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刚：我的父亲钱学森

1955年9月17日，父亲母亲带着我和妹妹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由美国旧金山启程前往香港，踏上了归国之路。

当时我只有7岁，对父母所说的回国其实毫无概念：对于那段路程的艰险，若不是长大之后研究父亲的生平、重新去探寻那段历史，可能我不会知道，原来一个人回国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经历这么多的艰辛。

父亲那辈人沿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不会向晚辈吹嘘自己经历过的惊心动魄和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辉事迹。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无论做过多少有意义的事情，得到过多少奖项和勋章，都已经过去了，不必多言。

◆◆饭后书房“进不得”

父亲爱看书是出名的。他不爱留在办公室加班，通常晚饭后“闭门不出”，独自在书房阅读，生活极其规律。这样的习惯，他保持了几十年。

为了保证不被打扰，他和警卫员说好，“凡是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都你接，没有特殊情况一律明天上班处理，若有紧急事件，你再上楼来叫我。”对于那些贸然的打扰，父亲会严厉地批评，让别人分清轻重缓急。所以，我和妹妹从小就知道，要和父亲交流就趁吃早餐或是晚餐的时候讲，饭后的书房是“进不得”的。

在那个年代，很多科技工作者和父亲一样都面临着很大压力，工作非常辛苦。不少人到了晚年积劳成疾，父亲的身子骨却一直很硬朗。我想，这也许跟他早年规律工作、严格控制作息有关。

◆◆“没必要全拿满分”

初一的一天，我正在操场上玩，老师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很纳闷，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没想到，老师跟我严肃地谈了谈成绩，说：“钱永刚，别的同学考及格我就要鼓励，但是像你这样的家庭条件，对自己更要严格。努力一把，期末争取全部满分！”回家之后，我如实跟父亲汇报，期望他能说两句。结果他“噗嗤”一笑，就走开了。

期末，我真的拿了全满分，老师满意地夸我有潜力，叫我继续保持。但回去之后，父亲看着成绩单却对我来了一句，“我觉得4分挺好的，没必要全拿满分”这让我有些郁闷，心想，这满分“白拿”了。

往后，我逐渐明白他的意思。他说没必要全拿满分是真心话。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看书，所以觉得我没有必要把精力都花费在钻研功课上。除了学习学校教授的知识，他很支持我根据兴趣读一些课外书。现在回过头想想，正是父亲对我的鼓励让我一直以来能够自由地看书。最初的三五本可能没有引起什么波澜，但量变引起质变，那些“闲书”看与不看，对个人的见识与判断能力影响还是很显著的。

◆◆怎么回答“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望父亲的时候，他发出了众所周知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为了破解这道艰深命题，教育界乃至全社会都在共同努力。“钱学森班”在国内几十所大中小学的先后成立，也是对创新人才培养的一个探索。

当前，学校的基础教育由于受到应试观念的影响，往往都是重逻辑思维的训练而轻形象思维的训练。但是，通过对我父亲生平的研究，我们发现，形象思维的培养和积累恰恰对于日后的创新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父亲曾经罗列过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的名单，排第一的就是我祖父钱均夫。祖父当年曾怀揣着“兴教救国”的抱负留学日本，回国之后，出任了浙江省省立第一中学的校长。在父亲的少年时代，祖父因材施教，不仅重视对书本知识的教学，更是想尽办法让父亲在“玩乐”之中培养各个方面的能力和素养。他的这些教育理念和方法，以今天的眼光看依旧是超前的。

现在的中学生，寒暑假可能大多用来补习功课，但我父亲中学阶段的12个寒暑假却格外丰富。从识别矿石、举办展览到抓鸟捕蛇做标本，再到学习油画、山水画，接触摄影、交响乐等等，每一样看似“不务正业”的锻炼，实际都是在提升他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审美意识等方面的能力。

所以，父亲一直认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必须全面均衡，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训练要并重。除了能够熟练掌握课堂知识，学生们同样需要有能力鉴别什么是好书、好诗、好声音。

我父亲不是那种从小跳级的少年天才，他一路规规矩矩地念完了小学、中学、大学。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其实身边数理化成绩和他不相上下的同学不在少数。但是，经过12个寒暑假的磨炼，若是论全面发展，父亲就是学校里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了。高考的时候，这一点也许还无法凸显，但随着学业的继续深入，到了研究生阶段，父亲的创新优势就逐渐显露出来了。

因此，当我们今天继续探索“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时，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