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贤波：清代平定华南海盗战争（1790—1810）的官方纪念与历史书写

摘要：清代平定华南海盗战争的官方纪念活动，包括举行纪念性仪式，修建纪念性建筑物，刊行纪 念性文献和绘制纪念性图像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建筑、实物、文字和图像资料意在强化官方权威，为这场 颇有争议的海疆危机提供盖棺论定的历史叙事。这样做，既延续了盛清时期书写“战争征服史”的传统，表现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也折射出嘉道以降国势衰落期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变迁。由于亲历战争灾难 的地方集体记忆并未被完全抹去，私家对战争的记录和纪念冲击了官方统摄一切的主导地位，使得由各类 载体构建起来的历史书写和战争记忆存在很大的伸缩性和歧异之处。

关键词：清代 华南海盗 战争记忆 历史书写

清代乾嘉之际扰及华南海域，以张保仔、郑一嫂为代表的海盗事件( 1790— 1810 )前后长 达二十年，与同时期活跃在闽浙一带的海盗蔡牵集团互为掎角之势，困扰清廷至深。嘉庆十五 年( 1810 )大规模剿抚华南海盗战事甫一告竣，一系列旨在凸显帝国政治、军事实力和名臣功 勋的官方纪念活动随之展开，包括举行规模盛大的受降、酬神仪式，修造亭台、庙宇、碑石等 纪念性建筑物，汇编战争文献(纪略、纪事、诗文集)，等等。立下“海上第一功”的主事官员 百龄将于嘉庆十六年离任，制作荣耀功臣的战图和赠别画一类的纪念性艺术品也被提上议程。 相关的纪念活动及由此产生的建筑、实物、文字和图像资料，形式多样，内容相互吸收、转化， 意在通过省略战争过程，强化官方权威，为这场颇有争议的海疆危机提供一套盖棺论定的历史 叙事。考虑到纪念活动出现的时机、意图和立场，研究者依据相关的文献资料来探析战争的过 程和细节，势必需要充分注意它们产生的“原境”(contexts)及隐伏其间的史笔镕裁痕迹。

上述议题，总的倾向是把研究视域从过去讨论剿抚海盗的战争过程转向战争的纪念活动， 关注官方如何通过文本表述、绘画展示、建筑实物等方式把战争变成具有强烈政治意涵的宣传， 进而构建出一套以“青天平海”为母题的集体文化记忆。

细究之，嘉庆年间对平定华南海盗战争的官方纪念活动，不仅延续盛清时期书写“战争征服史”的传统，表现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也折射出嘉道以降国势衰落期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变迁。这种变迁突出表现为，官方虽然在目标、方向、手段和能力等方面始终处在话语主导地位， 但也绝非统摄一切，达到无懈可击的地步。由于亲历其事的士民也参与记录和纪念战争的博弈，使得由文本、图像、建筑和实物构建起来的历史书写和战争记忆存在很大的伸缩性和歧异之处。 反过来说，对这些歧异之处进行剖析，可以更深入地揭示战争过程的隐秘内情和动态全景。

诚然，对华南海盗问题的研究述作如林。但由于一般研究者大多侧重海防和社会治理的视角，集中探析的是海盗兴起背景、剿抚海盗过程以及海盗活动与沿海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等议题， 迄今为止对战争纪念活动仍鲜少实质性的讨论。本文由此出发，分别从战事尾声、沿海勘定和主政官员离粤三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探析这一问题，补苴史事的全貌，并尝试初步检讨有关剿抚海盗的史料生产史和传播史。

一、从受降台、抚贼碑到靖海神庙

嘉庆十五年四月，以张保仔、郑一嫂为首的“红旗帮”接受清朝招安，战事接近尾声，地方当局于受降仪式后分别修建受降台、抚贼碑、靖海神庙，相关的纪念活动相继展开。

以往对华南海盗及官府办理过程的研究已充分表明，至迟自乾隆末年始，海盗各帮派分踞华南海域，控制海上商路，劫掠沿岸村寨，对官府的威胁日渐增大。时局出现转折的关键，是嘉庆十四年五月两广总督百龄厉行全面封港海禁政策，目标是彻底切断海盗的财源和食物供应线。在百龄的主导下，当局“撤沿海商船，改盐运由陆，禁销赃、接济水米诸弊”，短时间内加速了海盗帮派的内讧和势力消长，一般认为此举直接促成长期盘踞广东中部海域的“红旗帮”盗首张保仔等归正，史载“是时张保等久居洋面，人众艰食，卤潮蚀船，不能修葺，因有归顺志”。

作为协助百龄直接参与剿抚决策的核心人物，广东巡抚韩崶对招降张保仔的曲折有详细记录。据他所言，嘉庆十五年正月， 已有线民禀报张保仔愿率众来投。但地方当局碍于朝廷谕旨在先，“张保仔或穷蹙来投，断不可准”，一时未敢贸然应允。然而张保仔降志已决，随后遣令头目郑从富等“恳乞投首”，率众驶赴珠江口虎门之外的龙穴洋面湾泊候信，百龄亲抵虎门招降，谕令将船炮全行呈缴，遣散伙党及眷属人等上岸。碰巧十余艘英国货船驶出虎门，扬帆鸣炮，海盗因此惊疑有诈，乘夜潜遁外洋，第一次招降被迫中止。二月，百龄和韩崶接见来省城 “请罪乞命”的郑一嫂，“该氏哀泣禀求，诚心向化，情词恳切”。四月，百龄赴香山大涌芙蓉沙海口(今中山市大涌)正式接受其降，海盗共呈缴大小船只 226 号、大小炮 1315 门、枪械 2798 件，遣归伙众 17 318 名口。

以张保仔为首的“红旗帮”人员、船只和武器装备数量惊人，全员归正是整个战争过程具有转折和象征意义的事件。作为胜利者宣示武功的重要时刻，当局就地举行了盛大的受降仪式：

百龄至香山，驻节丰山书院。司道官及委员至大涌。勒兵其北，贼数百艘泊其南。张保 及郑石氏乘轻舟、竖招安旗抵石岐，入见百龄。是夕， 百龄传令官军戒严。越日抚议定， 众 头目冠带见司道官于舟中。百龄令籍其船及炮没官，贼党给凭费归里或安插耕作，所掠妇女 戚属领回。张保授千总衔。郑石氏，故郑一妻，保其义子也，令室之。余多授官者。即檄张保领兵捕余寇。

由上可知，仪式前后持续两日，包括盗首入见、籍没武器、分给凭费和授予官衔等环节。 案会典所载清朝受降军礼，主要针对的是“克捷受降”的情况。乾隆十四年( 1749 ) 议定 “受降之仪”，特别注重受降坛、降旗和双方对接的方位，包括“筑受降坛于大营之左”“坛方南向”“坛以南百步许树大旗”“降者于受降旗旁北向跪”等等。上引材料显示 “贼船”泊南面北及竖“招安旗”等细节，遵从了清朝官方受降军礼的基本仪轨，说明仪式经过一番精心安排。

在受降地点修建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物，不久也被提上议程。道光《香山县志》载，“百龄令知县彭昭麟筑台大涌海旁，额以‘大德曰生’，记其事于上”，又以小字附录一篇《百龄抚贼记》，详述香山受降及百龄亲书榜额“大德曰生”的经过，可知受降台上至少还竖有一通“抚贼碑”垂示后人。主事筑台者彭昭麟，四川双流人，嘉庆九年由阳春知县调任香山，史称“有办贼才”。其存世的《从征诗草 ·岭南草》记录他多次处理广东海患的行动，包括嘉庆十二 年六月在芙蓉沙口堵截“贼船”上岸，可惜刊刻于嘉庆十四年，未记及受降事。 不过由彭昭麟修建的受降台被道光《香山县志》编绘的舆图部分单独标识出来， 可见它已成为地方一处重要景观。由于亭台和碑刻今无存，其规模和形制无从确知。有意思的是，大涌受降台原址现已建成一座规模宏大的商业城，2017 年地方政府从中辟出数百平米空地，特别营建出一处融合山崖、流水、山洞、凉亭、海盗雕塑等景点的 “张保仔公园”，说明有关张保仔受降的“历史”至今被当地民众口耳相传，时过境迁再次成为官方循环利用的文化资源。从“受降台”到 “张保仔公园”，修筑时代和主体固然有别，承载、强化集体记忆的功能不变，本质都是“记忆之场”。在这个意义上说，张保仔公园不啻为清朝平定海盗战争纪念活动的当代转化。

当局纪念战争的另一个主要举措是在虎门镇口筹划新建靖海神庙。虎门既是海盗最初表达降意的地点，长期以来也是出入珠江口、扼守省城的海防要塞。嘉庆十四年百龄以海盗长驱直 入劫掠内河，奏改左翼镇为水师提督军门，驻守虎门，建有水师寨城一座，并配备炮台，着力加强海防设施。《大清会典事例》载：“(嘉庆)十五年……广东虎门新建靖海神庙，敕封为‘佑 民溥惠海神’，颁给‘福佑环瀛’扁额。”嘉庆二十三年东莞知县仲振履撰《虎门览胜》详录虎门一带胜迹景观，于军事设施之后首列靖海神庙，对其建立的背景，尤其海盗归降与神明显灵之关系记载甚细：

靖海神庙，在镇口，去寨城西一里许。初张保聚众肆劫，舟至九龙山，于绝壁下得神像一 尊，奉置舟中，有祷必应。盗众崇信之，加以彩饰。十四年冬，保被围于大屿山，几就获。炷 香祷于神，忽燎神须，火光起数尺。保惊仆，乃决意投首。总督百(龄)奏建祠于镇口，封靖 海神。春秋崇祀，县官主之。

仲振履为江苏泰州人，嘉庆二十一年署任东莞知县，并未亲历这场战争。 在仲振履的记述中，张保仔“于绝壁下得神像一尊”，因焚香祷神出现“异象”才“决意投首”，极可能是他抵任后采集的民间传说。

必须指出，新建靖海神庙无疑显示当局认可剿抚海盗过程得到“神助”，但仔细比较各方文 献的表述，神灵发挥的作用其实不尽相同，甚至海盗信奉的海神与官方崇祀的海神可能也未必是一回事。仲振履没有记录张保仔获得的“神像一尊”究竟是何方神灵，但参之其他著述，有谓“三婆神”，也有说“大王公神”， 助力剿抚的神灵名号多有歧异。但不管如何，在后来两广总督百龄请旨建庙的说辞中，这是早就受到官方崇祀的南海神“显灵”的结果：

窃查南海之神载在祀典，其庙立于番禺县治波罗江上，即韩愈文所谓扶胥之口，黄木之湾。而波罗江水所由出海者曰虎门，距庙尚遥，乃为今之中路海口，两山东隘，潮汐出入其中，商 贾帆樯往来□集。奴才现在请设水师提督，即拟驻扎于此。至奴才上年奉命来粤之日，先诣虎 门察看海道，讲求战防，曾经默祷于神，若得肃清洋面，愿于该处鼎建庙宇。嗣奴才收抚中东 两路，投诚人等并皆于此受降。昨者大帮舟师剿捕西路之贼，风帆顺利，波涛不惊，得以迅达 琼南，使乌石二等窜逃无及。舟师往返四千余里，为期才两月有余，海隅之民咸称神助。此实 仰赖我皇上声威震垒，怀柔百神。是以波神效灵，如响斯应。允宜推广圣主秩望之意，增崇庙 祀以答神庥。

在这里，当局追溯了一个自隋唐以来国家祭祀南海神的礼制传统，趁此颂扬皇帝“声威震垒，怀柔百神”的力量，突显地方神明对清朝的庇护及后者承接天命、不可撼动的权威。华琛探讨宋代以后中国沿海天后崇拜的“标准化”过程，早已指出国家对神明信仰的干预和利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越来越多的区域研究也揭示出类似的做法和效果。各地形形色色的神的灵验故事中，重要的不是“神迹”，而是“神”站在官方的立场而非它的对立面。

至于靖海神庙的规模形制，见诸道光刊本《粤海关志》绘制的《镇口口图》。在图上，靖海神庙相比于同时期镇口其他两座庙宇——火帝庙、天后庙，明显要宏伟得多，其重要性非一般地方庙宇可比。由于纳入官方祀典，地方官员定期主持神庙的祭拜活动，清末仍在延续。 可以想见，筹划新建这样一座宏伟建筑，不管是对久居此地的普通民众，还是对由海道进出省城的四方贾舶，其传递的历史信息和纪念性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二、“韩碑”与“柳雅”

嘉庆十五年四月百龄督师粤西，在张保仔归正船队的协助下追剿西路海盗。六月初七日， 百龄奏呈擒获巨盗乌石二及其他海盗相继投诚乞降事。二十九日，上谕厚赏百龄及一众地方文武官员。大规模军事行动宣告结束，广东沿海进入勘定期。七月十六日，百龄凯旋广州，途中赋诗八首纪事感怀，诗题曰《庚午四月督师高雷剿寇克捷粤海胥平七月既望安抚事竣归羊城得 诗八首》。这八首纪事诗作从主政当事人的视角回顾了剿抚海盗的心路历程和应对举措，并很快在海内官员士人之间广泛传播，促成这一时期撰文、树碑和投赠诗集出版等纪念活动的展开。 百龄的门生温承志、幕僚孙曾美等人是不遗余力的直接推动者。

温承志字莘圃，山西太谷人，是百龄早年山西学政任内取进的生员。依清代惯例，两人有师生名分。 嘉庆十四年五月初五广东盐运使蔡共武病故，二十八日百龄即奏调时任惠潮嘉道温承志入省城署理盐运司。

百龄毫不避嫌地提拔自己的门生，向嘉庆帝强调“臣等因知其人甚去得，现在鹾务又急需干员整理，再四筹商，不敢避嫌”，有其特殊的背景。盐运司管辖全省盐场共二十二处，以督饷缉私为主要职责。广东盐产主要集中在沿海盐场，靠沿岸的海运将各地盐产发至广州和潮州广济桥两个食盐配运中心，再溯内河水运网转输各盐埠。值此剿捕海盗的军情紧急时期，海运盐船屡被盗劫，船户水手暗中接济洋匪，当局通过控制盐运线路切断海盗财源关乎剿抚成败。对此，百龄事后颇为得意，认为“粤省盐法多海运，往往为盗觊觎，渔舟亦然，余奏改陆 运并禁渔于海，贼乏接济，其势乃蹙”。明乎此，可知温承志之受百龄器重及调任盐运使在其 中发挥关键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直接参与筹办海盗事务的“亲历者”和熟知军政内幕的 “知情人”，温承志撰写《平海纪略》最早全面记录战争始末，荣耀百龄的剿抚事功，依他自言， 只不过是“幸从公后，亲见其办贼次第，乃得而为之记”，“观公之所以剿抚兼施者，可以为后世法矣”。

过去研究者征引的《平海纪略》，出自《昭代丛书》癸集萃编卷第十九，道光二十四年 ( 1844 )沈楙德续辑，吴江沈氏世楷堂藏版。卷首署“太谷温承志著”，文末附沈楙德跋，无款 署日期，实乃节略传抄本。鲜少被注意的是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十五年刻本，线装一册，为海内孤本，卷首钤印“大兴王氏收藏图书”，文末更有款署“嘉庆十有五年岁在庚午七月既望越 十日戊申吉旦按察使衔广东督粮道管通省民屯钱粮料价兼管水利驿务温承志谨撰”。联系上引百龄诗题“庚午四月督师高雷剿寇克捷粤海胥平七月既望安抚事竣归羊城得诗八首”，不难推定《平海纪略》撰成于八月初一(吉旦)，距百龄七月十六日(既望)班师省城不足半月，成文时间极短。作者之所以特别点出“七月既望越十日”，呼应的正是百龄诗题“七月既望安抚事竣”这一时间节点。“平海”二字也有节略百龄诗题“粤海胥平”的痕迹。实际上当时人与百龄往来酬唱，往往将他凯旋广州的上述诗作省称为“百尚书平海八首”。至于定名“纪略”， 也明显受到清朝官方每遇军功奉旨纂辑“方略”“纪略”的影响。这些微小而折射出作者心迹的草蛇灰线提醒我们，尽管《平海纪略》成文耗时不长，但用辞讲究，是一次精心谋划的写作。

进一步说，虽然《平海纪略》通行的《昭代丛书》刊本和国家图书馆藏刻本都清楚署名作者“温承志”，但实际上并非他独力撰成。道光年间刊印《广东海防汇览》搜集的海防档案资料颇为详尽，历来为研究者推重，该书卷四十二《事纪》全文录存了一篇署名“强作生”的《磨盾记》，并附按语指出这一文献作为《平海纪略》底稿的价值：

莘圃观察以二十年之海氛扫除净尽，沿海四千里民得安堵，厥功伟焉，属强作生为文纪事， 俾后之防海者或剿或抚，有所取法。生据事直书，诠次如左。数经修饰润色，始成《平海纪 略》，刊之乐石。此多异文，实大辂之椎轮也。故录存之。

换言之，温承志一开始嘱咐强作生撰文，草成《磨盾记》，再加工改定成《平海纪略》。两者是底稿和改定本的关系。所谓的“据事直书”和“数经修饰润色”，一方面说明两者存在删改的文本差异，另一方面也再次证明最终行世的定本之考究。遗憾的是起草人“强作生”的身份难以探明， 目力所及，暂无法检出其相关的生平资料。由上引“属强作生为文纪事”和温承志最后单独署名推断，强作生可能只是温承志身边熟知剿抚海盗内情的一名幕僚写手。譬如，《磨盾记》记载了当时百龄迫于海盗威胁省城，一度主动寻求“夷船”“夷兵”协助剿灭海盗的困境：“制府乃谋赁夷船，配夷兵，以遏其势，与同官坐密室，促膝筹策。闻贼之在沙湾、茭塘、 黄埔肆劫者，自三鼓至五鼓，炮声震几上茶瓯，声琅琅然不绝，遂至咯血。”寥寥几句，声情并茂，刻画出百龄在危机关头的焦急情态，极具画面感。或因有损百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 名臣形象，相关内容被后出的《平海纪略》删去。关于英、葡两国兵船参与剿抚华南海盗战事， 过去的研究依据西文档案文献记载已经有清楚的揭示，毋庸置疑。 可以想见，若非作者身处权力中心，熟知筹策的政治内情，鲜能仅凭道听途说写出上述细节。

尤堪注意之处，今人所见《平海纪略》虽然仅为纸本，但其撰文的初衷和最初传布的主要形式仍是纪念碑。《平海纪略》尚在酝酿撰写期间，广东嘉应籍举人叶兰成贻诗温承志，题为 《上温莘圃廉访》，其中有云“请待纪略成，更作摩崖颂；万古照南荒，吓彼瑶僮种”， 小注一 行“公撰《平海纪略》，未成”。该诗未署明写作日期。但结合前文及小注可断其在嘉庆十五年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初一。还可进一步推测，温承志应向叶兰成透露过正在进行的撰写计划，又或一度向他出示过草稿，否则后者无从得知“未成”。不管如何，勒诸碑铭(“更作摩崖颂”) 是符合一般士人期待的，如此更有“吓彼瑶僮种”的现实效用。事实也是这样，按今图家图书馆 藏刻本《平海纪略》款署前的末句，温承志已经明言：“呜呼，此后之治海者所当取法者乎！敢撰记而刊之乐石。”咸丰《顺德县志》追述嘉庆朝剿抚海盗史事，附有一行按语： “当时奏牍仅举剿抚大端，其详则督粮观察温承志记之，今石刻存道署厅事廊壁者是矣。”可知至咸丰年间， “平海纪略碑”仍完整保存在温承志一度主政的督粮道衙署之内。虽然表面而言，没有任何证据 表明百龄授意温承志行事，《平海纪略》的撰文和立碑或许自始至终都是温承志个人的行为，但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地位、竖碑纪念的形式及碑石存放的衙署场所，实际上强烈地向世人呈现出 百龄“平海”的官方叙事。正因如此，安徽泾县人胡承珙嘉庆十五年充广东乡试副考官时适逢碑文撰成，应邀题序盛赞《平海纪略》“胜燕然之勒石”，将其与东汉名将窦宪率师击败匈奴， 登燕然山刻石记功相比拟。

《平海纪略》面世之后的嘉庆十五年十二月，浙江乌程人孙曾美将海内名流文士题赞百龄平 海事功的诗文汇集成册，在广州刊刻《平海投赠集》。目前所见，该诗集仅国家图书馆藏有嘉庆十五年原刊本，分上下两卷，线装二册。卷首为前述百龄自粤西凯旋途中所写的八首平海纪事诗，余皆唱和之作，计有四十六家一百首之多。《平海投赠集》卷末有辑录人孙曾美的跋文一 篇，全文如下：

自丙寅三月，曾美获以年家犹子侍宫保菊溪先生入闽，由闽而吴，而燕，而齐鲁，未尝一日去左右。前年公奉命制两粤，复相随度岭而来。越岁，粤海胥平，无大小远近，震詟如出一 声，锡赉优异等伦，洵足以铭旗常而光史册矣。公曾于凯旋归途成纪律诗八章，一时名公臣以 见斯役蒇功之不易也。百公之筹机用众与夫躬督行阵之瘁苦，自可于诸君子投赠诸篇中得之， 无俟曾美之赘言矣。嘉庆庚午十一月既望乌程孙曾美识。

孙曾美自嘉庆十一年(丙寅)三月以“年家犹子”的身份追随百龄，成为后者在各地为官的贴身幕僚，是剿抚华南海盗的亲历者无疑。我们对孙曾美的生平情况知之不多，史料显示他本人曾在著名学者阮元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讲学。 其父孙梅，乾隆三十四年进士，授中书，官至广西太平府同知，有《四六丛话》《旧言堂集》存世。 一般来说，科举时代同年登科者互称“年家”，“犹子”则有过继为子的意思。百龄的传记资料仅显示他是乾隆三十七年 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登科尚在孙梅之后，并非同年。无论如何，孙梅与百龄两家交谊匪浅，应无可疑，否则孙曾美也不能轻率攀附。这篇跋文把《平海投赠集》的出版意图也说 得相当直白，通过“诸君子投赠诸篇”可知“斯役蒇功之不易”及“百公之筹机用众与夫躬 督行阵之瘁苦”。

易言之，《平海投赠集》与《平海纪略》虽然形式有别，其作为成就百龄事功的纪念品性质 却是不分轩轾的，当时人对此即有清晰的判断。著名士人法式善嘉庆十六年曾为《平海投赠集》 题诗，其中除了“妖氛三十年，煽熛连闽粤。书生一枝笔，横空扫彗孛”等句盛赞百龄平海功绩外，最堪注意者为“韩碑与柳雅，编辑付剞劂”一句。所谓“韩碑与柳雅”，即唐元和十二 年( 817 )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后韩愈奉诏撰写的《平淮西碑》及柳宗元呈献朝廷的四言雅诗 《平淮夷雅》，两者堪称历史上称颂名臣功业的典范之作。法式善以诗文闻名一时，曾官至国子监祭酒，和百龄过从甚密，应该是较早获赠《平海投赠集》的读者之一。 显然，法式善所说的 “韩碑”和“柳雅”，分别指的就是《平海纪略》和《平海投赠集》。这似乎也说明，随着《平海投赠集》的刊刻、传播，《平海纪略》的文本内容也在海内士人中间流传，从而超越纪念碑的时空局限。这可能正是前述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十五年刻本的由来。《平海投赠集》和《平海纪略》 相继“编辑付剞劂”，也是有关剿抚海盗的“历史”在更广阔的时空中传播的过程。

三、作为赠别纪念物的《平海还朝图》

嘉庆十六年正月，两广总督百龄“以病乞解任”，奉诏还朝。在百龄因平海功成赢得巨大声望、圣眷正隆之际，各方在送别百龄离粤时出现了颂扬功业、纪念战争的小高潮。如我们所 知，地方官员离任的纪念物形式多样，最常见的做法是修建生祠，竖去思、德政等碑和贻赠书画。纪念物一方面表达各方对离任官员的真情实感，另一方面也可视为衡量其政绩声望的证据， 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和文化资本。由于纪念物的出现往往沦为官场献媚或当事人塑造自身形象的 工具，乾隆五十一年朝廷一度明令禁止为地方官员竖碑，乃至“制造衣伞脱靴等事亦一并禁 止”。时任两广总督孙士毅、广东巡抚图萨布联名奏称“去思、德政等碑共一千零四十九座尽数 扑毁”，数量之大令人咋舌。然而相关禁令的执行未必尽如人意，事实上也难以彻底阻绝纪念物在形式上的变通。

作为赠别百龄的纪念物，当时著名宫廷画师袁瑛受邀绘制了一个精美手卷，题名《平海还朝图》。袁瑛字近华，号二峰，江苏元和人，乾隆三十年膺时任江苏学政李因培的荐举入宫担任画师，“供奉内廷者二十余年，极邀宠赉”，至乾隆五十年归隐乡里，存世画作较多。这幅珍贵画作长期以来鲜为世人所知，2013 年 5 月 13 日辗转出现在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春季拍卖会“中国古代书画”专场(北京国际饭店)。原作设色纸本，画 31.5 厘米 ×233 厘米， 约 6.6 平尺，跋 32 厘米 ×470 厘米，约 13.5 平尺，题识“袁瑛敬写”，引首隶书“平海还朝图” 五个大字，落款“钱塘王灏敬书”。图卷又有签条“宫保百公平海还朝图，嘉庆辛未九秋伊秉 绶谨题”。由此可以推断，《平海还朝图》至迟在嘉庆十六年(辛未)九月前绘制完成。适逢清代书法大家、福建宁化人伊秉绶重游粤东，故有此题签。这就是说，《平海还朝图》在当事人 迁转之后大半年时间里仍处在创作和完善之中，其精致和用心程度实有别于一般意义上即时随赠离任官员的书画礼物。

就图绘本身而言，《平海还朝图》借用数量庞大的景点和远长焦距方式呈现出送别百龄的宏阔历史场景，采用的是清代宫廷图绘常见的表现手法。 粗略统算，全画出现的官员士人和民众 不下 800 人，靠泊在岸及航行中的大小船只 130 多艘，配以层层叠叠的楼台房屋和蜿蜒交错的 珠江河道，不啻为嘉庆年间广州城繁盛景象的生动再现。图卷正中是离粤的官船，百龄端坐在船首，目视岸上送行的人群，显示当事人即将远去还朝；珠江两岸则搭建三处巨大的门楼牌坊， 分别书写“青天平海”“安粤平海”“平海回朝”，官民沿着珠江河岸送别百龄船队，或载歌载 舞，或焚香鸣炮，人头涌动，场面极其壮观。画面的中部和左端分别出现了几株红棉，红花烈焰，点明送别百龄还朝的季节是南国木棉盛放的春天。

如果我们进一步放宽视野，把《平海还朝图》置于嘉庆年间剿抚海盗的大历史背景下，就不难通过画作直观感受到，画师袁瑛笔下广州城人头涌动、祥和热烈的景象与本地区数十年来因海盗骚扰而争战不断、哀鸿遍野的混乱局面形成强烈的对比。《平海还朝图》刻画嘉庆十六年送别百龄还朝之盛况，与嘉庆十四年广东民众欢迎百龄抵粤的情景也颇有几分“历史重演”的同工之妙。广东南海人朱程万撰成于嘉庆十四年十二月的《己巳平寇》开篇就描述百龄抵粤时民众“复见青天”的兴奋之情：

制府百公之总帅百粤也，粤中士庶鼓舞欢呼，以复见青天为幸。盖公前年抚粤，拯冤抑， 黜贪竞，风采凛然，尤以安民弭盗为急。一时宵小遁迹，桴鼓不喧，有官清民乐之颂。会迁擢 去，吏治渐弛，盗风渐炽。海洋巨寇日益猖獗，焚烧沿海，地无休时。官兵束手 ，莫敢谁何， 甚至勾通为乡导。番禺有地名新造，离省垣数十里耳，寇掉臂游行如出入无人之境。当时大吏 岂无伪为忧劳，张挂告示，自称疾恶如仇，保民若赤，誓不与贼俱生者 ，然画饼指梅，本无实 事，更有假神道愚黔首，如古之诵佛经退贼者。是视吾人不婴儿鸟兽若也。何怪粤民闻百公之 至，欣欣然有更生之望哉。

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百龄曾在嘉庆九年十一月至十年六月巡抚广东，半年间协助时任两广总督那彦成擒获会匪李崇玉，又参奏南海知县王轼、番禺知县赵兴武“玩视刑狱，滥羁人 犯”，以廉明实干积累了巨大民望；⑦ 部分则是在此之前，朝廷虽力主剿捕海盗，但前后主政广东的督臣倭什布、那彦成、吴熊光等人主导的防剿计划一再落空。数年内人事调动异常频繁，筹办方略也随之变动不定，海患有增无减， 民众饱受其害，百龄抵粤绥靖海疆可谓临危受命，肩负朝野期望。 明乎此，可知袁瑛《平海还朝图》的绘制并非一般官员升迁的应景之作，实在包含了剿抚海盗的重要历史背景，图卷中“青天平海”“安粤平海”“平海回朝”等牌坊势必并非杜撰想象，表达的是当时官民对百龄的感念之情。

《平海还朝图》图卷后纸附有七名广东地方官员和士人的题跋，尤其值得重视。它们的落款时间在嘉庆十六年八月至十月间，诗文部分仅见诸图卷，部分则收入题跋作者的个人诗文集。 题跋作者是当时在广州的一批高级官员和著名士人，包括时任广东布政使、江西南城人曾燠，广东嘉应人叶兰成， 广东南海人谢兰生， 广东番禺人邱先德， 曾官惠州知府伊秉绶， 广东番禺 人刘彬华， 广东番禺人陈昙。其中，曾燠、谢兰生及陈昙的题序和题诗均可从现存各自的文集 中检出，分别题为《百宫保平海还朝图序》、《宫保大司寇菊溪先生还朝图序》、《题百菊溪宫保 平海还朝图》，可供相互印证。

广东布政使曾燠领衔题序，他首先明言创作如此鸿篇巨制完全是民间的自发活动，“《平海还朝图》者，粤人为百公菊溪先生作也”，又强调了作者亲见民众送别百龄的盛况，“粤人送公， 燠所亲见”，“民依依而执公裾，公絮絮而慰民语”。曾燠的题序没有过多描述平海的细节，但他以“粤人曰”的口吻描述了百龄在当地积累的巨大民望：

夫粤人患盗盖十余年，公来期月，遂获安堵。粤人曰：公尝巡抚广东， 即多惠政，迁官之 日，人各负一囊米塞其辕门，不知公从廨后射圃出也。

只要稍稍对比前述《平海纪略》的相关内容就不难发现，上述曾燠的“粤人曰”其实是对碑文相关内容的节略：“(百龄)去之日，民各负米一囊藩其门，公乃自廨后射圃出，故望其来 如望慈父母焉。” 曾燠在这里之所以用“粤人曰”的口吻来叙事，强调的是地方上口耳相传的历 史记忆，彰显百龄在民众心目中“清官”“良吏”的形象，类似的做法历史上屡见不鲜。虽然我们无法断定民众负米堵塞衙门的描述完全出于虚构，但必须指出的是，百龄本人撰有纪事诗回顾离任当日粤民送别挽留的情形，对这一更能凸显其民望声誉的重要情节却只字未提，仅仅轻描淡写提到“未妨单骑出城闉”。同时期的清代著名诗人、广东番禺人张维屏为此句做注：“公去任之日，士民遮道。留至夜，公乘马出城。故有结语。”可知在当事人的记忆中，士民盛情挽留百龄至夜晚，但尚不至于让他如此“狼狈不堪”从衙署后门“逃离”。

曾燠于嘉庆十五年擢广东布政使，是协助百龄剿抚海盗的高级官员。百龄对他的评价不高， 离任之后曾向幕僚包世臣表达过对这个昔日下属的不满之情，认为在剿抚海盗过程中，“委署支 调，公常拘牵成案，以掣其肘”。不过，为曾燠作传的包世臣辩称这反而凸显了曾燠为官的气节， 谓“文敏(按，百龄谥号文敏) 气焰逼人，举事多任意， 同城官之将军、巡抚莫敢立异同。而公为其属，独能举方伯之职，是亦一节之可见者矣”。 无论如何，曾燠在百龄离粤升迁之际揄扬其平海功业可谓不遗余力。当日参与《平海还朝图》题跋的作者群实际上也正是他日常组织雅集吟咏的主要参与者，有叶兰成、谢兰生、邱先德、刘彬华、陈昙等本地著名的书画家、 诗人和学者，也包括了适逢九月重游粤东的伊秉绶。 实际上，虽然曾燠并未承认他亲自邀请宫廷画师袁瑛创作了这幅《平海还朝图》，但图后一众题跋由他独力组织发动却是不争的事实。关 于题跋的背景，叶兰成在其中一篇长序中说得最为清楚：

右图为吾粤士大夫暨父老子弟感宫保尚书百公平荡海氛，惠我元元，寇平奉召为大司寇送行 而绘也。……图成，请叙于方伯南城曾公。曾公命凡工诗者并于卷后题咏，以大公伐，又辱命兰：“尔不可无辞！”兰顿首以谓：“公之初平海氛也，观察温公实撰纪略，然披图者有未获睹记，将 懵然不晓公之鸿施于粤与粤人感公至深之故。”愚不自揆，用诠次所闻者，泚笔记于卷后。

由此可知，曾燠以职务之便兼运用他的个人关系网组织了《平海还朝图》的图后题跋，目的是“以大公伐”，垂示后世，说明这些题跋的立意与前述《平海纪略》《平海投赠集》等纪念物并无太大差别。由于受到曾燠的特别交代，叶兰成题写了一篇长序叙述剿抚海盗的来龙去脉， 排序在曾燠之后。叶兰成承认，相关的历史已经见诸温承志撰写的《平海纪略》，由于《平海还朝图》与《平海纪略》是单独行世的作品，“披图者有未获睹记，将懵然不晓公之鸿施于粤与粤人感公至深之故”，他决定“诠次所闻”，“记于卷后”。这个说辞为各人对百龄事功的一再褒扬巧妙地安置一个合理的解释，足以避免喧宾夺主或献媚奉承一类的不利舆论。不过仔细对比 叶兰成长序和温承志《平海纪略》之文本，便不难发现，叶兰成的“诠次所闻”其实是“诠次” 温承志之“所闻”，实际上只是对《平海纪略》的节略而已。这或可从一个侧面证实，《平海纪略》记述的“历史”在时人心目中的权威性。而《平海还朝图》图文结合的方式，为平定华南海盗战争纪念活动又增加了新的传播途径。

还可附带补充的是，香港海事博物馆另藏有一个绘制精美的卷轴，馆方宣传资料显示购自私人藏家，无签条、题名和款署，可能是出于种种原因未及完工的半成品，今人取名《靖海全 图》，表现百龄抵粤之后嘉庆十四年至十五年间当局剿抚海盗的全过程。图卷绢本水墨设色，全长约 18 米，由二十幅组图构成，是目前所知表现这次战争最宏大的战图制作。全图以“海防定策”起始，“梯航入贡”收尾，处处表现的是以百龄个人为中心的平海功业。诚然，卷轴未有任何款署和题跋，亦无相关旁证，至今难以确认创作者和具体绘制时间，但综合上述背景，或可初步推断此图也是此番战争纪念活动的产物，且很可能是在百龄的授意和支持之下进行的。 毕 竟如此巨制耗费不赀，恐非一般私人所能为。此处姑存一说，他日结合其他记载续有所得，再行补订。

四、余论：盖棺未必论定

官方纪念活动及其派生出的各类建筑、实物、图像和文字资料，是要创造一套盖棺论定的 历史叙事，永久地纪念清朝的军事成就。卫周安《清代战争文化》一书探析了乾隆朝纪念战争的不同方式，精辟地指出：“战争与随之而来的对于战争的宣传相结合，共同构成了清帝国宏图大业的支柱。”濮德培的研究同样提供了清朝平定西北地区后迅速书写“战争征服史”的成功案例。对于平定华南海盗战争而言，尽管上述纪念活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 18 世纪盛清时期的战争文化传统，但时移世易，当局欲“盖棺”而“论”未定。

前述百龄嘉庆十五年七月自粤西班师的诗作中，最末一首即有诗句“人多笔舌论长短，我凛冰渊慎始终”，可知在战争前后，当局已经面临“论长短”的舆论竞争环境。《清史稿 ·董教增传》记载传主在百龄离粤后调任广东巡抚，提供了一个观察官场舆论的具体细节：

(嘉庆)十八年，调广东。先是百龄锐意灭海寇，曾贻教增诗云：“岭南一事君堪羡，杀贼归来啖荔枝。”既而张保仔就抚，教增报书曰：“诗应改一字为‘降’贼归来也。”百龄愧之。至是承其后，诸降人桀骜，为闾阎害，惩治甚力，然未尝妄杀。

董教增，江苏上元人，嘉庆十八年由陕西巡抚调任广东巡抚。其主要政绩之一，是惩治归降后仍为害地方的海盗，等于是为百龄善后。上引百龄贻赠董教增的诗句 “岭南一事君堪羡，杀贼归来啖荔枝”，题为《己巳正月由历下之任岭南留别帅学使》，收在百龄个人诗集中，是他 嘉庆十四年(己巳)受命赴粤途中赠别时任太仆寺卿兼山东学政帅承瀛的慷慨陈词。 后者曾在 嘉庆八年提督广西学政，熟知岭南民情风物，诗句颇流露出惺惺相惜之情。董教增将“杀贼” 改为“降贼”，明显有意揶揄声势正盛的百龄，反映出当时官场内部对华南海盗筹办策略的分歧；至于没有摆上台面的其他腹诽，可能更为激烈。无怪乎《清史稿》评价他“有识量，强毅不阿”。实际上，百龄的前任两广总督那彦成就曾因为水师出洋缉捕急于建功，招降海盗赏赉太滥，引发物议沸腾而下台，当时舆论以“为民不如为盗”相讥讽。问题在于，海盗受降固是事实，百龄当局是否主动招降海盗以图速效呢？前面提到韩崶对招降张保仔的事后追述，主线显然是海盗迫于剿杀压力主动投降。这种说法符合官方的战争胜利叙事，也是百龄的传记资料和《平海纪略》采用的口径，更有助于凸显主事者筹办海盗事宜的正面形象，却与民间传说和私家记述大有不同。清末流行一时的画报《舆论时事报》每日随报附送“国朝名人政绩图”，其中宣统二年( 1910 )闰二月十八日有题为《百制军遣人说降盗魁》的“政绩图”，并附有题记一 篇，或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一般民众对招降海盗内幕的认知：

百菊溪制府龄任粤督时，海盗充斥，连樯百舰，人莫敢撄其锋。公遣所部温、朱二公入盗 舰，说盗首张保降。保观望未果。朱觇知其妻郑一嫂颇勇健，保素畏之，乃设法说郑氏劝令保 降。郑氏遂谓保曰：“同辈中几见有白首贼耶？若不及早稽首军门，请断袂各行其志。”保惧， 乃乞降。粤东匪氛为之一靖。

百龄遣派的“温、朱二公”，指的是温承志和朱尔庚额。两人都是百龄筹办海盗事宜的核心幕僚。与温承志的升迁经历类似，朱尔庚额在百龄抵任两广总督后由潮州知府擢署督粮道，委以重任。百龄嘉庆十五年肃清洋匪之后， 曾专门贻诗两人，题为《办贼事竣高凉道中简温莘圃朱耐亭两观察》，其中“降卒立功无反侧，诸君筹策有经权”就是对他们的直接赞扬。值得一 提的是，温承志参与招降海盗的细节，地方志本传仅有“随百龄单舸出虎门慰抚”寥寥数字， 时人昭梿的著名笔记《啸亭续录》则谓：“温，山右人，故年少美丽，遂潜入郑(一嫂)寝中解衣酣寝，诱郑以荐枕焉。”如果昭梿此说属实，温承志招降海盗的手段明显有辱斯文。或因如此，这段记载被《国朝耆献类征》录存后，略改为“温，山右人，故年少美丽，遂诱郑”，为传主讳饰的痕迹应无可疑。

非但抚贼受到时人非议，对百龄全面封港海禁的强硬治盗政策同样褒贬不一。固然前面官方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力图提供的是省略过程、强化结果的战争胜利叙事，但亲历战争灾难的地方集体记忆并未被完全抹去，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留存下来。

返回到嘉庆十四年的历史现场，由于骤行封港，海盗转而劫掠内河，混乱局面完全超出官方预期。珠江三角洲地区遭祸最深，史载“其被祸之惨，有难以缕述者矣”。咸丰《顺德县志》 甚至断言这场祸乱乃开县以来之最：“洋匪内河之扰，广管并受厥害，而惨酷以顺德为最。开县 以来，明末及国朝康熙初，城两被陷，此虽仅扰村落，然焚掳实更甚焉。”该年八月，闲居家乡顺德、曾官至监察御史的龙廷槐上书广东按察使陈若霖，痛批“将领皆不奉命，沿途逗留 …… 当此贼势猖獗，焚劫村庄，乃退处于空僻无贼之地，虽经屡檄，违抗不率，坐视匪党傲睨啸聚 而不知奋，盖狃于怯葸之素习，而恃于法令之太宽，恋官保禄，苟存性命，巧词饰诿，习为故 然”。他吁请当局“选将练兵，备械筹饷，常为警备，以待机会。急则率精锐以进击，缓则严刁 斗以堵防，兵精则饷核，堵隘则力专，剿守互用”。十二月，南海人朱程万撰成《己巳平寇》 回顾乱事，指出当局“惟内备未固而遽断接济以撄贼锋，不知困兽犹斗、铤鹿走险之义”。地方舆论直指当局急功冒进酿成乱局。事情的纷扰让当事人百龄承受空前的政治压力，该年七月，百龄即“以未能先事预防，致贼匪窜扰内河，自请议处”。 他向嘉庆帝报告自己“因筹办太急”， “心存焦愤，现患失血之症”，上谕则提醒他“不妨从容布置，转不可存欲速之见”，这等于供认 不讳当局筹策的失误。为此，后来主纂《广东海防汇览》的广东著名学者梁廷枏在引述《香山县志》载“总督百龄初莅任，即驰檄封海港，禁商舶往来，贼无所得食，冒死冲突，常三四百 艘分掠村庄”之后，以“谨按”评论道：

广东洋匪，始自嘉庆初年，积而日伙。黄正嵩投诚后， 尚存张保辈。数百艘游奕外洋，全 恃内奸为之接济。自总督百龄抵粤，改盐船为陆运，骤封海港，商舶不通，数万之众势不得不 扑岸觅食。于是连帆内窜，香山、东莞、新会诸县滨海村落，惨遭焚劫，而顺德、番禺尤甚。 考诸近人纪述，所言蹂躏掳掠之状，皆得之目击，有非官牍所得详其十一者。是时武备废弛， 守口兵弁既习狃于因循，当事者又止知断接济以清盗源，锐意禁遏于沿海要隘，匪船可伺间驶 入之区，实未能先事绸缪，备兵防范。

由于梁廷枏也受邀参与编纂咸丰《顺德县志》，上引这段评论也被全文转录进去。 明乎此， 或可以进一步推定，我们在前面提到《广东海防汇览》录存《平海纪略》的底本《磨盾记》，称 前者“数经修饰润色而成”而后者“据事直书”，显然带有扬抑褒贬的评判尺度，目的是揭橥被官方叙事淹没的历史。事实上，《磨盾记》对当时海盗劫掠内河细节同样毫无忌讳，着墨较多。 相比之下，经过温承志的“修饰润色”，《平海纪略》先说封港令下“贼其能束手待毙哉，困兽犹斗，穷鹿走险，有必然者”，又指出“维时张保粮尽，劫掠无虚日，甚且亡命内犯，蹂躏香 山、东莞、顺德各县村落，幸公早设备，不致重创”， 明显站在百龄的立场自圆其说。不管如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这场战争灾难的地方集体记忆既由父老百姓口耳相传，也被地方文人不断形诸笔墨加以刻画。例如道光十年顺德人袁永纶手编《靖海氛记》详述“洋匪之扰”， 谓“父老谈其故事者，犹复攘臂指陈，咨嗟长叹”。民国三十五年( 1946 )新会潮连乡人卢子骏纂写乡志，专辟“张保仔之乱”一节，转录的是地方谱牒记载，称“至今父老，偶述一二， 犹有谈虎而色变者”，认为“当时我乡之戒严，人情之詟慄，实为乡中一重要事”。凡此种种， 与《平海纪略》所持官方论调相去甚远。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有机会在以往主要关注平定华南海盗战争过程的研究基础上，对战争前后官方纪念活动的时机、立意、叙事和人事关系有更全面的了解。这是过去失之细察的缺环。 可以看到，无论场地的设定，还是形式和内容的呈现，官方纪念活动都经过精心的策划并付诸实践，由此形塑出朝廷和地方官员士人对“粤海胥平”的集体记忆。

近年来学术界掀起了重新评估嘉庆朝历史地位和意义的趋势，相关讨论反对把嘉庆朝视为缺乏“存在感”的时代，认为这一时期内政外交均有重大变化。 短期而言，当局确实有效解决 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海疆危机，提振了士气民心，理应将之视为嘉庆初年系列改革和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长远看，其产生的弊端，或如穆黛安所论，“用传统方式镇压叛乱所取得的胜利，不但未能促使清政府对其海防上的弱点有所醒悟，反而使之更加麻木不仁；清朝官员不但 未从其水师与海盗屡战屡败的结局中得到警示，反而只是满足于做表面上的改革文章，掩人耳目”。

本文也希望强调，官方纪念活动涉及的建筑、实物、图像和文字资料，于进一步拓展相关研究的史料范围、重新审视史料价值同样大有裨益。研究者过去赖以重建战争过程的一大部分文献资料，实际上是官方纪念活动的产物；与之“竞争”的私家记载，表达的是亲历战争灾难的地方集体记忆，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战争的“纪念”。职是之故，从史料生产史和传播史的角度注意辨析这些文献资料产生的历史时刻和价值限度，甚至可以说是重建华南海盗战争史绕不开的环节。适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 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重大历史事件本身错综复杂，立场不同，取材有别，相关记载自然呈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视差，“解码”这些或隐或现的歧异之处，有助于后人撬开历史的隐秘角落。考察清代平定华南海盗战争的官方纪念活动与历史书写，或能为此提供一个实态案例。

(本文在史料搜集过程中先后得到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广州美术学院李若晴教 授、 中山大学谭玉华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朱泓彬同学、华南农业大学赖泽冰博士的协助，谨此 一并致谢。)

来源：《清史研究》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