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与东师史学

先贤与东师史学

编者按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始建于1949年。70多年来，在徐喜辰、陈连庆、李洵、林志纯、朱寰、丁则民等数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建设理念和培养规程，为国家输送了数以万计的各类人才。“守正”，谓恪守史学人才培养之正道，是变中之不变；“创新”，谓因应专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国家战略与国际走向之外在需求而做出的动态式调整，是不变之变。二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构成了历史学基础教学与拔尖人才培养的根脉和主流。为纪念徐喜辰、陈连庆、李洵、林志纯、朱寰、丁则民6位先生在教学与科研方面的“守正”与“创新”业绩，本期特推出由韩东育、王彦辉、赵毅、张强、王晋新、梁茂信6位老师撰写的文章，以为缅怀和追忆。

徐喜辰先生与东师史学

徐喜辰（1921.1-1994.6），曾用名徐进，大连金州人。1944年毕业于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专科，同年考入广岛文理科大学东洋史学科。因太平洋战争期间国际局势紧张，遂于当年归国。1946年至1948年执教于长春大学文学院历史系。1949年以后一直任教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历任副教授、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吉林省史学会首任理事，全国先秦史学会首任理事。

执教长春大学期间，在讲授《中国通史》《明代的中日关系》等课程之余，署名徐进，出版了中国通史第一编《中国古代史》、中国通史第二编《中国中古史》、中国通史第三编《中国近古史》、中国通史第四编《中国近代史》（长春：国民图书公司1946年）等系列教材。1950年以来，徐喜辰教授复先后出版有《先秦史》《<韩非子>选注》（合著）《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合编）《井田制度研究》《中国通史》（第三卷，合著）。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中国史概说》《战后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动态》等著作。主要论文有《商周奴隶制特征》《关于中国国家形成问题》《“籍田”即“国”中“公田”说》《贡助彻赋论释》《商周奴隶社会史若干问题论纲》《西周公社及其相关问题》《春秋时代的“室”和“县”》《周代兵制初论》《“开阡陌”辨析》《论国野、乡里和郡县的出现》等。

早在日本读书期间，徐喜辰教授即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先秦史兴趣浓厚，阅读了大量先秦古籍、金甲文书籍，为以后的先秦史专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以日文发表过《孔子及其弟子》《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等文章。1949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成立以来，他一直在系内执教。“文化大革命”中因种种限制，科研工作未得充分开展，学者的学术潜能亦得不到释放。但即便在那种困难状态下，徐喜辰教授仍能做到案牍精思，笔耕不辍，并形成了以下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和学术方向：1.井田制度研究；2.商周社会性质问题研究；3.中国奴隶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问题研究；4.中国奴隶社会制度史研究；5.商周社会变迁问题研究，等。

古史分期，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无法绕行的重大理论课题。徐喜辰教授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梳理和抉微，提出了一系列自成体系的重要观点。

在《井田制度研究》一书中，徐喜辰教授运用了大量的甲骨文、金文和古文献资料，全面考察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井田制的形成、形式、土地分配关系、相关制度的变化及其解体等一系列问题。在充分考虑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国家形式、商周奴隶制特征、商周公社问题、商周井田制度、“籍田”即“国”中“公田”、商周阶级关系、西周国野问题、贡助彻赋税问题、宗法礼乐制度、庠序制度以及周代外朝制度和诸子思想等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徐喜辰教授提出了中国奴隶制有别于经典奴隶制的重要观点。他认为，在氏族制度废墟上产生的奴隶制国家，首先经过的是早期奴隶制国家，之后才走向奴隶制发达阶段。由于各民族的条件不同，并非每个早期奴隶制国家都能发展到奴隶制的发达阶段。根据古籍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商周社会实际上正处在早期奴隶制阶段。这一观点在他以后发表的著述中始终得到了坚持和发展。其中最典型的是徐喜辰教授主编和主要撰稿的《中国通史·上古时代》（该书系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三卷）。该卷分上、下两册。上册包含甲、乙、丙三编，下册为丁编。甲编序说，包括文献综述和研究概况；乙编综述，论述了商周时期历史发展的概况，并追述到神话和传说中所反映的一些情况，还论述了商周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丙编典志，是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政治、经济制度的历史探索。上册重点研究了农牧林渔蚕桑、手工业、商业、货币、道路交通及都邑发展的水平和特点，爬梳了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都鄙和国野、阶级和等级等。丁编传记又分上下两编。上编以国别立传，下编以历史人物立传，一部分则以学术专业为传。

徐喜辰教授在本书中表述了自己的一贯看法。他认为，在我国商周社会中，占统治的阶级关系是氏族贵族奴隶主和受家长制形式剥削的奴隶。除此而外，还有部分是习惯上所说的非基本的阶级或过渡的阶级，即公社农民和手工业小生产者。因当时的生产基础建立在公社农民的劳动上，所以奴隶在生产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但由于商周社会中奴隶制剥削是主导的、进步的，所以仍应称该阶段为奴隶制社会或早期奴隶制社会。同时在他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社会的固有结构才开始发生解体，尤其是在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国变法以后，随着公田私田化、公社农民小农化、礼制法制化、分封制度郡县化、世卿制度官僚化等巨变的纷至沓来，中国的历史面貌亦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质变的政治标志便是秦统一帝国的建立。显然，他是“秦统一封建说”的倡导人之一。与其他该说倡导者之间的“和而不同”之处在于，徐喜辰认为，由于中国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并非建立在公社瓦解的基础上，所以，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也没有以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彻底消亡作为创制的起点。在合理地解释了“奴隶社会奴隶不多，而封建社会奴隶不少”这一中国奴隶制生产关系之特异现象的同时，他的观点实际上还隐含着“中国奴隶制度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封建制度赖以孕育的胎体，因而实际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由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商周社会演变而来的”等潜在命题。这些看法，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周代尚处于奴隶制的早期阶段的观点，亦同样体现在徐喜辰教授对周代兵制所作的研究中，诸如《周代兵制初论》等不一。类似的观点和论述，在其他论文（如《试论西周时期的“国”、“野”区别》《贡助彻赋论释》等）中亦有着一致的表达。其论点是明确的，论据是令人信服的。

徐喜辰在《春秋时代的“室”和“县”》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亦复令人瞩目。虽说春秋时因土地国有而不得买卖或转让，但贵族们仍有一部分独自占有且带有私有性质的土地，也存在着官邑和私邑的区分——官邑是卿大夫的封邑，私邑是贵族们的私有财产。《左传》《国语》中的“室”即指私邑而言，“室”包括田地和认领的妻孥、庸、奴隶。贵族在返致封邑后，即依靠这种私有性质的“室”为生。“县”也属于私邑的一种，是君主赏给贵族的。其与“室”的不同，在于得“县”的贵族还要向君主缴纳贡赋。春秋晚期，国君为了加强权力，不再把新兼并的土地拿去分封。这种“县”便是后来“郡县”之“县”的雏形。他还认为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后的战国时期土地制度是一种土地私有制与土地国有制并存的形态，而且后者似乎仍居于主导地位。以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观之，当时土地私有化的条件不是不具备，只是由于授田制的束缚，才延缓和阻碍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进程。

徐喜辰教授在诸多问题上都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先秦史学界已自成一派。他的教学科研工作，为东北师范大学、国内史学界乃至东亚学术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责：韩东育）

陈连庆先生与东师史学

陈连庆教授（1916-1989），吉林省吉林市人。1940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后专心于历史教学与研究，先后任教于长春大学（1947年）、东北大学（1948年）和东北师范大学。先生为人谦和，己所不欲不加于人，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反对捕风捉影的定性分析和空泛议论。先生学术功底深厚，博学通识强记。言其博学，是说先生涉猎的领域十分宽广，对先秦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中西交通史、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等均有造诣，赵俪生先生就评价说“连庆的学问太渊博了，根底太厚了”。言其通识，是说先生对历史问题的考察不受断代史的桎梏，善于从千百年的历史纵深中探源索流。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察，不仅研究了东亚、南亚、西域诸国，而且将目光投向南海，《南海诸岛考略》《<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1976年初稿）等通过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开发史的考证，指出这些地区“都无可置疑地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倡导海洋疆域和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性。说到强记，先生为文旁参互证，于论题研究提倡对史料的“一网打尽”。他对史料的谙熟，往往信手拈来，被同仁赞为“活字典”。当《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海外友人纷纷来函求购。

陈连庆先生一生坎坷，“右派”帽子摘掉后，已年过六十有五，在生命的最后20余年时光里，先生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术春天，于百花园中争分夺秒，厚积薄发，仅论文集收录的佳作就多达70余篇。问其学，研究领域大致围绕社会形态、汉魏制度、中西交通、历史文献学等几条主线展开。究其法，知先生的治学应以“新历史考证学派”为宗。承蒙《外国问题研究》之邀写篇纪念性文章，心实忐忑。先生的学问渊如大海，岂是我等所能体悟，只能勉为其难留下几笔思念，对先生的学问不敢妄评。

学林常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的主流话语延续的是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古史分期问题和由此衍生的“五朵金花”。在古史分期问题上，先生主张“魏晋封建说”，于1957撰写的《试论汉代的社会性质》《汉代的国有土地及其经营》《东汉的屯田制》以及1963年初稿的《王褒<僮约>研究》等，就确立了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发展的基本看法，认为汉代的中国才进入高级奴隶制社会的发展阶段，东汉处于奴隶制的衰败期，同时孕育了封建的萌芽。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先生写作这些篇章的月份，似应在他受到政治迫害的前后吧。

古史分期讨论依据的是列宁、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这个理论模式说到底是根据欧洲的历史经验演绎出来的，当把这个五阶段论套用到中国历史的时候难免水土不服，因此才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提出了五花八门的主张。应指出的是，无论是西周封建论还是战国封建论，即便可以从生产关系或生产力的角度比照西方社会，但总有一大痛处无法做出合乎逻辑的解答，即在商周和春秋的历史中找不到多少奴隶，更遑论奴隶在主要生产领域的作用了,但两派学者仍然要把商周社会论证为发达的奴隶制社会，而把奴隶数量最多的西汉说成是奴隶制的残余。为此，陈连庆先生又陆续发表了《西周奴隶考》《春秋奴隶考》《<周礼>中所见奴隶》《秦代的奴隶问题》《中国古典社会的债务奴隶问题》《试论魏晋时代奴隶的农奴化问题》《南朝奴隶考》等，以实证的方法论述了中国奴隶社会早期、发达期以及封建社会初期奴隶的来源、在社会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地位的异同，以铁的事实证明，如果承认中国历史经历了奴隶社会，汉代才是奴隶社会的高级阶段。赵俪生先生评价说：“在我看来，只有连庆兄才够得上是魏晋封建说的盟主，只有他才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的彻头彻尾的研究者。”时过境迁，古史分期的话题已不是当下学界的主流话语，论战中发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所谓理论建构早已束之高阁。但由于先生是通过实证的方法而不是逻辑演绎来透视中国古代社会的，所以提出的话题和诸多结论依然是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重要课题。社会分期问题本来是从社会史论战中派生出来的，当我们把古史分期讨论的社会阶级转换为社会结构的分层研究，就会发现先生当年的一些真知今天还是卓见。

社会发展离不开思想的引领，制度根据思想来设计，由此说，制度就是外化的思想。先生对秦汉制度史的研究涉及土地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无不从细微处着眼，从宏大视野观照历史时期的重大问题，结论简约却令人拍案叫绝。比如《东汉的屯田制》（1956年初稿）和《孙吴的屯田制》（1978年初稿），分别论述了东汉屯田的广泛分布及其与三国屯田的渊源，详细考证了孙吴屯田的分布，管理机构的特点以及屯田的兴衰，所提出的话题在学术界具有开创和引领之功。先生在历史文献学领域多有创见，考证、辑校和断代的古籍涉及周秦诸子、前四史以及《职贡图》《佛国记》《南越志》《南方草木状》等，《<晋书·食货志>校注》和《<魏书·食货志>校注》则充分展现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深厚功力。据冯君实先生回忆，两部书稿80年代已经定稿，惜哉先生生前均未付梓，詹子庆师担任东北师大出版社总编时方将该书出版（1999年）。何兹全先生作序说，两部校注兼具了裴松之注和杜预、颜师古注的风格和方法，认为他的注“不仅汇集了有关材料，还有考订，有议论，而又往往有自家的独到见解闪烁其间”，一言以蔽之，“其中蕴含了他对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学问”。

笔者于1985年追随陈连庆先生学习秦汉史，记得先生为我们开设了版本目录学，元典导读等课程。他以为中国早期学问“近乎卜祝之间”，缺少天文历法知识难以读懂古籍，因此特意聘请专家讲授古代历法的推演。为扩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先生要求我们多读一点日本学界的中国史研究，1986年赴芜湖参加秦汉史年会时，先生要求我们必须带文章参会，无奈之下只好动手翻译了东晋次的《东汉时期的选举与地方社会》。为培养我们的问题意识，先生时常在讲授中不经意间发出一问，比如讲到耿夔在金微山大破北匈奴，北单于不知所在一句，就自言自语“北单于跑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先生或许已经考虑许久，但引而不发。当我提出想写这个题目时，先生才指导该读什么书，我为此写了《北匈奴西迁欧洲的历史考察》一文。

先生离开我们已经30余年，他的音容笑貌常驻心田，对吾侪的耳提面命早已外铄为自省。他常说：从事历史研究，一切从材料出发，从实证得出的结论才有生命力。正是秉持着先生的信念，我才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坚守至今。先生生前最喜欢的诗句是“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这或许写尽了先生坎坷的人生吧。其实，我等又何尝不是一介幽草，又何尝不该珍惜绚烂的晚晴和自己的学术生命。

（文责：王彦辉）

李洵先生与东师史学

李洵先生，字仲符，1922年7月1日生于辽宁北镇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厚公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师从黄侃先生攻读古声韵学。受家学熏陶，先生少年时代就奠定了宽厚的文史基础，后考入北平临时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得当代学术名家冯承钧、瞿兑之、刘盼遂、陈垣、容庚、谢国桢指导，学术潜质大幅升华。1946年夏，大学毕业，曾在良乡中学短期任教，1948年毅然奔赴东北解放区，到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任教，直到1995年9月2日因病于长春辞世。先生是国内著名的明清史专家，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点的开创者，近50年心心念念者，唯有历史学探索和史学人才培养二事，名者利者，断非先生所求。先生之师风师德，为同仁、后学所感念追思。2022年，恰逢先生百年冥诞，应《外国问题研究》之邀，撰写一篇纪念文字，作为先生之及门弟子，谊不敢辞也。

先述先生学术成就与贡献。在先生百年冥诞将临之际，得东北师范大学校领导、社科处、历史文化学院鼎力支持，由先生诸弟子校对编辑的《李洵全集》共6卷，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为1956年人民出版社初版的《明清史》，是国内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与传统实证史学相结合的明清断代史专著，是先生对新中国明清史叙述体系的解释体系构建的有益尝试，而非断代史教科书。第二卷收入1982年中华书局版《明清食货志校注》和2004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版《辽宋金三史篆修考》。《明清食货志校注》与先生命运相同，是历尽劫波近二十载才完成的一部著作。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被错划“右派”，赶下讲坛，劳动改造中跌断右腿，卧床一年多，利用这天赐良机，先生取清修明史之王原《明食货志》、王鸿绪《明史稿食货志》与张廷玉《明史食货志》对勘，费时近十年，写成《三史食货志校勘记》10余万字，在1976年后，先生重理所余札记及平日积累资料，详考《明史食货志》史源学及编纂过程，以《明实录》《明会典》《明史稿食货志》、王原《明食货志》《明史》等基础文献，并兼采大量明人文集、笔记史料，对《明史食货志》进行校勘、注释，费时近七载，终成《明史食货志校注》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谢国桢先生亲题书名。学界名宿杨向奎、傅衣凌、李文治、王毓铨、洪焕椿等对该书的学术质量给以高度评价。该书获教育部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三卷为先生晚年手订主要论文汇编《下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初版，2006年再版，收录先生专题学术研究论文30篇。其中关于15-16世纪明代流民问题、16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本土海盗问题、明代江南士大夫势力兴衰、清入关前社会性质问题、明清鼎革及清前期历史地位问题的探索，都提出了别开生面的独到创见，成一家之言。第四卷收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正德皇帝大传》，该书不可以寻常传记史著视之。先生选择历史上声名狼藉的明武宗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明中叶朝堂政局中改革与反改革的内部矛盾纷争，明武宗为代表的皇权政治、豹房政治在社会危机和政治困境中的无奈与挣扎。第五卷《中国的明清时代——李洵明清史讲义》，内容包括《中国的明清时代——中国后封建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统合理论的新探讨》《明史学》《清史学》《16至18世纪中国社会研究》《明清实录的史料分析》5部分，由赵轶峰教授依据先生为博士生授课录音及相关笔记整理而成，皆为首次刊布。其中的《中国的明清时代》是纲领性文章，先生认为16至18世纪的明清两朝不可分割，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同一个时代，构成了不同于欧洲中世纪、也不等同于五种社会形态论中的封建制，而应该称作“后封建制”。先生指出“明清时代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是中国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结合部。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中国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接轨的尝试，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尝试，东西文明文化统合的尝试，以及新旧社会相递变的尝试。”这种认识，彰显了先生对明清时代发展趋向与西欧历史明显有别的独特认知，求索明清中国历史道路的自身内在逻辑是先生宏大的学术标的。第六卷《李洵文存》，收录《下学集》未收的先生已刊未刊论文、文稿、书序、书札、自传，并附罗冬阳教授编撰的《李洵年谱》《李洵著述目录》。先生与薛虹教授合著《清代全史》第一卷，先生与蔡美彪、南炳文、汤纲教授合著《中国通史》第八册（明史）等著作，因各自执笔分工情况查无明确记录，故《李洵全集》不便收入，只好暂付阙如。

次及先生史学研究之学术特色。先生毕生以研究明清史为职志，无论科研还是教学都强调“通史感”或“全史感”。先生认为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不息，从没中断。帝制中国的政制、思想、经济、赋役、文化自有其产生、发展、演变、传承之内在逻辑和社会背景资源。研究魏晋不问秦汉，研究明清不问唐宋，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人为切割，使断代史研究既不瞻前也不顾后，缺少时空观念，陷入“枯槐聚蚁”“秋水鸣蛙”之窘境。先生强调治断代史必须要有“通史感”或“全史感”，切忌碎片化，要将明清史置于中国历史长时段总体历程中去考察研断，厘清具体历史问题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文章便厚重，更具学术气象，结论自然会更加逼近历史真实。受先生“通史感”观念启迪，我在培养博士生时，开设“中国赋役制度发展演变史”“传统儒学及其流变”“帝制时代专制政体的发展演变及其历史功罪”等专题讲座，效果很好，减少了初学者张口下笔常出的舛错。先生研治明清史，还强调不可囿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范围，要“把明清史的研究放入世界的范围”，先生称之为“全球意境”或“全球历史观”。何为“全球意境”或“全球历史观”？在先生看来，中西方历史发展演进各有内在逻辑，早期基本独立发展，交互影响相对较少。自西汉以降，伴随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方经济文化交往频密，相互影响日渐加深。特别是公元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的序幕徐徐拉开，世界文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6世纪至18世纪多个率先发展的欧洲国家通过海外掠夺和鼓励发展经济贸易，经济实力空前强大起来，通过改良和革命手段，使王权落地，建立起议会民主政体，开启了全球扩张。西方早期殖民势力、商人海盗、耶稣会士来到亚洲、来到中国。这三类西方人物，或为海外殖民，或为掠夺别国财富，决非文明使者，就连外表相对温和并带来西方部分先进科学技术的耶稣会士也是要“矢志上帝的光荣”，以基督教文明取代儒教文明。16世纪至18世纪的明清时代，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波历史潮流，中国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由原来领先西方，开始逐渐沉沦，直至被超车，到19世纪主权和领土完整都难以自保。先生的《明代火器的发展与封建军事制度的关系》一文，就是从“全球意境”的观念出发，考察西洋火器传入中国，装备部队，引发明代军制多种变化范例。《公元十六世纪的中国海盗》更能体现先生研究明清史的“全球历史观”意识。先生指出，16世纪中国海盗，亦商亦盗，其产生有国内流民运动和禁海政策的背景，更与西方势力扩张到亚洲有关。中国海盗犯禁出海，屡剿不绝，与其卷入马尼拉中西、巴达维亚中荷、果阿中葡、长崎中日贸易，获得国内急需的白银直接关联。先生常说，“全球意境”能为考察研制明清历史问题增加一个视角。先生研治明清史重视宏观叙事，理论探索，是其又一学术特色。先生对明代流民问题、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清前期历史地位问题的探讨，均着眼这一时期重大核心问题，进行理论解说，言其大旨，不落繁琐考据俗套。先生晚年，提出帝制中国晚期“后封建制”形态说，并将明清两朝500年历史的16至18世纪200余年的历史划为独立的历史单元，命名为“中国明清时代”，探索16至18世纪的中国道路，是一次重大的理论构建尝试。

先生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第一代学人的杰出代表，其道德文章、师风师范为后学感念铭记。在先生百年冥诞之际，写下这些文字，权作一瓣心香一掬泪雨告慰先生之灵。

（文责：赵毅）

林志纯先生与东师史学

林志纯先生（1910-2007，笔名日知）1910年11月11日生于福州，1944年从上海大夏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沪工作期间，林先生主要关注先秦—秦汉经济地理和周代社会性质等中国古史问题，均有专文刊行。除拉丁语外，林先生还系统研习过俄语，并在《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发表英语时评文章（China’s Peasant Revolutions；The Kuo Min Tang And Chinese Dynasties）。1948年发表的“文明之原始”一文应是林先生研究世界古典文明史的发端。1950年，林先生从上海应聘到东北师范大学任教，随身携带着《史记会注考证》《二十五史》和《清史稿》等古籍、《魏晋南北朝史稿》等手稿、俄文版《古代东方史》和一部西文版拉丁语教材。

应聘到东北师大后，历史专业因新增世界通史系列课程，林先生响应组织安排从中国古史转为外国古史的研究与教学。当时，为满足学科建设之需，林先生先后移译《古代东方史教学大纲》（阿夫其耶夫著，1952）、《古代希腊罗马史教学大纲》（马什金著，1952）、《古代世界史学习指导》（马什金著，1954）、《古代世界史》（狄亚可夫、尼科尔斯基、科瓦略夫著，第一卷，1954，第二卷，1959）等书，并主持编写《世界古代史》（1956）、《古代世界史》（1958）等多部教材。在本科通史教学的基础上，林先生于1953年接连招收两届世界古代史研究生。1955年至1957年，林先生负责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由苏联专家主讲的全国高等学校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的教学工作，并指导学员完成结业论文。其间，林先生开始探索古代西亚史、古代埃及史、古代印度史、古代希腊史、古代罗马史分专业的教学模式，培养了新中国最早一批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专门人才。

1978年，高等教育学位制实施后，林先生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遴选，作为全国首批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林先生开始招收博士研究，并依照国际学界通例按亚述学、埃及学、西方古典学三个方向进行专业化培养。应学科发展的新需求，他又联合周谷城、吴于廑呼吁填补我国古典文明研究的学科空白。1984年教育部批复在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并开办世界古典文明史实验班，由六所重点高校遴选本科生、分方向开展古代语言文字与古典文明史专业教学，首创由本科至博士的完整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除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外，林先生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撰写了《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1952）、《古代世界与古典文明》（1952）、《原始公社制度史的分期问题》（1952）、《奴隶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学习笔记之一》（1953）、《奴隶社会之两个阶段与六个时期》（1953）、《<马克思论印度>一书中关于古代亚洲社会问题注文的商榷》（1954）、《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与原始社会史上的一些问题》（1956）、《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评童书业著<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1956）一系列论文，并翻译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不仅引介、分析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古代东方社会性质、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史分期的相关思考与学说，同时也初步梳理了经典著作家关于古代亚细亚社会的论断及相关理论渊源。

这一时期，林先生还参与了“中国古史分期大讨论”，所撰“从重农抑商的传统谈到汉代政权的本质——试答郭沫若先生的质问之一”（1957）与“汉代奴隶制应如何理解?”（1957）辨析了史料中的秦汉奴隶制问题；在“敬答范文澜先生(关于古史分期的争论)”（1957）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1957）文章中，提倡古史分期讨论不仅要参考基于欧洲历史的论断、亦应参照国际学界对世界古代诸文明研究既有成果，研究方法上应注重中国奴隶制本身的发展与演进，并呼吁对中国古代史料的解释应还其本来面目。

在世界古代史研究中，林先生同时关注通过原典史料解读古代世界的历史问题，曾移译古典著作《雅典政制》（1957）与史料集《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1957），所撰《古典作家所记的黑劳士制度》（1957）和《史诗“吉尔伽美什和阿伽”与军事民主制问题》（1961）运用原始材料对相关社会制度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1962年，发表的《关于新发现的古希腊波斯战争史的一段碑文》《线文b的译读》以及《荷马史诗若干问题》三篇文章，分别介绍了新出铭文史料对补正传世文献以及新释读的线文泥板文书对认识迈锡尼文明、“荷马时代”的重要意义。同时，林先生注重史料在世界古代史专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地位，着力组织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学员翻译基本史料，并修订、汇编为《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世界古代史译文）》（1957）。所开设的本科课程关注古代语言、年代学、史料学在教学中的意义，相关内容收录在《西方史学探源》（1963）与《古代世界史学史简编》（1963）两部讲义中。1964年，为配合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

20世纪60年代以后，林先生坚持利用各类外文连续出版物来收集国际学界最新研究动态，编纂新教科书《古代世界史纲目（修订稿）》（1973）。此后，他以国际学界新材料为基础撰成两卷本《世界上古史纲》（1979、1981），对上古诸文明的发生、发展史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马克思本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考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林先生专注世界古典文明政治发展史，发表《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1980）、《<春秋>经传中的：“国人”——试论古代中国的原始民主制》（1981）、《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1981）、《从君政王政到贵族政治——梭伦以前雅典政治简史》（1983）、《周礼中的邦国和国家》（1989）、《雅典帝国与周天下——兼论公卿执政制度时代》（1989）等文，对中西早期国家历史发展的基本路径与共性进行研究。20世纪90年代，在相关个案研究中，撰写关于“封建主义”问题的《论FEUDALISM百年来的误译》（1991）、《中西古典民主政治》（1992）、《论中西古典学》（1993）、《黄帝、共和、孔子、陈王——中国古典时代的古典传统》（1995）、《再论中西古典学》（1996）、《论中西古典学之现阶段》（1996）等文，出版专著《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1997），并将相关论文结集为《中西古典学引论》（1999），在分析中西古典文明历史发展独特性的基础上，强调中国古典历史对认识世界古典文明发展路径的独特贡献与重要意义，创建了中西古典学的历史认识框架。

从上海到长春，从中国古史到外国古史的研究与学科建设，林先生一生治学中西贯通，始终坚持从原始文献出发探寻诸古代文明的演进规律，为新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文责：张强）

朱寰先生与东师史学

朱寰先生（1926-2020）系新中国所培育的第一代世界史学人。为学与为师是先生学术成就的两大主体。作为学者，先生在古罗斯建国、哥伦布航海、封建土地制度和中西历史比较等诸多特定研究领域，独辟蹊径，孜孜以求，茂文华章，创见迭出，成就极为突出，享誉国内外学界。作为师者，他从教七十载，一直执鞭杏坛，壁立于教学前沿；传道授业，培育了近百名专业人才；先生所主持编写的系列专业教材数量众多、品类齐全、卷帙浩繁、几达数百万言，是其名山事业中用力最巨、成就最高的代表之作。用力最巨，是指这些教材的编纂为时漫长，近六十余载，几乎贯穿其一生时光。可谓“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以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成就最高，是指它们以特定形式和学术建树代表着中国世界中古史领域的最高水准，几度获得国家级最高奖项，而最为重要的是它们影响甚远，惠泽数十届的万千莘莘学子。

《世界通史》（中古分册）、《世界史古代编》（下卷）和马克思主义工程建设的《世界古代史》（上、下卷）三部国家级教材曾被学界视为代表中国世界中古史学科发展历程和水平的三座丰碑。马克垚教授就曾将朱寰先生誉为“一位编写教材的大师”。笔者以为碑铭镌刻须有大师，更须有匠心，而这种匠心之含义不独是指精雕细刻的严谨，更有高屋建瓴辨识中古时代世界历史发展基本趋势的理论功力与史学见识，以及对国内外本学科研究前沿状态予以把握的胸襟，对本学科和相关学科各类优秀学术成果予以积极吸纳的眼光与能力。

先生对于专业教材的功用、教材编写工作的性质有着独特的认知。他认为高校专业教材是学生跨入学术殿堂之初所接触的第一本学术著述，也是学界传播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专业著述，其中所承载的学术含量极高，因而专业教材编写必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学术研究与实践。明此，便可对他所编写的三部国家级教材何以能够成为新中国世界通史教材主要组成部分，又何以能够成为具有鲜明断代史品格的三部世界中古史学术专著的缘由有更深的理解。先生生前曾多次与笔者谈及当年与国内诸位鸿儒一同研讨、编撰周吴本首部《世界通史》的往事；后来，笔者作为先生助手参加《世界史》编写工作，曾亲眼得见先生与诸位前辈学者彼此论道问难的场景，亲耳得闻他们关于如何将各种优秀的理论学说和成果纳入教材之中的高论。前些年，在马工程《世界古代史》编写工作中，先生再度强调必须将国内外优秀的学术思想和成果吸收到教材内容之中，令笔者对其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必须完整结合的思想主张有了更多的领悟和深切的体会。

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整体思考，是先生学术探求中一个非常关注的话题，努力探索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是先生毕生追求的事业目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界曾围绕如何走出苏联史学影响束缚，如何尽快编写出中国版的世界通史有过一场热议。就在许多人还在沉浸在各种必要性论证之时，以史学大师吴于廑教授为中心的一批史学家却已在多年沉潜思索之后，开始启动新世界通史编纂大业。其成果就是《世界史》（6卷本）的问世。在《世界史古代编》（下卷）编写过程中，先生与马克垚教授一道将吴先生首倡、诸位史学家共同研讨、完善的“整体宏观史观”这一史学思想予以全面落实和完整的体现，令中国学界关于世界中古历史的阐释焕然一新，极大地改进、提升了专业教学的水平。刘景华教授评论道，在6卷本《世界史》中，将中国世界史学界“整体宏观史观”体现得最为明显且最为完整的就是此卷。

在先生宏富学术成果中，展示出学深识卓、思路清晰、辨析严谨等诸种特征，尤其是其中西淹通、视野宏阔的特点更是为后学所常常称道。早在20世纪80年代，先生率先倡导世界史研究要注重中西比较研究。他在长春举办国内世界史首次中西比较研究专题会议，在《历史研究》发文论述科学系统的展开史学比较研究的主张。又与马克垚、姜伯勤和孙义学诸位先生共同撰著了《中西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一书。甫一问世，此著就得到学界一致赞誉，荣获国家级奖项，还被教育部列入首批研究生教材。这种学术专著与专业教材合二为一的情形，在国内尚不多见。在授业解惑之时，先生更是注意将其在历史比较研究中的精深体悟导入到专业人才培育的整体过程之中。笔者所撰写题为《朱明王朝与都铎王朝中英农村经济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一篇先生“钦点”的命题之作。而在这一领域得到先生教诲不仅是我一人。当年，本专业的博士生、青年教师每周一次都聚集在史苑楼内一间陋室中，从经济史、社会史、制度史和文明史等不同维度、层面，围绕“过渡”“比较”问题展开研讨，甚至争辩。先生不仅每次到场垂听而且亲自予以点评、提问。此情此景，现在思来，仍恍如昨日。久久为功，此番研讨的系列成果，最后经先生审定并亲任主编，以《工业文明兴起的新视野：亚欧诸国由中古向近代过渡比较研究》（上、下卷）为名由商务印书馆刊行。

先生辞世业已两载，对其一生的学术追求和业绩，国内学界同行和同窗们多有阐发。然令笔者最为感佩的是，他将学者、师者两种职责、使命完美地融于其学术生命一体之中，吐辞为经，举足为法，显现出一种独特的智者风采。

（文责：王晋新）

丁则民先生与东师史学

自1952年起丁则民教授在东北师范大学（以下简称“东师”）执教近50年的生涯中，见证了新中国世界史学科从阙如到崛起的过程。尤其是他所在的东师世界现代史和美国史专业，也留下了他作为奠基者的足迹。在东师最初的14年间，他主讲苏联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史。在没有教材和参考书的条件下，一是他以科研促教学，先后发表了《1936-1939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性质》等十多篇论文，为学生在课堂上勾勒出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线索。二是他领衔主编的《世界现代史教学大纲》（1956年）和《世界现代史》（上册，1958年）初步完成了东师世界现代史知识体系的建构。该教材在参考苏联成果的基础上，适当吸收了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解释比较客观。更重要的是，针对几轮讲授中发现的问题，丁则民等人不断修订、更新和补充，并在1961-1962年出版了更加成熟的、受多家师范院校好评的《世界现代史》（上、下册）。三是从1955年起，他担任历史系副主任，分管课程设置、学科协调和教学工作，为东师世界史学科的整体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丁则民担负起世界近现代史学科的重担，教学目标从培养学生掌握系统知识转向实际能力的提升。首先，为丰富教学内容，吸收国外最新成果，他与人合译了《欧洲简史》和《俄罗斯帝国主义》，前者是关于19世纪欧洲史的教学参考书，后者探讨了15世纪中叶以来沙俄对外侵略的历史。其次，他在为本科生开设世界近代史课程的同时，参加了王荣堂、姜德昌主编的《新编世界近代史》（上、下册）的编写工作。同时，被修订的《世界近代史》（上、下册）也被国家教委推为高校通用教材。第三，在1978-1979学年，他不仅承担了历史系研究生班的世界近代史教学任务，而且还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了“青年教师英语培训班”，在讲解单词、句法、语法和语态等基本知识的同时，还让学员翻译一些经典史料，提高其对外文文献的理解和汉语书写能力。参加学习的近10名教师，后来都成为东师世界史专业的骨干。

必须指出的是，自1979年起，丁则民的工作重点转向美国史领域。他先后为本科生开设了美国史学史、美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专题，从77级和78级学生中，挑选了一些英语基础较好的同学组成美国史学习小组。1981年东师申获“世界地区国别史·美国史”硕士学位授予点后，他在星移斗转中探索了被誉为是国内别具一格的美国史研究生培养模式，其要者大致如下：

一、首先，他要求一年级硕士生必须在本科高年级的欧洲史、拉美史或亚洲史等课程中任选一到两门。这样“既可以扩大研究生的知识面，了解和掌握其他专业内的主要问题、文献资料和研究动态，也可以触类旁通，打下有利于深入钻研究本专业问题的牢固基础。”其次，他要求硕士生通读一本美国高校通用的英文版教材，了解美国通史中的基本问题。第三，为提高研究生教学效果，他依然遵循以科研促教学的原则，在美国史学史、印第安人史和外来移民史等领域发表十多篇论文，意在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培养学术问题意识，了解学术研究的要素、路径和方法。

在研究生培养中，丁则民一再强调“授之以渔”的思想。他的做法是：以专题为对象，通过研讨班形式，先由事先指定或有准备的研究生作专题报告，接着由其他同学开展针对性讨论，最后由教师点评，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暂时放下，留待研究后再作探讨。他在总结研讨班的经验时指出：“实践表明，这种教学方式比单纯老师讲、学生听的呆板方式强得多……既可以锻炼他们组织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也能通过讨论启发他（她）们思考问题，提出独立的见解”。

二、配合教学进度，要求学生翻译美国史专题论文和专著摘录。这个过程又与同期开设的专业英语课（每周四至五学时）相辅相成。学生翻译的内容包括著名历史学家菲利普·丰纳、埃德蒙·摩根、雷·比林顿及约翰·海厄姆等人的成果。对学生而言，翻译经典具有如下“一箭多雕”的效果：1.有助于检验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对原文理解的能力；2.有助于学生认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提高汉语学术语言的表达能力与技巧；3.积累并丰富的专业知识；4.对于学生跟踪美国学界的研究动态大有裨益，为其日后健康成长创造有利条件；5.能让学生感受并体会学术写作的框架建构、视角选择、实证与理论的写作技巧等，进而提高其学术的综合素质。

三、吸收学生参加科研项目中的某些工作，比如校对稿件、选购英文图书和资料翻译等，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例如，当时在读的王旭和黄仁伟等人参与了《美国通史》（第三卷）的讨论和编写过程。在丁则民看来，“研究生参加这项科研项目既能使他（她）们体验编写工作的艰辛过程，也有利于他（她）们在集体讨论中进一步思考和钻研问题，从而不断提高独立工作能力”。他反复强调说：“做作业、写论文主要是让别人看的。因此，无论是汉字还是英文字母，都必须写得清楚、工整，使人看了一目了然。”对于书写潦草的作业，“我便把作业退了回去，要求重抄”。对于论文写作中的规范性，他更是不厌其烦，“要求论文中的引文，一定要注明出处……如系译文，就要求附上原文卡片，以便核对……在这样不断要求下，他（她）们都逐渐体会到写作业和论文都必须字斟句酌，做到确切、严谨，贯彻一丝不苟的精神”。

总之，回顾丁则民的教学生涯，他在为东师世界近现代史学科发展呕心沥血的同时，始终秉承教研一体的思想，重点培养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尤其强调研究生的独立思考和分析能力。在丁则民的严格调教下，东师培养了一批至今活跃于中美学术界的优秀毕业生，为中国美国史教研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文责：梁茂信）

注：6篇文章按照6位先生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时段排序。

原文载《外国问题研究》2022年第3期。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