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底,连降暴雨,在河山群峰的山脚下,一座小石桥塌落了。
石桥本是一座节孝碑,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立在后时家官庄村口。碑身上刻“同治十三年礼部奏 请为 敕旌儒童时守智之妻厉氏节孝 光绪三十年三月吉日立石”。按照现在的标准,这石碑无疑代表国家级荣誉了。据清代《礼部则例》“节妇,自三十岁以前守至五十岁,或年未五十而身故,其守节已及十年,查系孝义兼全厄穷堪怜者……”一个半世纪前,困苦但坚韧的村妇厉氏故去了,其守节尽孝的事迹被族老官府认可,遂和许多不幸的女子一起,获得了“礼部上奏天听,皇帝敕令旌表立碑”的身后荣光。翻阅族谱得知,厉氏之夫时守智为长我五代的同族前辈,其后人均已迁居东北。我曾就碑上之人的故事问过村中长辈,他们都表示陌生。想来也是,动荡岁月里,除了亲生子孙,谁又会真正在乎先人的历史呢。斯人已去,其名犹在,这得感谢这方大石——— 它被匠人们从沉默了亿万年的岩石中开凿而出,錾刻文字,从此开始为一位原不相识的女性代言。
碑身记载的同治十三年,慈禧皇太后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将不可避免的死去,但这位政治女强人驾驭的清帝国仍处于同光中兴的迷梦中。礼部将厉氏纳入节孝名录奏报后的第三十年,表彰终于以树碑立石的形式落地了,估计一时少不了官员到场、族众围观。在此三十年间,距此400公里外的威海卫,发生了北洋水师筹建、崛起、出战、灭亡的唏嘘故事,大清帝国的中兴梦也随之破碎。自光绪三十年立碑之日算起,其后八年,清帝国走入末日,男人们开始断除头上的发辫。其后三十三年,东洋小国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日照也沦为日伪统治区。其后四十五年,红色中国浴血而生,开启了激昂的千年之变。奔腾的时代大潮中,石碑后的时姓后人没有旁观。仅我祖辈中,爷爷和他的堂弟参加了解放军,一个跟着四野从东北打到广东,一个随三野历经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爷爷的长兄参加了1927年的胶东大刀会运动,早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建国后,国家由乱到治、由治到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公社兴修水利、开荒种田。作为彰显皇恩和女德的“四旧”,节孝碑被拆运到了新开荒的田亩旁,从为封建主义服务的碑,变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桥。在那个年代,各类曾被尊崇的礼教石碑纷纷恢复石材的面目,加入垒墙、砌井、铺路、架桥的建设热潮中。此后数十年,这座碑桥便静静的平躺在溪水之上,载着辛劳的人们在田舍之间往返。我家恰巧有一块田地紧邻碑桥,孩童时我曾在桥上奔跑、桥下抓虾,陪伴父母在桥边提水灌溉。当年碑身的文字还十分清晰,如今许多字已变得模糊。查询得知,此类石碑存量很多,文物价值不高。即使被文保部门收纳,其结局也无非被置于某个馆院的冷僻角落,远不及作为石桥的实用与诗意。
如今,碑桥在大雨中塌落了,其作为桥的命运似乎要结束了。或许,这石碑最终会碑落归根,重新立于村口,让一直被称为“大碑根”的那个地块名副其实起来。
时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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