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 李俊峰：碳中和没有边界，立法不易

本期专访：李俊峰

撰文 | 苗藩

编辑 | 谭潮

出品 | 《能源》杂志&零碳知识局

2017年1月，李俊峰被授予2017年“扎耶德未来能源奖”个人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由阿联酋政府设立，一直被公认为全球最权威、最有价值的能源可持续发展领域至高奖项，由全球顶尖可持续能源专家组成评审团评审，也会邀请联合国及多国政要参与颁奖。

当年，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李俊峰表示：

“像谢赫·扎耶德一样，我在年轻时的经历，以及我对我们可能给世界带来影响的观察， 驱使我将毕生奉献给能源可持续发展。 发展既安全又可持续的能源，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至关重要。能为此尽一份力，我感到无比自豪。”

作为著名的能源专家，李俊峰从大学毕业起，在能源行业已经深耕四十年，一直为能源可持续发展呼吁，积极推动中国能源转型。先后组织并主持了我国第一部可再生能源法、国家中长期可再生能源规划的起草工作、参与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国家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和能源法草案等重要文献的研究和起草工作。

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岗位上卸任后，李俊峰依然活跃在能源转型一线。2022年，他受邀加入红杉中国，担任红杉中国投资合伙人、红杉碳中和研究院院长、红杉远景碳中和基金主席。

本期《能源》杂志&零碳知识局大家专访，特邀请李俊峰先生，聊聊碳中和当下的发展和动向。以及，身处碳中和浪潮之中，企业的机遇和赛道在哪里。

零碳知识局：随着国家双碳战略的逐步推进，碳中和成为市场上最热的概念之一。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变革中，我们国家已经在哪些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李俊峰：首先，对全球来说，碳中和都才刚刚起步。因为按照《巴黎协定》的要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需在第26届缔约方大会（COP26）期间，提交各自国家的自主贡献更新报告和面向本世纪中叶国家低排放发展发展战略。习主席在75届联大发言时宣布了我国的双碳目标，即：努力争取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和努力争取2060年前碳中和。

习主席关于双碳目标的政治宣示，是为我国向联合国提交的两份文件的关键目标问题定了调子，我国政府于2021年11月COP26期间向联合国正式提交了那两份文件。不论是努力争取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还是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工作，都是刚刚开始部署，还都不能说已经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就像一场马拉松比赛，出发的命令刚刚发出，谁也不能说已经跑出了好成绩。

就碳达峰来说，去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还有较大幅度增加，国家定的碳达峰目标是2030年，达峰任务仍十分艰巨，任重而道远，从这个意义上讲，也不能说做出了突出成绩。碳中和目标是2060年，现在努力争取不要攀高峰，首先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并稳中有降，然后实现快速下降，最终实现碳中和。2021年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也强力反弹，说明碳达峰碳中和问题十分复杂，没有人可以轻轻松松成功。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达峰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现在就说哪个地区、哪个行业，乃至哪个企业，在碳中和方面走到了世界前列还为时过早。

“有人试图为碳中和划定边界，但碳中和的意义远非几个固定的学校专业所能涵盖，要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碳中和目标才会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零碳知识局：您的一个身份是红杉远景碳中和基金主席，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该如何定义碳中和的产业边界？

李俊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经济和社会的系统性变革，严格意义上讲它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既有能源系统的绿色低碳转型，也有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也包括工业、建筑、交通行业的升级换代，甚至包括农业、林业和自然生态的改善，几乎囊括了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都属于碳中和的范畴。

有人试图为碳中和划定边界，但碳中和的意义远非几个固定的学校专业所能涵盖，要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碳中和目标才会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像红杉中国设立碳中和基金，它本身就是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的一种投资行为，其涉及的领域也是涵盖了碳中和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不是说仅仅固定了一两个投资方向。

即使从狭义的技术层面来讲，一个细分的领域也涉及到非常广泛的内容。比如现在大家都高度关注的电动汽车，它肯定算碳中和范畴中的一个风口。但它涉及了许多细分的领域，既有传统汽车制造所设计的钢铁、化工、机械、电力电子行业的方方面面，也涉及到动力总成制造的新兴领域。

首先是电池制造所涉及到材料行业，特别是稀有金属行业，也涉及电解液制备、极板、导电膜等电化学的领域，也有控制领域的电力电子设备的制造，包括各种芯片元器件的半导体制造等，这些领域又各自衍生出很多上下游产业，涉及化工、冶金、材料、电子、算法等方方面面。

所以说没有办法把碳中和定一个边界，画一个圈，人为定一个圈也没有意义。

“这次能源转型，不是从一种化石能源走向另一种化石能源，而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从开采能源到‘制造’能源。”

零碳知识局：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转型过程，主要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李俊峰：能源转型的工作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个方面是理念的改变。所谓“不破不立”，因为能源转型的目标就是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必须有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梦想和决心。

有“不破不立”的想法还不够，还必须要务实。大家都想住一个新房子，但也不能新房子还没盖起来，就把老家给拆了。所以说既要有不破不立的决心，也要讲究先立后破的实践，同时，只说不干也不行，新房子等不来，必须破立并举，这是能源转型所必须拥有的理念。

第二个方面是要有耐心。因为能源变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比方国家提出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80%以上，但现实情况是化石能源现在占比仍在80%以上。就是说在今后的四十年里，中国能源消费结构要从化石能源占比80%以上要变成非化石能源的80%。去年非化石能源占比只有16.6%，这里面有60多个百分点的转换，等于需要平均每年踏踏实实增加一到两个百分点的非化石能源比重，经过40年的努力，这个目标才能实现。这就要求既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也需有滴水石穿、持之以恒，打持久战的耐心。

第三个方面是要技术创新。这次能源转型，不是从一种化石能源走向另一种化石能源，而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从开采能源到“制造”能源。技术依赖要求技术不断创新，不断革命，不断进步，努力降低各种新型能源的开发成本，构建出适应新型能源技术的技术体系、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同样以电动汽车为例，我们不仅要把电动汽车造出来，也要有支撑电动汽车制造所需要的庞大材料和零部件等产业体系，还要全社会形成认同电动汽车的消费习惯，这种消费习惯还需要一个全新的市场配套体系，包括绿色电力的生产、输送和存储，包括充电桩、充换电服务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市场监管、价格体系等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的建设等。

化石能源的逐步减少，要和新能源稳定安全供应能力的不断增加相适应，这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够真正实现能源安全、稳妥地转型。

零碳知识局：在碳中和大潮中，技术变革是推动朝前走的关键。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主要领域中的碳中和技术革新形成了一个彼此交织的巨大网络。哪些关键技术或者方向是基础性的？

李俊峰：碳中和的关键是能源系统的改变。这个过程的主线是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而非化石能源90%以上是以电力形式参与供应，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全社会再电气化的过程。对未来各行各业来说，能用电的地方都尽可能的用电。无论是工业制造设备和工艺、交通系统、建筑制冷供暖，都尽可能的电气化。从这个意义上，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整个碳中和成功的基础条件。

能用电的地方尽量用电，难以电气化的地方再想办法。比方说航空，波音747的起飞重量大概是420吨，其中燃油150吨。理论上通过储能它也能飞起来，但现实做不到，因为最先进的储能技术的能量重量比也不过3-5%，这样推算，储能电池的重量要高达3000-5000吨。在这种条件下，飞机是飞不起来的，只能选择其他的方式，比如氢燃料或氢基燃料发动机等技术来解决。另外冶炼行业的氧化还原反应，单纯用电是无法完成，需要有零碳氧化剂的冶金新工艺，例如氢冶金等。

“燃煤电厂的发电小时数，在5500、4300、2000和1500时，其上网的价格要有差别，既要有电量电价，也要有相应的容量电价。”

零碳知识局：您前段时间提到“投资火电被认为是沉没成本……沉没成本国家可以有，但企业不能有。”您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机制，从而保障火电资产公平、有效的退出？

李俊峰：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企业做出牺牲。比方说现在提出要逐步减少煤炭消费，到2060年，煤炭消费量将会减少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那么国家在制度上必须有安排，保障煤炭的有序和公平退出。因为煤炭也是一个投资行业，也是市场行为，煤炭企业也要对投资者负责。

特别是煤电担负着双重责任，它既需要在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不断减少消费量，同时又肩负起能源安全兜底的作用。像电力系统有一种叫做灾备电厂，就是说在发生大的灾难时，其它设备都停了，灾备电厂要开起来。这个电厂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用，但一旦需要就必须开动起来。如果它一直不需要发电怎么养活自己？这就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

所以其实煤电也一样，它也需要做到公平有序的退出。过去做煤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时，煤电每年发电小时数按照5500小时发电计算，现在降到4300小时了，未来可能降到2000、1500小时甚至更低。但是必须保证燃煤电厂在2000小时甚至1500小时发电小时数时也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换句话说，燃煤电厂的发电小时数，在5500、4300、2000和1500时，其上网的价格要有差别，既要有电量电价，也要有相应的容量电价，只有这样的价格机制，才能让煤电企业心甘情愿提供兜底服务，大家提倡的公平转型就是这个意思，这些是政府在制定能源转型政策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零碳知识局：您认为碳中和领域的初创企业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要想崭露头角，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李俊峰：最大的挑战就是需要有成长性的技术、产品和服务，需要有符合碳中和大势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找准赛道，未来的发展才会空间大一些。

这里的成长性，在任何一个赛道都是非常细分的。比方说储能电池，里面的电解液、导电膜、极板材料、隔膜材料等，都是一个个细分领域，谁能把技术打磨好，做出好的产品来，在竞争中才能胜出。很多时候，产业的发展并不单靠政策支持，主要还是本身技术、产品和服务符合发展方向、满足市场需求。

所以说初创企业要想崭露头角，首先必须选定一个正确的技术方向，这个方向不一定特别大，但需要有特色，需要精益求精。比方说金刚线是光伏电池制造中间一个很小的产品，但同样可以诞生非常优秀的公司。

“现在我们的互联网企业正在布局自己的碳中和战略，为产业链上的供应商制定碳中和规则。”

零碳知识局：企业作为碳中和战略的一个实施主体，大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这个大势？To C行业有些什么机遇？

李俊峰：企业首先要明白碳中和到底是干什么，再就是要找准定位。如果企业是行业龙头，看看有没有能力制定规则，带动整个产业链一起为碳中和出力。

比方说，我过去经常与我国的高技术企业隔空喊话，国际上的互联网企业早在乔布斯时代就提出了消除碳足迹，要求它的所有产业链都必须采用绿色电力，我们为什么不能？现在我们的互联网企业正在布局自己的碳中和战略，为产业链上的供应商制定碳中和规则，因此龙头企业不仅仅是自身做一些减碳节能的行动，而是把整个产业链都发动起来，一个大困难就变成了一个个小困难，就像蚂蚁啃骨头一样，大家一起努力，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如果是初创企业，前面说了，在崭露头角之前，还是要专注自己的修炼，一定要找准一个技术、一个产品、一种服务的发展方向，做对企业发展的逻辑。还要有一支做好企业的队伍，先把企业做好了，才能有机会做好碳中和。

碳中和产业其实并不仅仅是To B业务，To C产品和服务也有很广阔的前景。像现在本来就有一些家庭用的节能产品，户用的的光伏发电系统、储能系统等。还比如说瑞幸或者喜茶这样的企业，可以学雀巢咖啡，学玛氏，他们开始碳中和了，宣布全部采购绿色电力，完全可以做到向消费者提供零碳的咖啡、奶茶、巧克力等。

现在个人碳账户也比较时髦，也可以开发一些专门服务精英阶层的特殊碳中和产品。在美国、欧洲，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直接捕集起来，碳减排的成本很高，但是有些公司专门开发这种碳资产，做成很时髦的碳移除产品，卖给那些自觉建立了个人碳账户的精英阶层，帮助他们消除碳足迹。这些碳移除形成的减碳产品，自然价格不菲，比碳汇价格更贵，却吸引了很多精英购买。总之在碳中和这个潮流中，To C也有很多的机会，各种各样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等待开发。

“也可以对多晶硅像石油那样征收特别收益金，当多晶硅价格暴跌的时候给予救济。对上下游发展平衡影响比较大的资源性产品（如多晶硅、碳酸锂等），实施储备制度，平抑物价，避免暴涨暴跌。”

零碳知识局：您之前提过，我们现在要合理地控制非化石能源发电的节奏。从十四五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来看，其实没有给规模设置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您说的控制发展节奏的事情？

李俊峰：控制发展节奏，其实跟小孩子长个子一样，既不能长得过快也不能长得过慢，要把握一个节奏，也就是整个行业的发展做到几个适应：

一个是与化石能源消费的逐步减少相适应。“十四五”期间煤电发电量仍有所增加，只要做到大部分的新增电力来自于非化石能源即可。“十五五”期间煤电基本不增长了，甚至会有所下降，满足二氧化碳2030年达峰和稳中有降的要求，非化石能源的发电增量要能够满足全部新增电力的要求，甚至还要有能力对化石能源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的总量替代。

另一个是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相适应。比如光伏组件发展快了，多晶硅供应跟不上，形成价格暴涨，带动了整个光伏系统安装成本的的上升，这时候能不能把光伏发电安装的发展节奏慢下来，让多晶硅供应短缺得到缓解，也可以对多晶硅像石油那样征收特别收益金，当多晶硅价格暴跌的时候给予救济。

对上下游发展平衡影响比较大的资源性产品（如多晶硅、碳酸锂等），实施储备制度，平抑物价，避免暴涨暴跌，当然这里面也有市场的一些非理性因素，可能做不到绝对均衡，但是要尽可能做到均衡，一个几十年目标非常确定的产业不能忽冷忽热、大起大落，要健康、可持续，就要稳健。

像风电2020年装机7000万千瓦，到2021年只有5000万千瓦，这样的大幅度波动，对产业链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也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模式。所以希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更稳健一点，行稳才能致远。

零碳知识局：在国家一个整体的碳中和战略之下，地方政府要怎么把握碳中和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李俊峰：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就是，不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看成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恰恰相反，它是倒逼转变发展的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内在要求。中央要求各地处理好减排和发展的关系，不是让大家不发展，而是要在减排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过去靠高资源投入实现发展，现在需要转换一种发展方式，实现低排放前提下的发展，这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

比方说，北京这么多年来经济发展很好。数字经济、生物科技、医疗技术等发展很快，它的GDP增长一直在全国属于前列。实际上北京的碳排放早就达峰了，已经连续四五年没有增加排放量，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北京的成功既有北京市主观努力的因素，也有客观的倒逼因素，2008年和2022年两届奥运会，以及2013年开始的蓝天保卫战，都是倒逼北京发展转型的客观因素，主观和客观的因素，迫使北京发展成功转型了。

另外像深圳发展转型也非常成功，转型的成就非常清楚。20年前深圳，大气污染、水污染问题突出，此后大力推动发展转型，环境质量大幅度改善，PM2.5已经低于每立方米20微克，GDP的碳强度和能源强度已经和欧盟非常接近了，煤炭消费占比跟英国一个水平，不到5%，深圳的GDP总量在地级以上城市中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实现了减排和发展两不误。

反而是发展比较慢的地区，才会有减排和发展的矛盾。这些地区，要学会转型发展，迎合大势，寻找新的增长点，不要把碳中和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正如习主席所讲的，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是我们自己要做。

7月27日，国家能源局局长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将加快推进能源法立法。

“碳中和本身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好多东西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用法律的形式把如何摸石头都规定清楚了，那行吗？”

零碳知识局：您前些年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立法，对中国能源转型发展影响深远。您觉得随着碳中和的推进，有没有必要推动碳中和立法？

李俊峰：碳中和立法，现在有很多人提，也有很多人跟我讨论过。我并不赞成。

它和可再生能源立法不同，可再生能源立法的目标比较单一，就是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这一个单一目标，其他的如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维护能源安全，都是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效果，所要采取的措施也比较明确，所建立的制度也比较简便易行和有效。

但是碳中和涉及面太广，它是一场经济和社会的系统性变革，它涉及到社会和经济的方方面面，如果把那么多的环节用法律固定下来，支持什么、限制什么都很难确定，一旦限制多了，就会束缚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碳中和立法对于支持和限制什么，界定起来很困难。

立法，通常是是把一些成熟的、成功的经验，用法律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让大家按部就班往前走。碳中和本身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好多东西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用法律的形式把如何摸石头都规定清楚了，那行吗？碳达峰碳中和既是一场社会和经济的系统性变革，也是一场技术和机制的创新竞赛，许多问题还需要依靠创新来解决。考虑到碳中和问题的复杂性，其立法也会经历一个过程，不易像可再生能源立法那样不到两年就完成了。

现在比较迫切的是对不适应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方方面面的法律进行修订，使之符合实现双碳目标的要求。比如电力法立法30多年了，应该修订，使其符合建立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要求，能源法应尽快审议通过，为206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80%以上保驾护航，国家的一些标准、制度、标识也要修订，以便更好地满足从能源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要求等。

碳中和不立法，不是不改变，各行各业都要为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的社会和经济系统性变革做准备，不断地进行社会和经济的系统性变革，这个系统性变革，也包括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的改变。总之，人们要通过不断的地技术和机制的创新，适应双碳目标实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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