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风花雪月——徐志摩对苏俄的精准洞察和预言，比胡适提前20年

说起徐志摩，人们往往在他和张幼仪、林徽因和陆小曼三位民国知名女性的关系上粉墨重彩，洋洋洒洒，内容显得极其无聊。

抛开这些，徐志摩是民国时期无法绕开的一位文人，他是现代诗圣，先后毕业于美国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他是一位英美式的自由主义者。

1923年，回国后的徐志摩和胡适、闻一多、梁实秋、陈西滢、叶公超、陈梦家等人创建新的文学团体——新月诗社和新月书店。除了发表新诗，那个时期的新月杂志刊登了一系列对人对事对政党的预言精准到骨髓的文章，可见这个社团的洞察、天赋和眼光。

诗人的徐志摩

作为挚友的胡适，曾这样评价徐志摩：

• 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就是他的“单纯信仰”。他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实现的历史。

一生都在追求“爱”、“自由”、“美”的徐志摩，绚烂了一生，也断送了一生。也许正因为诗人的单纯、透明而健康的人性，使他能够对苏俄的观察一针见血，入到骨髓，使自己迅速右转。

徐志摩曾受自己英国导师、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罗素先生的影响，对苏俄抱有好感。罗素先生是苏联模式的积极拥护者，但是在1920年访问苏联后，罗素态度急速右转，由拥护变为坚定的批评，“苏俄的思想压迫比起无论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更严酷。”

徐志摩是坚定的罗素信徒，罗素的急速右转也使徐志摩难以适从，并对罗素提出批评，但也开始自己新的思考。1925年，徐志摩去意大利拜访印度大文豪泰戈尔，乘坐西伯利亚铁路，途经苏俄，在莫斯科游记3天。这3天使他的苏俄梦幻开始破灭，他开始收回对罗素的批评。

拜访苏俄作家

在苏俄，徐志摩看望托尔斯泰之女，使他见识到俄国革命后，俄国文化开始凋敝。列宁去世前，曾说托尔斯泰的书籍代表了布尔乔亚的思想，必须要取缔他，否则会危及苏维埃。于是托尔斯泰的书籍被禁并销毁。而问及莫斯科还有哪些重要的文学家时，托尔斯泰小姐说：跑了，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徐志摩在回国后的《欧游漫录——托尔斯泰》中写道：

• "假如有那么一天，你想看某作者的书，算是托尔斯泰的，可是有人告诉你：不但他的书再也买不到，你有了书也是再也不能看的——你的感想怎样？……假如这部分的个人自由有一天被无形的国家威权取缔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样？"

徐志摩在《欧游漫录——托尔斯泰》篇中，这样描述列宁：

• "他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

参谒列宁遗体

徐志摩还参谒列宁遗体。他一进门就看到了一个红色的地球模型，也让徐志摩深深恐惧，他在《欧游漫录——血谒列宁遗体回想》写道：

“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锤子。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言，摩西见了都许会失色，何况我们不禁吓的凡胎俗骨。”

徐志摩关于“血污海”，这个极度精辟的预言：在整个20世纪，苏联、中国、东欧、北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一一再现。

徐志摩收回自己对罗素的批评，理解并认可罗素的思考。并开始重新认识苏俄，他写道：

• 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枝叶的改变，是要不到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回归自由主义

后来徐志摩还发了另一篇《答张象鼎先生》，其中写道：

• 当然在苏俄统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自由——不再是你的了。正如中世纪有“异端”这个巧妙的观念，现代的苏俄也发明了一个巧妙不相让的名儿——“反革命”。收拾异端的方法是用火烧，对付反革命的手段也是同样的不含糊——你们都听见过苏俄的“欠夹”不是？这是一个“不容时期”的复活。

徐志摩的苏俄之行，使徐志摩像自己的导师罗素一样，急速的右转，并重新回归自由主义，在徐氏的自由主义世界中，个人主义始终处于核心位置，他曾这样坚定自己的自由主义下的个人主义信仰：

• 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

发明流自己血的方法

而此时的中国国内，左翼思潮开始在国内涌起。孙中山先生已经同意“联俄”的方针，开始让苏俄进入到国民党的血液中来，社会思潮已经从看向西方转为看向苏俄。徐志摩保持着精敏的洞察、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和思考，他希望中国“能发明自己的流血的办法拯救中国，而不是依靠外国来的野鬼——苏俄”。

徐志摩

• 不错，他们不说莫斯科，他们口口声声说国际，因此他们的就是我们的。那是骗人，我说：讲和平，讲人道主义，许可以加上国际的字样，那也待考，至于杀人流血有什么国际？你们要是躲懒，不去自己发明流自己血的方法，却只贪图现成，听人家的话，我说你们就不配，你们辜负你们骨里的髓，辜负你们管里的血！为什么自己革命自己做不了军师，还得用外国主意来筹划流血？那也是一种可耻的堕落。革英国命的是克郎威尔；革法国命的是卢骚、丹当、罗佩士披亚、罗兰夫人；革意大利命的是马志尼、加利包尔提；革俄国命的是列宁——你们要记着，假如革中国命的是孙中山，你们要小心了，不要让外国来的野鬼钻进了中山先生的棺材里去！

在当时燥热的思潮下，能保持如此冷静、清醒的头脑和深度、理性的思考，徐志摩是一位。徐氏的挚友——胡适，在1943年给好友周鲠生的信中，开始表现出对苏俄警惕和批评，但对苏俄的洞察和预言来说，徐志摩比胡适早了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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