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荣枝案外：被遮蔽的另一个故事

2019年12月1日，厦门筼筜路酒吧街，这里曾是劳荣枝逃亡时的落脚地。 （视觉中国 / 图）

2021年9月9日上午9时，南昌中院对劳荣枝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劳荣枝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劳荣枝不服判决，当庭表示上诉。

案中被害人陆中明的妻子朱大红也在宣判现场，22年的等待，终于算是等来一个结果。

据此前报道，劳荣枝生于1974年，原是九江石油化工公司的小学教师。1996年至1999年，劳荣枝与男友法子英在南昌、广州、温州、南宁、合肥等地实施犯罪。他们将男子引至出租屋内，采用持枪、持刀绑架勒索、抢劫等手段劫财，共杀害7人。1999年，法子英作案过程中被抓，同年被执行死刑。劳荣枝则逃亡近二十年，于2019年在厦门落网。

从落网到庭审，劳荣枝案广受关注。然而在这桩大案背后，一些人及其被彻底改变了的人生却被遮蔽。

请假前往南昌的朱大红，理由是简单的“家里有事”。她在一家宾馆做保洁，小心地藏起自己受害者家属的角色。

她不愿被同情，她的名字和只言片语只是被偶尔提及。更少被提及的，是这个家庭被遮蔽的22年。

故事的简单版本是“一位母亲拉扯大三个孩子”，唯有当事人知道，岁月多么难熬。他们经历了命运无理的剥夺，花费漫长时间去弥合破碎的生活。

朱大红被害的丈夫，在新闻中化作“小木匠”这个代号，只有在家人和邻居的讲述里，他才变成了31岁的年轻人陆中明。

2021年1月，南方周末在合肥寻找这桩血案的痕迹，重新拼合这个遭遇无妄之灾的家庭，以及他们被喧嚣遮蔽的故事。

2021年9月9日，江西南昌，劳荣枝案开庭公告。 （澎湃影像 / 图）

1

“看不到希望”的日子

2020年12月，从南昌回来，朱大红没顾得上别的。赶上圣诞和考研，宾馆的活儿干不完，往常下午五点下班，这会儿要拖到七点。

合肥零下七八度的夜晚，她乘40分钟公交车回到了家，没多久就睡着了，电话响起，她想接，一摸手机，不小心挂断，又睡过去。

这样的生活，在丈夫陆中明死后，一直这么过着。

起初到合肥时，朱大红先找了一家酒店洗餐盘，十几个小时跟水打交道，时间久了，“胳膊都感觉不对劲”。之后就是在宾馆做保洁了，一天也要工作将近12小时、有夜班，但“比上一份好一点”，一干就是十几年。

2018年，朱大红患肿瘤动了一场手术，母亲住院一个星期，花了一万多。她心疼钱，女儿陆青青心疼她——同岁的人大多可以在家休息，但朱大红“不管多冷，坚持上班，想给家里多挣一些”。

律师刘静洁看到朱大红的“坚强”，“一个农村妇女种地之余跑到城里打工，能做的只有最苦最累的工作”。

丈夫无辜被害，先是一段“看不到希望”的日子。在邻居陆中爱的记忆中，当时的朱大红“人都软着了，好像不能走了”。

三个孩子分别3岁、4岁、11岁，要人照顾，她没法出去打工，仅凭几亩田地维持着家庭的生计。

生活的困顿与情绪的崩溃把朱大红拉入谷底。在家的那一两年，她常常低头坐着，不开电视，也不吭声，能坐一下午。

刘静洁回忆，那时她去朱大红家，看到的场景是：孩子们没有鞋穿，赤脚踩在地上。从田里挖的山芋未经清洗，脏的，连着皮吃。

儿子陆生生记得，有一年收割稻子，别人家用收割机，朱大红家只能用镰刀一把一把割，收完那天，突然下起大雨，朱大红为了不让稻谷淋湿，求人用拖拉机拉回来。

朱大红想尽办法维持生计。她先带着三个孩子回娘家待了一段时间，并将大儿子留在那里，让娘家人抚养，以此减轻负担。孩子大一些，她将二儿子与小女儿留给婆婆照顾，自己出门打工。

2021年9月9日，江西南昌，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外。 （澎湃影像 / 图）

2

消失的父亲

从合肥到长丰县夏店乡怀堂村，要搭一个半小时公交车，下车再走上四五公里。朱大红和儿女偶尔回来，在这儿团聚。

这条路朱大红走了十几年。早些年没公交车，回家就借搭人家的电动三轮车。她精心计算着时间，五点前下班可以回家，六七点下班就回出租屋了。

陆青青初中时，奶奶去世，朱大红在合肥打工，怀堂村的家只剩下陆青青和陆生生两个人。在邻居眼中，他们从小独立，烧饭、上学、干农活，都是自己来。这也是陆青青对自己的要求，理由是“让妈妈安心上班”。

朱大红一个星期回来一两次，给两个孩子买好菜。那是陆青青的快乐时刻，至于带回来什么，“啥都行，什么都好吃”。

朱大红的家和邻居家连成一排，大门和窗户紧闭，木头门被一把小锁简单锁住，水泥裸露在外，地上总是潮湿。

很难界定哪里是厨房，靠墙的桌子上放着煤气灶，没有油烟机，水泥墙面被熏黑了一大片。煤气罐连着煤气灶搁在地上，左侧的水龙头孤零零悬在半空，下面没有水池。电饭煲没处放，搁在了女儿房间的书桌上。

这已经是朱大红多年努力的结果。

十几年前，刘静洁去朱大红家，见到的更加破败。墙裂了缝摇摇欲坠，依靠一段树干支撑。陆青青最深刻的记忆是，家里老鼠多，角落里一个狗洞，它们每天钻来钻去。

陆中爱记得，出事前不久，陆中明喊他一起喝酒，与他提起未来的规划。陆中明想把手上的活干了，等到春节发了钱，去买几套木匠工具，再雇几个人，把生意做大一些，多挣些钱，把家里的房屋换成结实的砖瓦房。

然而，陆中明没能给家里换上结实的房子。1999年7月22日，在合肥六安路，31岁的陆中明被突如其来的死亡选中。他被法子英骗至出租屋中杀害，以此威胁他们绑架的另一名受害者殷建华，向后者勒索钱物。

父亲从此缺席。陆生生记得与父亲的最后一面：陆中明离开时，他跑到门口，让父亲回来要“带好吃的”，陆中明应了声好。陆青青的印象更为模糊，那时，她刚刚3岁。

家是不完整的。这是陆青青上小学时最直观的感受。母亲的解释很简单，“你爸爸无辜被人杀害了。”陆中爱回忆，有一次，自己的儿子与陆生生在手机上聊天，陆生生曾感叹，过年回家，别人都有父亲，就我没有。

陆中爱比陆中明大四岁，在他印象中，陆中明从小听话、好相处，在家排行老三，村里人都喊他“陆老三”。陆中明的父亲早逝，十一二岁，陆中明就出来学木匠手艺，“学一门手艺总比在家干农活强”。木匠活80块钱一天，陆中明手巧，桌子、凳子，凡是农村家里用的东西他都会做。

家里有两张陆中明的照片，一张是他抱着女儿、带着两个儿子，站在春天的田野里，茂盛的油菜花蔓过了他的膝盖，将他和孩子层层围住；还有一张是在冬天，他穿着黑色毛衣站在摩托车旁，笑着，阳光一层一层打在背后墙上。

如今照片已经发黄、模糊。唯有当年刊登在报纸上、被律师收进档案里的版本依然清晰。

之后，朱大红与三个孩子相依为命。“分担”和“维持”逐渐成为这个家庭的主题，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用尽全力，把破碎的部分弥合起来。

和陆青青的聊天里，她最常提起的一句话是“帮妈妈分担一些”。上学时是干农活、烧饭，母亲情绪不好时，是多讲讲能让她开心的话。初中毕业后，他们不再念书，早早工作挣钱，每个月发了工资，给母亲一点。陆生生在备忘录里写下，“我们就是母亲的希望，母亲也是我们的希望。”

“一个女人拉扯大三个孩子的故事”一晃二十年，如今，朱大红仍然感到遗憾，“只能把他们养大，没办法培养”。

刘静洁看到朱大红的苦。曾有人问刘静洁，为什么朱大红不嫁人？刘静洁说：“她能抛下三个孩子吗？她是想靠她自己把三个孩子抚养大，没想过靠男人。

3

两个女人的扶持

2020年12月22日下午，在劳荣枝案庭审民事辩论环节，刘静洁在现场发问劳荣枝：“在你养了两条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受害者的家庭正挣扎在贫困线边缘？”

法庭之外，律师刘静洁和朱大红保持了22年联系。

漫长的岁月里，案子始终是朱大红的心结。一开始，她常跑公安局、律所，询问刘静洁案子的进展。后来案件迟迟没有动静，她跑得少了，但偶尔也来，和案子不相关的事也问刘静洁。

两个孩子初中毕业，坚持不再念书。朱大红跑去问刘静洁意见，刘静洁建议学点手艺，帮着联系学校，申请减免学费。陆生生去学汽修，陆青青学财会，等到毕业，刘静洁又帮着联系汽车修理厂的工作。

看到朱大红家的房子要倒了，刘静洁和媒体跑过好几次，联系当地政府，把房子修一修。朱大红从亲戚那儿借了钱，推倒了土屋，盖上砖房。几年后，又刷了层水泥。

之后，刘静洁又给朱大红家争取到救济。但每年三五百块的钱杯水车薪，申请手续漫长繁琐。“救急不救穷”，朱大红也要强，申请了几年之后，便不再申请，“全靠她自己”。

刘静洁见证着朱大红的“老去”。因常年劳作，朱大红“比一般人老得快”，银丝在她的发根迸溅出一片，眼角的皱纹一道一道折进皮肤里，脸上是细密的淡斑。“她比劳荣枝大四岁，你看老那么多，同样都是女人。”

刘静洁回忆起第一次见到朱大红的情景，29岁的朱大红还很年轻，“很崩溃，很痛苦”。

之后，刘静洁为他们申请法律援助，免费代理这一案件。

朱大红租的房子离案发现场不远。她从没去过，她怕自己“回到二十年前，心更碎”。案发现场在巷子里，那个屋子空着，一直卖不出去。附近居民回忆，在当时，人们会害怕走到这里。孩子也被大人叮嘱，晚上不要到附近玩。

二十年，有些事情没能逃过时间。

2019年11月28日，劳荣枝在厦门落网。朱大红平时不看新闻。那天下班回家，她一进门就被儿子拉着，“妈，我跟你讲句话”。

朱大红等着，儿子却迟迟没开口。她奇怪“怎么又不讲了”，儿子对朱大红说：“你不要难过，我爸爸当时的案子，好像现在另一个嫌疑犯已经抓到了。”

陆青青也是在报纸上了解事情的详细过程，看完之后，她泪水在眼中打转，“挺多恨的”，但冷静下来，打电话给朱大红，又是一番安慰。

看到这个消息，朱大红让儿子回家，去陆中明的坟前告诉他。隔了几天，自己也去了。

疾驰的生活带着他们向前，每日的劳作挤走了情感与回忆。唯有闲下来，回忆才像野草一样从生活的废墟里冒出来。

朱大红回忆陆中明的“好”，对孩子，照顾好了才想到自己；做工回家，陆中明会第一时间去田地里，站在朱大红眼前。在朱大红眼里，陆中明外向，“见人就笑眯眯的，连三岁小孩都不得罪”“在任何场面、任何事情上都能过关”。

两人的最后一面是家里的稻田要灌水了，陆中明离开时，和她说，“你能搞的你就搞，不能搞的，就等我回来。”

她没能等到陆中明回来。

4

不愿被知晓的姓名

2019年劳荣枝落网，伤痕被勾起，记者和烦恼随之而来。

许多记者找来，拿着相机拍了好一阵。“什么人到家里来，都拍。”那一段时间，朱大红的神经紧绷着。

她住大杂院，一有动静，别人都知道，左右邻居看到，来问长问短。案子三言两语说不清，解释长了，她又没时间。一些老人，讲了一遍，没记住，下回又来问。

朱大红不再讲，但议论还是钻进她的耳朵，“这么年轻，丈夫就死了”。无论同情还是瞧不起，她都不好受。

但被报道多了总有人记得。有一次，她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有人认出她来，“你是朱大红吧？”她否认。之后的采访，她不愿在出租屋中进行，坚持在合肥零下十度的冬天，搭上一个小时车去刘静洁的律所。

如今她的心态变了些。“反正当事人就面对着这事，慢慢地，认得我就认得。这也不是什么丑事，他是无辜被害了。”

朱大红坦然地出现在庭审现场。她还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掉她的丈夫，以及“亲眼看看她是什么样的女人”。刘静洁说，这是朱大红心里的“一根刺”。

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出庭，朱大红被浓缩成只言片语。庭审中，她哽咽地问劳荣枝，“你的心是肉长的吗？”

2021年元旦之后，朱大红放了两天假，回了一趟怀堂村的家。陆青青下班去超市买了东西带回去，朱大红在自家的田里摘了菜，学过厨的陆生生炒了几个菜。

这是陆青青记忆里，母亲少有开心的时刻。那个晚上，陆青青在社交媒体写下自己的愿望，“希望接下来的一整年大家都能简单的幸福。”

又过了8个月，朱大红一家等到了等待22年的结果，这一次，她说要带着孩子们一起，去陆中明的坟前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