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在长沙“打流”

文|陈同学 编辑|马桶

【编者按】

十几年前，我所在的杂志社老总是湖北人，他来长沙工作以后，最大的疑问是——“长沙人都不用上班的吗？”

原因是，无论他什么时候去五一广场附近，人都很多。这还是十几年前，再看最近这几年，加上各种外地游客，估计更加会让人产生类似疑问。

其实也很好理解，长沙的大企业少，生产型企业少，第三产业发达，文化传媒等创意型小微企业众多，上班时间相对宽松和自由。

再加上房价低，生活成本不高，让很多自由职业者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所以会让人感觉，长沙人好像都在“打流”。

今天这篇文章是一位研究生妹子写的，她的生活阅历并不丰富，能有这样的思考，实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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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听到了一期关于长沙的播客节目，我非常喜欢。当节目里提到“打流”这个湘方言词汇时，我脑子里马上浮现出身边朋友们的形象。

大概是从近两三年开始，朋友们常常会用“打流的”这个身份自诩，并互相调侃。受他们影响，当被问起在哪就业，或者未来的职业规划时，我总有脱口而出“去打流”的冲动。

播客里对“打流”的解释，包括对长沙的描绘，都非常浪漫，说“打流”是一种“未被规训的自由”，而长沙这座城市以其独有的节奏和气质为享受这种自由提供了可能。不得不说，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这座生我养我的城市。

说到“打流”这个词，可能每一个长沙小孩都不会陌生，它就是家长最爱对小孩说的那句 “小时候不好好读书，长大就得去要饭” 的长沙方言版。我就是在这样的“打流”警告下成长起来的。小时候听到这种警告，会觉得去“打流”意味着被扫地出门，风餐露宿，是件很恐怖的事；再长大一点，“打流”在青春期叛逆的背景下裹上了一层“独自在外闯荡”的英雄主义色彩，变得不那么糟糕了。

在现在的我看来，“打流”和“要饭”之间似乎还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打流”带着一丝“流浪远方”的浪漫色彩和类似“在外面街上漫无目的溜达”的轻松随性，而没有“要饭”或“乞讨”的那种局促和窘迫。

于是，我“抓”了身边几位在长沙生活工作的年轻朋友，花一个下午一起聊了聊“打流”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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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一辈人来说，“打流”是“工作”的反面。对于一些有着特定生活经验的长沙人来说，“打流”有特别具体的所指群体。比如我的朋友王师傅在和我聊天的时候就提到，自己小时候生活在望城县的一个厂子附近，那边有很大一部分人，包括小朋友和年轻人都曾过着家、游戏厅和麻将房三点一线的正宗打流生活。

这种生活状态可能和当下年轻人口中用来自嘲的“打流”又有所不同。年轻人通过自嘲的方式消解了“打流”的一些负面意义，放大了它语义中的随性和无拘束这些面向，同时还使“打流”有了些许批判意味。

同时，让我想起了去年同样是在年轻人中间很流行的“躺平”，它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示了对当下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生活状态的不满，甚至是反抗；“打流”似乎也在成了一种在现有框架外寻找个人价值实现的尝试。

如果说上一辈人口中的“打流”更多的是在描述物质生活，那么年轻人自嘲的“打流”则多了精神层面意味，表达的是对当下工作的不满。

我的朋友发哥感叹道：“以前没上班的时候又有点向往上班，因为上班有钱；但是上了班以后呢，又感觉，除了有钱，其他什么都不行了。”

发哥讨厌自己目前所处的传统行业的“死板”，羡慕“打流”在精神上面的自由。

我的闺蜜壳子，一名银行从业人员说道：“虽然我有一份正经的工作，但我觉得我还是每天都在打流。”

对于壳子来说，“打流”是一种“浑浑噩噩”和“迷茫”的心理状态，“每天都干些这种很没有意义的事情。”

而我的另一位朋友虎哥，则将这种意义感的缺失称为“心境上的打流”。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当代工作模式能提供给人们的东西非常有限，同时又索取过多，以至于即便是有了一份看似稳定的工作，但我们还是会觉得精神上哪里有所欠缺，需要在工作以外的地方寻找价值和意义。

壳子找到的是下班后或周末去长跑和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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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虎哥，有着与发哥和壳子不一样的境况。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虎哥的工作模式是“哪里有活就去哪里”，没有稳定的收入。

虎哥说：“如果生活不稳定，那可能在外人看来就是在打流吧。”

我感受到，和老一辈比起来，年轻人与其说是主动追寻不稳定的生活方式，不如说是被动地接受稳定的生活方式已经可遇不可求这一事实。上一辈经历的工作包分配制度只可追忆，如今的工作倡导灵活的同时也充斥着不稳定性：期限合同，临时雇佣，企业重组和“毕业式”裁员。“不稳定”似乎已经成为了年轻人，或者说当代人工作和生活的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用“打流”来形容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似乎也是恰当的。

当年轻人意识到自我价值和社会期待之间的差异难以弥合时，“打流”就会作为一种自嘲出现。之前和其他朋友们讨论“躺平”的时候得到一个结论，躺平不是真的什么事也不做了，而是不做“这件事”而选择去做“那件事”，前者是社会期待你做的，后者是你自己真正想做的。

个人价值与社会期待相悖的情况在当下时有发生，并使我们感到焦虑。自嘲就成了缓解这种焦虑一个很好的办法。

年轻人在自嘲是“打流的”时候，可能并不等于承认自己是在“无所事事”，而像是在宣告一种积极主动的自我流放，流放到社会期待之外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

就像八九月份排满了工作日程的虎哥说的，“我说我打流，也不是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在打流啊，是一种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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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长沙这座城市，能给到这些“打流”青年的支撑，不仅有非常物质现实层面的低房价，还有人文精神层面的一种松弛感，这种松弛感从长沙人民日常生活的琐碎中得到展现。

首先是长沙这座城市似乎非常任性地在划定自己的时区，我的朋友王师傅说：“像我娘这一辈的人，六十岁了，每天一点才从麻将馆归来；我爷每天两点钟才从钓鱼的那个河边头回来，换到一个别的地方去，有这样子的吗？其实长沙这种人多，我就是，我管他半夜三更，我是应该不睡觉的。”

虽然不是每个长沙人都半夜三更不睡觉，但是在长沙这座城市里生活，不屑对时间的循规蹈矩好像是更可以被接受的。古人遵循自然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代人服从闹钟的调排朝九晚五，而长沙人则自己定义自己的时间，哪怕颠倒昼夜。

其次是长沙人的娱乐精神。虎哥和王师傅都曾经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超一线城市生活过，他们发现，在那里很难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温度，人情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弱化了，只剩下一个特点就是逐利。

城市的温度大概就和人的体温是一个道理，只有当一个人是活着的时候，才是有温度的，而城市的温度就来自一个个真正在活着的人。当城市没有了温度的时候，那可能说明城市里的人都活成了逐利的手段，被异化成了冰冷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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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的娱乐精神是对城市中人们异化倾向的一种抵御。举例来说，长沙人爱“策”（闲聊调侃的意思），且不限定于亲朋好友间，长沙人也爱策陌生人。王师傅回忆道：“我小时候有时候去那种便利店里面，那种大叔大妈看到你就会跟你聊上两句，没事就，哎呀今天，今天放学啊怎么怎么样啊，今天放学没有跟几个小朋友一起啊，吃饭了没有啊，交朋友了没有啊。反正就是跟你讲些这种东西。”

“策”以一种近距离人际关系的感知为前提，哪怕是陌生人，还是能觉得彼此之间关系很近，因此才能闲聊，甚至是调侃。

在更大一些的城市里，人与人之间距离远了，“策”这种行为就很难以成立。其次，也是因为生活节奏很慢，压力小，所以才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与身边的人建立连接。

然后，策都是在聊小事，聊日常生活，这些都是最有人味的东西。在策的过程中，人与人的距离又进一步拉近。

总而言之，现代化的城市强调效率和计算为主的工具理性，在近几年的飞速发展中，长沙也越来越向这样一种现代化城市原型靠近，但长沙仍保留了很多没有被城市工具理性规训的地方。和北上广比起来，它的松弛，自在，还有人情味，与“打流”所代表的那种生活方式是不谋而合的。

其实也很难说清，长沙人民到底是因为没有什么物质压力，所以才能生成一种松弛感，还是正因为这种具有松弛感，才使得长沙人物质欲望较低。无论如何，长沙的这种城市气质的存在本身是一种独特的魅力，让在外地的游子们，总是想回来“打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