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 | 忻州古城有一座书院，可与“四大书院”媲美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源于唐，盛于宋，衰亡于清末，绵延千余年，遍布全国各地。

我国古代的四大书院，分别为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和嵩阳书院。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山西忻州市忻府区，有一座保存完好且仍具有教育功能的书院——秀容书院，它建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曾为清代忻州最高学府，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人才，是当时三晋驰名的书院之一。

秀容是忻州的代名词。北魏永兴二年(410)至隋开皇十八年(598)期间称秀容，后称忻州。

秀容县在忻州历史上存在了188年，秀容书院得名于此。乾隆三十八年(1773)，当时的忻州知州鲁潢认为，“幅员辽阔，民户殷繁，家有盖藏，人丰囊橐，讴吟弦诵之声不绝于耳，独书院至今缺”。

于是，决心创建书院，并取名为秀容书院。秀容书院从启动到建成，历时两年，于乾隆四十年(1775)建成开学，它的落成取代了秀容儒学成为当时忻州的最高学府。

古代书院作为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场所，地理位置的选择尤为重要，创办者竭尽全力希望营造一个优良的学习环境，使学生们脱离喧嚣繁杂的场所，静下心来研究学问。

中国古人理想的读书场所就是茂林修竹，环境清幽的山林之间，远离尘世，心灵安静。

因此书院一般建在偏僻、静谧、优美的名胜之地。

秀容书院选址于忻州西南最高处的九龙岗，占的是原忻州儒学旧地。

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以前，忻州儒学和文庙都在城西南九龙岗上，所谓“有学必有庙，庙以崇奉孔子，学以长育人材，俾学孔子之道也。”

旧文庙原在九龙岗上的文昌寺一侧。《忻州直隶州志·学校》云：忻州儒学“旧在治西南九龙岗上。

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建”。明弘治五年（1492年），王轩任忻州知州时，文庙连同儒学，由九龙岗迁徙到学道街。九龙岗旧儒学与文庙俱废。

书院东面是文昌寺和白鹤观，据遗山先生《天庆观记》载，白鹤观始为七圣观，后改为天庆观、白鹤观，创建于唐天宝年间。这里居高临下，俯瞰全城，尽收眼底，是难得的风水宝地。金代大文豪元好问曾吟诗赞道：

九龙岗上望青川，

水色悠悠接远天。

绝似江南风景好，

烟波只欠钓鱼船。

秀容书院建成后，取代了忻州儒学，成为当时忻州的最高学府。忻州儒学存在之时，儒学生员的名额有严格限制。据记载，雍正二年前，每年入学名额为15名，第二年增加5名，为每年20名。

而且身份也有限制，一般贫寒之家的子弟不可能入学。书院创建后，入学名额大大增加。

突破了儒学对生员名额的严格限制，使更多的生员有机会进入书院就学，对山西忻州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明显的标志是科举中举幅度陡升，正如知州鲁潢在其《新建秀容书院碑记》中所说的那样：“人文蔚起，科甲蝉联，多士汇征，为屏为翰”，文武双全者“率多秀容书院中人”。书院西侧的通天衢牌楼上悬挂的“十隽匾”，便是为彪炳10名举人而设的。

秀容书院和中国古代的其他书院一样，设有书院主讲和总理院务的人，当时叫山长，也称院长、皋比，儒林丈人，设一名；讲习数人，负责教学；学生称生员，功课为《四书》《五经》《文章正宗》，以及《八股制艺》《五言八韵》等。秀容书院历任山长今可考者有崔嶫、薛河东、赵宗先、董宇炜、郝椿龄、米毓瑞等六人。

自1775年秀容书院建成后，又经历任知州的维修与扩建，使书院亭阁错落，花木扶疏，别具风韵。嘉庆十七年(1812)，知州邱鸣泰“又劝捐重修，添建屋宇、牌楼”。

咸丰二年(1852)，知州华典“谕令绅士续捐，并自行捐兼，发商生息，酌定章程”。同治八年(1869)，知州戈济荣对书院进行了最后一次修缮。

到19世纪末，封建科举教育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势在必行。

于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巡抚岑春煊的授意下，秀容书院改为新兴中学堂，此即最早的忻县中学，也是全省乃至全国书院改学堂的首例。

从乾隆四十年(1775)秀容创建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为新兴中学堂，秀容书院在忻州历史上共存在了127年。

书院改为学堂，其最大的变化是教学内容的变化，也就是学生所学课程的变化，特别是增设了数、理、化等自然科学课程，一改过去只是读经讲经，学做八股文，以预备科举考试的那一套学习内容。

这是一种划时代的改革，是顺应时代发展、合乎世界潮流的一大进步。从此以后，在忻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才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学校。

參考文獻

1. 《三晋史话.忻州卷》，陈义青主编，山西人民出版2016年版

2. 《忻州文史资料》第7辑，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忻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91.10

3. 《山西历代进士题名录》，王欣欣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 《从秀容书院到新兴中学堂》，李良和、李和林，纵横，2005.12

撰稿人 | 李蕊

来源：山西省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