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乌托邦，抑或科学精神

随着虚假新闻的流行，政治日益极化、公共权威走向瓦解，人们愈发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所谓事实似乎都是被人蓄意炮制的故事，任何价值观的背后也隐约藏着一双操纵人心的手。

作者 |卜迩

图源 |图虫创意

“有关虚假新闻的虚假新闻”

2018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的研究团队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通过研究2006年至2017年推特上超过450万条发送和转发的推文，证明虚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上被转发的几率比真实新闻高70%。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2021年，另外两位美国学者重新分析MIT团队的数据，发现其研究流程存在瑕疵，并证明新闻转发的几率与其内容真假并无显著的相关性。悖论之处在于，这项揭露了“有关虚假新闻的虚假新闻”的研究，在社会上却没能溅起太大的水花，这反过来似乎又印证了MIT团队“谣言比真相传播更快”的结论。

上面这则案例是当今社会“真假边界模糊”变得普遍这一社会现状的一个缩影。自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虚假新闻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一直是不同领域、学科的焦点话题之一。这部分反映出当下人们的一种忧虑：随着虚假新闻的流行，政治日益极化、公共权威走向瓦解，人们愈发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所谓事实似乎都是被人蓄意炮制的故事，任何价值观的背后也隐约藏着一双操纵人心的手。为什么我们会逐渐陷入一个真假难辨的境地之中？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是我们能“信以为真”的？金观涛的《消失的真实：现代社会的思想危机》试图对上述现象和问题做出回应。当前研究大多是从技术和社会的角度（如互联网发展）分析当前社会中真假边界日益模糊的状况。不同于此，《消失的真实》提出，问题的根源出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不牢固。一般认为，最近一轮全球化进程，发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在本书作者看来，这是建立在美国作为现代社会典范的确立之上。近年来，伴随特朗普上台、黑命贵运动、国会山骚乱、禁止堕胎法案通过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美国文明的灯塔趋于暗淡。对现代价值和现代性的质疑之声日益高涨。为此，作者试图通过三卷本的“真实性哲学”研究，为现代社会寻找新的价值基石，《消失的真实》就是其中的第一卷。

浏览该书的章节安排，读者可能会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本书的主旨是分析现代社会中价值危机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但用了大量篇幅讨论西方科学和数学发展的历史，以及20世纪科学与数学哲学的进展。换言之，为什么对现代社会价值问题的哲学思考，要从讨论“什么是科学和数学”开始？下文将围绕这个问题，尝试对《消失的真实》一书相关内容做出讨论。

“什么是科学”何以重要？

在本书作者看来，现代科学的扩张对人们的精神信仰和意义世界造成空前的冲击，特别是随着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确立，而哲学家们没能提出有效的应对方案——无论是汉娜·阿伦特，还是罗纳德·德沃金与约翰·罗尔斯。本书作者对“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的重视，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科学认知理性的解放伴随着现代社会的起源同步发生的。在传统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在终极关怀（即个体生命的最终意义）的笼罩之下。例如，在古希腊哲人那里，科学认知活动的目的往往是追求某种灵魂的不朽；在中世纪欧洲，科学认知活动则是为了寻找一条通往上帝的道路。只有到了现代社会，科学理性才摆脱终极关怀的支配，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对此，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鲁赫特的总结极为精到：“科学理性主义的‘救赎’已理所当然地被视作‘生活的根本前提’”。与此同时，终极关怀则退入私领域，“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马克思·韦伯语）

然而，随着终极关怀的退隐和现代科学的扩张，新的问题也浮现了出来：人们的意义和价值世界开始陷入一片虚无之中，借用胡塞尔的说法，“精神世界的一切形成物，人们所以来的一切生活条件，理想，规范，就如同流逝的波浪一样形成又消失，理性总是变成胡闹，善行总是变成灾祸”。这时，人的生命意义不再具有真实性，唯有客观上可确定的东西是真的。

由于科学日益取代哲学的位置，技术日益脱离我们的控制——从一种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转变为一股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力量。反观当下，离开手机地图软件，我们越来越寸步难行；各类点评软件上的评分，也成为我们做出衣食住行决策的主要依据。《消失的真实》将这类现象总结为科学乌托邦在现代社会的兴起，即科学技术取代上帝，成为人们迷信和依附的对象；可是科学并无法解决人的生死和意义的问题，因此对它的信仰只能是某种乌托邦式的空想。

既然现代社会的价值危机部分出于科学理性的冲击，那么，只有先澄清什么是科学，才有可能化解这场危机。

第二，虽然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但本书作者相信它具有超越不同文化的普遍真实性。20世纪有关“什么是科学”的哲学讨论，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学者是卡尔·波普尔和托马斯·库恩。前者用“可证伪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标准，后者则将科学革命解释为范式转移，也就是科学家之间的某种共识。但本书作者指出，上述理论都无法解释为什么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兴起之后，世界上再也没有出现新的科学革命。他提出，现代科学是建立在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并在此之上建立理论基础。过去的科学基本理论的基础都存在找不到对应的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的问题，例如牛顿三定律中的万有引力定律，只是一个假说。相较之下，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三个理论基础：光速不变原理、等效原理和测不准原理，都建立在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之上，因此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能够成为现代科学最终的真实性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虽然认定现代科学的真实性具有普遍性，但他并未否认科学家活动、科学成果的应用依旧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举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批物理学家投身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中。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原子战争的幽灵使得很多物理学家重新审视物理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然而，相关科学理论的真假并不会因此发生变化，其真实性只能由受控实验来最终验证。

一旦考虑到作者认定现代科学具有普遍真实性，有关“什么是科学”的讨论，也就成了真实性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唯有先澄清了科学的普遍真实性，才有可能去讨论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文社会领域的真实性。

问题在于，《消失的真实》有关科学的论述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作者提出要反思对科学的乌托邦式迷信，认为科学无法解决人的生死和信仰问题；另一方面，他的真实性哲学研究又开始于对科学的普遍真实性的论证之上。这样一来，“真实性哲学”可否算是另一种21世纪的科学乌托邦学说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引入作者经常提及的另一个概念：科学精神。

什么是科学精神？本书作者在2019年的一次访谈中提供了答案：“科学发展有一个不变的内核：以人为中心，其指的是，人总是借由控制自己可控的变量，来研究自己不可控的对象……科学发展既涉及人的主体性发挥，也包含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和敞开。”也就是说，关于科学看似矛盾的论述，实则传递出作者这样一种态度：科学与人文社会分属不同的领域，相互之间是无法整合在一起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带着科学求知精神和开放的心灵，去追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数学

《消失的真实》中最让人费解的内容之一无疑是作者对数学的讨论，特别是他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数学不是逻辑。一个哲学家探讨意义和价值问题的过程中，为什么不断回到对数学本质的思考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出解读。

一方面，如果要为当前流行的科学乌托邦思潮提供一个解毒剂，就有必要先回答“什么是科学”的问题，这就绕不开对数学本质的探讨。从历史上来说，现代科学是在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示范作用下形成的，在本书作者看来，所谓科学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数学革命。从当下来说，有一个一直萦绕在科学界的谜题：数学作为一种人造符号，为什么能在物理世界的研究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爱因斯坦就曾感慨道：“数学，这个独立于经验的人类思维的产物，为何能如此完美地符合物理实在中的对象？”

另一方面则涉及“将数学等同于逻辑”对人文领域的影响。罗素曾指出：“数学和逻辑学在历史上曾经是截然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在现代都有所发展：逻辑学越来越数学化，而数学也越来越逻辑化。结果就是，现在已不可能在两者间划出一条分界线；事实上两者是同一的。”正是伴随着这一趋势，现代数理逻辑兴起。在古希腊和中世纪，西方逻辑学还是以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为主，其使用的语言也主要是自然语言。但进入20世纪之后，现代数理逻辑学者试图将自然语言符号化，即转化为某种数学符号并用于逻辑推理。

关于现代数理逻辑，美国逻辑学家欧文·柯匹和卡尔·科恩总结说：“在自然语言（英语或其他语言）中有些东西会使精确的逻辑分析变得困难：语词可能是模糊的或歧义的，论证的结构可能是含混的，比喻和习语可能会引起混淆或误导，诉诸情感可能会引起混乱等……通过人工语言，逻辑关系可以精确地被表述出来，上述困难中的大部分都能被克服。”他们还进一步指出：现代数理逻辑学家用数学符号取代自然语言，其“使我们直达一个论证的核心，将其非本质属性放在一边而展示出论证的本质属性。并且，使用符号，我们几乎用眼睛就可以机械地进行推理转换。”

换言之，现代数理逻辑试图将所有思想活动都转换成机械的符号推演，由此还衍生出多个分支，例如模态逻辑是用于符号化自然语言中涉及“可能”“必然”“不可能”的命题；道义逻辑则是用于处理涉及“应该”“允许”“禁止”的命题；“认知逻辑”则用于符号化涉及“知道”“相信”一类的命题。根据《消失的真实》相关论述，这里存在两方面潜在的问题。第一，人对价值和意义的追寻，一直依赖于那些看似模糊和含混的自然语言，它是否真的能通过数学符号的逻辑推演实现？在本书作者看来，有主体的自然语言是不能化约为主体悬置的逻辑语言的。第二，逻辑学中“真”意味着一个命题的断言与实际情形相一致。如果将有关道德和价值的论述，转化为数理逻辑语言，那就很容易走向功利主义道德观，即道德和价值之所以为“真”，是因为它们能在现实中给人们带来切实的利益和好处。

追寻何种现代？

《消失的真实》对科学与数学的讨论，还涉及作者对“追寻何种现代”这一问题的认识。在1988年的一次访谈中，本书作者提出现代性的核心是科学理性的精神，其投射到政治和社会层面才形成如个人权利、民主制度等要素。面对现代社会的价值危机，作者并不试图去寻找一种现代性的替代性方案，而是希望在保留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做出改进。

这种改进的核心就是建立一个哲学框架，在其中，现代科学理性与不同文明既有的终极关怀和价值可以互不干扰，实现共存。可以说，本书作者不认为现代人可以用科学确立生命的意义；相反，他相信人类历史上形成的那些终极关怀和价值，无论是对上帝的信仰还是儒家的道德修身，都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今天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一个新的哲学框架，化解这些终极关怀与科学理性的紧张关系。当然，这一哲学框架的搭建，还有待作者在本书的续篇中完成；真实性哲学的理论尝试最终能否获得成功，也只能由历史去验证。然而，本书提出的问题是现代人不得不直面和反思的。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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