师生涯的延续，越来越对自己究竟是否已经站住了讲台增加了疑问，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最初对“站住讲台”的理解过于偏狭了，尤其是当我看到站了半个世纪讲台的孙老师，每一次上课依旧要将讲课内容写下来时，就深感自己与孙老师的差距。于是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就会习惯性地想一想：如果是孙老师，他会怎么做？有时候就直接找上门去当面请教。例如有一次，我偶然从新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发现有大段文字与我的学位论文疑似雷同，就有些愤愤然，激动中去找了孙老师。孙老师听了我的诉说后并未说话，而是接过书本仔细看了起来。看罢，他平静地对我说：你的论文发表在先，已经公开成为可以为社会共享的学术材料了，这是好事，有人引用了你的文章，这更是好事。虽然未能注明引用出处，但我们也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研究和观点受到了别人的认可和重视，体现出了价值。听这么一说，原来心中的块垒马上就化解了。

记得是我工作不久的90年代初期，孙老师竞标申报了“中国考试史料汇编隋唐五代卷”项目。没有想到孙老师嘱我填写申报表，设计编纂大纲，颇令我不解，因为他对唐代教育深有研究，荦荦大家，为何让我这个几乎是门外汉的新手做如此重要的事？后来想，这大概是老师给我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吧！接着发生的事证实了我的猜想。那是个星期天，孙老师约我去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买书。在历史书柜前，他挑了《大唐六典》、《唐大诏令集》、《唐会要》、《通典》、《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等一堆唐代研究经典资料。当我们挤公交车辛辛苦苦将这些大部头书籍搬回学校，又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孙老师说，你把它们拿回去用吧。本来我还以为是陪老师来买书，实际上却是老师陪我来买书！现在想来，他那时已年届六旬，却与我一样地提着大捆的书穿过整个上海城。真正叫作情何以堪？项目下达后的编纂过程，更是让我学到了很多。面对林林总总的隋唐代历史文献，材料如何选、如何用，《旧唐书》与《新唐书》中的材料如何斟酌取舍？《大唐六典》、《唐大诏令集》、《唐会要》、《通典》在材料方面又是什么关系？实在令人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记得有一次，我从《文献通考·选举考》中选用了一些材料。孙老师见后告诉我说：编选文献史料，贵在选第一手资料。《文献通考·选举考》是元人所编，其中有关唐代考试的材料并非一手，相同的材料在唐代的典籍甚至唐人的著述中可以找到，那就应该用前代的文献，只有当前代文献存在缺陷时，才应当考虑后世文献。这席话一下子叫人豁然开朗，于是我懂得了对隋唐史料如何取材，不仅是隋唐，其他时期的文献材料实际上也是同理。

二

孙老师平时文质彬彬，说话通常都是慢条斯理的，很少见他激动，确实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者。有学生称他“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但就是这样一位生活中十分平和的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却是很有锐气，甚至常常是带有锋芒的。在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展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不久，孙老师就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文革”期间改名，后恢复）1979年第2期上发表了《韩愈〈师说〉再评价》，由重评《师说》提出重新评价和尊重教师、进而恢复知识分子地位的问题。这篇论文与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其他前辈学者的论文一起（如张瑞璠先生的重新评价孔子、张惠芬老师重新评价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赵祥麟先生的重新评价杜威等），倡导了教育史学界拨乱反正的风气，而教育学界的拨乱反正又是从重新评价中国教育历史上的人物、理论和实践开始的。孙老师的论文所抓的“点”十分独到，不仅是在重新评价历史上的人物与思想，更是呼吁了现实中对教师的重新评价和认识，指出给教师以应有的社会地位才能使教育得到恢复发展。但他的思考和探索并没有停止。记得那是在读大二时，创刊未久的《教育研究》（1980年第2期）发表了孙老师的论文《论“焚书坑儒”》，很快，刊发孙老师论文的杂志就在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中传开了。大家说，“文革”中的又一个教育历史谬说得到了澄清。正确评说了这一历史悬案，我们的教育才能完全拨乱而反其正，开始一个新阶段。而孙老师旗帜鲜明、敢于直面大是大非问题的勇气，给我们这些学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过不多久，《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又发表了孙老师的《学术自由的稷下学宫》一文。文章虽然讨论的是稷下学宫，但它的指向性却不言而喻。尤其是“学术自由”四个字虽然是用来评价两千多年前的稷下学宫，但却表达了对新时期如何发展我们国家的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呼吁。这三篇文章论述的分别是教育人物思想著作、教育事件和古代学府，讨论对象存在差异，而其思想追求却是一以贯之的。三篇文章在短期内接连发表，形成了集约性的冲击力，产生了很大影响。据我所知，在之后的时期里，教育史学界在涉及稷下学宫、秦代文教政策、韩愈及《师说》的叙述和评价时，可以看出比较明显地受到孙老师的启发。后来与孙老师谈起，他也认可这几篇文章对他而言是比较重要的。

孙老师对隋唐教育问题的研究可谓既广泛且深入，建树甚多。30多年前他发表过《论唐代广文馆的兴废》一文，当时我读了，并未留下很深的印象。去年教育学系邀请孙老师为研究生做讲座，他征询我意见，讲什么为好。我说，孙老师可以从素有研究的隋唐教育中选题目，例如利用敦煌遗书对唐代启蒙教材的研究，尤其是如何利用诸多唐抄本《太公家教》，从中选择用作整理的底本和参校本，整理出一个比较完善的全本来的。他听后微微一笑。讲座那天，孙老师讲的题目竟然是《唐代广文馆研究》！起初我还有点担心：这个题目是否会有些乏味？随着他演讲的逐步深入，我的担心完全成了多余。因为孙老师并非简单地叙述广文馆的史实，而是重在讲解他是如何一一研究和论定广文馆的创设时间、原因、作用、存废时间等问题的，将唐代科举考试背景下、国子监体系中的一所特殊类型的学校，从众说纷纭的历史迷雾中清晰地凸显了出来。尤其是孙老师的讲授着重表达出教育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和一项具体研究的一步步过程，这样的讲座对青年学生特别具有教育意义。很多研究生都说，我们是读着孙老师的《中国教育史》考进华东师范大学的，今天见到他本人十分兴奋，见他已经85岁高龄却能如此清晰而有条理并能针对我们的学习需要做讲座，不仅兴奋，更是感到敬佩！就是这样，孙老师用他对中国教育历史的精深研究，影响着一代代年轻学生。我逐渐领会入职之初孙老师要求我在学术研究领域里站稳脚跟的含义，也就是要在自己认定的领域里深耕不懈，每有发表，即能不同凡响。

三

1996年秋在广西桂林的年会上，孙老师被推选为教育史分会的理事长。他提议让我担任分会的秘书长，帮助他开展工作。当时另外有一个学会的领导找我个别谈话，希望我去担任那个学会的秘书长。我对孙老师作了汇报。他表示，一个学会的秘书长是根据理事会和理事长的决定，具体开展学会工作的，教育史分会当时正需要将学术活动开展起来，担任两个学会的秘书长恐怕难以专心致志，希望我专注于教育史分会。我听从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了我长达16年的秘书长工作。可以说是孙老师将我带进了我们的学会，使我得以与老中青几代诸多教育史学者结识。

刚出任学会秘书长时，对工作不知如何措手。记得孙老师找我认真谈了一次话，大意是说，学会是个民间组织，不是行政机构，我们是受大家信任被推选出来工作的，一定要做好全国同行之间的团结工作，待人要谦虚、真诚，不能颐指气使，做事要细致周到，特别注意不能卷入其他单位的人事纠葛；学会又是个学术组织，其主要职责就是组织全国教育史同行开展学术研究、交流和发展，不能没有活动，每年都要有安排（也就是在那时定下了两年一届年会，两年之间一次学术研讨会）；我们是中国教育学会的下级学会，是在中国教育学会领导下开展活动和工作的，要注意与上级学会保持联系；我们是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出来工作的，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要做表率；王炳照老师（当时是副理事长）工作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平时要多向他请示，也要多请教；还要注意依靠学会的每一位理事做好工作。在以后的工作中，孙老师的提醒就成了我的信条。记得那一年理事会换届，按惯例都要以学会名义向理事单位发函，商请由对方按学会要求推荐候选人。发函之前，孙老师特地来提醒我，推荐函有的可以发给单位，由领导物色人选；有的则需要发给这个单位的前辈学者，由他出面协调安排推荐人选；有的又可以直接发给我们的老理事，希望他能够继续为学会工作出力。起先觉得孙老师的关照似乎有些过于琐细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并没有不当。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年来，先后在孙老师和田老师两任理事长领导下工作，总体上没有发生大的工作缺失。

孙老师在领导学会工作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团结教育史学界的新老同行。对前辈学者，他是敬重的。每到一个学校举行年会，他都会去探望这个学校的前辈学者，表示对他们的敬意。他也会对我讲述这些前辈对于教育史学科的贡献，也提醒我在工作中注意一些相处之道。有一年理事会换届，有一家单位为理事候选人推荐发生分歧，并反映到秘书处。孙老师嘱我去拜访这家单位的一位前辈，请他出面全权处理，后来事情得到圆满解决。由此我看到，由于孙老师向来敬重前辈，也赢得了他们对他的充分理解与支持。对同辈学者，他是尊重的。他几次对我说，王炳照老师担任副理事长是委屈他了。几乎学会所有需要决断的事，他都会让我征询王老师意见，也常常趁往来出差开会的机会，当面与王老师商量。2000年该是理会换届之年，之前，孙老师正式提出不再担任理事长，并竭力推荐王老师出任。王老师也坚辞不就，并表示：目前学会工作情况很好，还是希望孙老师能够领着大家再干一届。如果孙老师不再干了，我也退！两位前辈学者的胸怀，很令人感动。之后，孙老师再担任了一届理事长，而王老师也依旧倾力相助，一如既往，成就了一段佳话。对后辈学者，他是爱护的。他曾经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副主编多年，主持教育史栏目，刊发的论文又以年轻学者为多，使之成为全国教育史界同行学术成果的重要发表园地，尤其是年轻学者的向往之地。后来学报编委会换届，离任时孙老师特地嘱咐我：教育史成果发表的园地很有限，学报的这块园地一定要坚持住！栏目上发表的文章虽是全国同行的，而影响却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我谨记着孙老师的话，但也越来越体会到坚持的不易。

四

在我的同辈人中，大家公认孙老师是一位具有强烈学术使命感的学者。据我多年观察，他在工作上的选择原则就是以学术为重，只要有利于学科发展，就要不计得失地去做。我从读研究生到后来在大学任教，几十年里，目睹了孙老师是如何对待他的前辈老师的，体现了他的原则，令人感慨系之。我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招生时的导师都是沈灌群先生，孙老师是助手。由于沈先生已经年高，授课与指导的责任实际上都是孙老师在承担，他没有因为自己只是个助手而有任何的推卸，而是尽心尽力为我们讲课，指导论文。记得硕士阶段，他负责从先秦到隋唐段的教育史专业课讲授，宋以后则是李国钧老师讲。我的博士阶段，尽管他担任着教育系系主任职务，工作十分繁忙，却仍然定时找我谈话，与我讨论，倾心帮助沈先生对我进行指导。在我心目中，他与沈先生一样，都是我的导师。

孙老师十分重视华东师范大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学术传承。沈灌群先生去世后，孙老师受教育系之命，主持选编沈灌群先文集（李国钧老师为第二主持人）。沈先生大学二年级时（1930年）就发表了他的教育处女作，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教育史，学术著述近60年，但他的论文和著作从未结集，星散各处。在孙、李两位老师指导下，我们几个学生整理出沈先生的著作目录，由孙老师确定选篇，形成《沈灌群教育论稿》，并在瞿葆奎先生关心下得以出版。旋即，孙老师又着手完成沈先生另一项未竟工作。最初，沈先生作为教育系中国教育史教研室唯一的博士生导师，获得教育部博士点项目资助，主持撰写《中国教育思想史》，后因病去世而未克完成。记得孙老师在他主编的全国高校文科教材项目《中国教育史》完成后，主动提议发动教研室的力量，完成沈先生的项目，实现其遗愿，也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留下一份代表作，并动员李国钧老师共同主持其事。在研讨项目编写大纲时，大家感到要撰写一部相对完整的中国教育思想史著作，原来计划一卷的篇幅显然太过局促。孙老师主张不能因项而废事，带领大家将原来一册的计划扩展成三卷的成果，为我国教育史学术界奉献了又一部有价值的作品。在此过程中，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教师充分领略了孙老师不敷衍、不马虎，待人之事以忠，受人之命以敬，而视人如己。完成前辈学者的遗志，在他，既有情分的因素，更有使命的因素。

更让人生出敬意的是孙老师历尽艰难，保存下他的老师孟宪承遗作的事迹。2006年，教育部党组批准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提名的“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名单，华东师范大学创校校长孟宪承榜上有名。经教育学系瞿葆奎教授和孙老师提议，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决定编纂、出版《孟宪承文集》，以纪念孟宪承和校庆60周年。校长俞立中敦请瞿先生主其事，让我做助手。我们并不算太困难就将孟老的著作目录整理出来了。孟老学术著述最为活跃的时期是在20世纪20—40年代的30年。1949年以后他偏重从事中国教育史教学和研究，代表性成果却只有《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和《中国古代教育文选》，没有其他成系统的著述，不免成为缺憾。记得有一天，孙老师找到我平静地说：我保存有孟老当年给我们讲课和谈话的笔记，如果编《孟宪承文集》需要，我可以整理出来。这真是令人大喜过望的事！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艰难，孟老的讲课和学术谈话，不仅记录下来了，而还保存下来了，简直匪夷所思！之后他又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将孟老从1956年9月至1957年5月为研究生所作讲课，从1961年到1964年在主编《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古代教育文选》时为青年教师所作专题讲授，从1961年3月到1963年4月就《中国古代教育文选》的选、编、注工作所作谈话，依据笔记整理成文字稿，手写誉清，编成《孟宪承讲录》（一）、（二）和《孟宪承谈话录》三部文稿。至今我还记得当看到孙老师整理出的40万字的文稿时，自己的那种惊喜交集和无尽的感慨！人们都认为是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却呈现在人们面前了！尤其是它们是在历经劫难之后。孙老师还在整理后记中记述了这批记录了孟老言论的笔记侥幸保存下来的经过。当他对我说起那本被收走而丢失的笔记，时隔半个世纪了，依旧显得十分痛心。后来，这三部文稿被编为《孟宪承文集》的第十二卷，成为文集的压轴之作，让我们了解了孟老晚年有关中国教育史和教育史研究的思考和探索，弥足珍贵！一个学生，将他老师的讲课和学术谈话比较完整地记录下来，有几人能做到？一个学生，将他老师的讲课和学术谈话记录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直到有机会面世，又有几人能做到？孙老师都做到了！这一奇迹般的事迹出现在孙老师身上，似乎并不偶然，反映了他对老师、对学术的情感、信念和使命感。

本文原刊于杜成宪、王保星主编：《教育史研究与评论（第六辑）· 薪传——教育史分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版权归原刊或原作者所有。（本文经杜成宪教授 授权许可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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