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恶魔”辩护，令“王的男人”一战成名，佩斯卡玛案中的文在寅

随着韩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现任总统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党在大选中仅以0.8%的微弱差距落败，有关于他个人前途及去留的问题也再度登上了热搜榜，大家都在观望他是否能摆脱始终困扰着韩国政界的所谓“青瓦台诅咒”。

当然作为一名资深律师，文在寅也不是没有过逆势而行，顶住了媒体和舆论的巨大压力并最终力挽狂澜的经历。这就是他在1996年的“佩斯卡玛案”中为中国朝鲜族船员的成功辩护，使得韩国法院在舆论和媒体的一片“杀”声中减轻了对被告的刑罚，保住了全部被告的性命，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佩斯卡玛案”是一起典型的韩国的“欺凌文化”的受害者对始作俑者的反杀案件。“欺凌文化”在韩国由来已久，其涉及范围之广，无论是在校园、社会、企业乃至政府机构，甚至是统治阶级内部都普遍存在。传统的韩国社会讲求地位高下、长幼尊卑，而半岛的地缘政治又决定了其国人的性格更易偏激和走极端。

韩国又实行兵役制，适龄青年无论出身，一律要进军队服役。作为一支脱胎于旧日军的暴力团体，韩国军队“青出于蓝”，更崇尚要求下级“无条件服从”的文化，并且将“欺凌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升级为“暴力教育”。对敢于反抗者，轻则耳光伺候，重则拳脚相加，上级殴打下级，老兵痛打新兵的事情层出不穷，被害者被打残乃至打死，或者因不堪折磨自杀的事情屡见不鲜。而这些老兵在退役后，自然会将军队里的“光荣”传统带到地方，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996年8月2日凌晨，在长期被“佩斯卡玛”号渔轮的船长崔基泽和甲板长姜仁浩为首的韩国船员暴力欺凌和虐待的情况下，以全在千为首的6名中国籍朝鲜族船员忍无可忍，在密谋后将包括船长崔基泽在内的7名韩国人，3名印尼人和1名中国人杀死。当全在千等人打算驾船偷渡日本时，因为没有欺负过中国船员而逃过一劫的韩国船员李仁锡趁着他们不备，将6人反锁在舱内并向日本海上保安厅报警。随后，几名中国船员被日方逮捕并很快被引渡给韩国接受审判。

由于本案的前因后果已经有许多文章描述，因此本文不打算重复，只将重点关注为这几个中国船员辩护一事上面。

全在千等6人的犯下的故意杀人案在经过韩国媒体和舆论的一番炒作后，很快在保守的韩国社会激起了轩然大波。在记者和编辑们的春秋笔法之下，引发这场血案的因素被一笔带过乃至被完全忽略，他们着重描述这些中国船员的血腥犯案手法，将他们描述成一群嗜血成性的杀人狂魔，更有人将矛头直指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一时间中国籍朝鲜族人被韩媒蔑称为“粪胞”，意为“像大粪一样的同胞”。既然这些朝鲜族人是如此的“凶残”和“灭绝人性”，那么判处他们死刑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于是韩国朝野难得一致地在此案上采取了同样的立场，那就是“杀无赦！”

1996年12月24日， 韩国釜山地方法院以全在千在内的6名中国船员因日常工作中的“纠纷”对韩国船员的管理不满，怀恨在心，暗中密谋实施杀人，其手段特别残忍，罪行极其恶劣，先后造成11人死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6人死刑。

这是非常严重的判决。要知道当时韩国已经摆脱了军政府的控制，进入了民主政治时代，虽然司法体系仍然保留死刑，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被处以极刑了。在法庭宣判后，全在千等6人当庭表示对判决不服，决定向韩国高等法院提起上诉。

首犯全在千在狱中写了一份长达万言的自辩状，里面详细描述了6名中国船员被韩国船员虐待最终不得不反抗的经过，他在辩状里称在自己在杀死几名韩国船员后就没想过再对其它幸存者灭口，自己也没有为决定不杀李仁锡而后悔，但这份自辩状被当时的韩国媒体完全无视，根本不予报道。

1997年1月，全在千在国内的亲属收到了他从监狱寄出的自辩状，亲属们抱着一线希望把这份自辩状寄给《辽宁朝鲜文报》报社，这件案子才开始被国内媒体关注和报道。吉林延边地区的数百万朝鲜族同胞认为韩国法院无视韩国船员的暴力欺凌行为，将杀人动机归咎于中国船员“睚眦必报”和“性情残暴”，对韩国船员的各种暴力虐待和欺凌行为只是轻描淡写地点到为止，因此判决明显不公。

当年在辽宁省公安司法干部管理学院任教的赵峰在看到了这起案件的报道后，决心为几名中国船员讨回公道。因为中国和韩国的司法体系和适用法律都不一样，他只能在韩国国内寻找适合的律师。赵峰的运气很好，他联系到了釜山的一家法律事务所，这家律师事务所不大，但在当地小有名气，曾经许多在军政府时期受到迫害的团体和个人赢得了诉讼，这个小小的事务所有两个相当牛逼的合伙人，一个叫卢武铉，一个叫文在寅。

卢武铉和文在寅在研究了赵峰提供的材料后，觉得韩国检方和法庭对整个案件的事实陈述有问题，通过隐瞒部分案情以便将罪责全部扣到中国船员头上，这样子既可以平息了媒体、舆论和公众的怒火，也给自己打扮成“为民请命”的光辉形象。

经过商定，最终文在寅决定出面接下了这个案子，担任这6个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卢武铉此时已经是国会议员，不太方便出面，所以律师事务所日常几乎全部交给文在寅打理）。文在寅决心接下这个案子，是和他人生的一段经历有很大关系。

前面说过，韩国是实行义务兵役制，所有适龄青年都必须当兵，文在寅自然也不例外，但他进军营不是走正常的服役程序，而是被当兵的经历是。他早在1975年军政府执政时期，就曾因组织和参加反对朴正熙独裁统治的学生运动被逮捕，并且被军事法庭判处8个月监禁，缓刑1年，还被就读的庆熙大学法律系开除。文在寅前脚刚出狱，后脚就和当时许多参加反军政府运动的学生一样被军政府强制入役。因为他是组织者，当局给了他特别的“待遇”，被分派到韩军第1空降特战旅第3营，而这个旅当时的旅长叫全斗焕，第3营的营长叫张世东，这两人全都是朴正熙的亲信，文在寅落在他们的手里结果可以预料。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当时因为正值冷战高峰期，半岛局势极为紧张，大战一触即发。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韩军中的暴力欺凌事件达到了一个巅峰，哪怕高级军官都对暴力事件熟视无睹，甚至还公开鼓励实施暴力行为，只要不直接把人当场打死就行。

军政府把这批搞事的学生送进军队，毫无疑问是抱着让老兵和军官好好修理他们、甚至借机整死他们的阴暗心理。且第1空降特战旅还是韩军当时选拔所谓“北派干部”（就是向“北方”进行武装渗透）的主力部队之一，哪怕这些书呆子能熬过暴力欺凌，只要摊上“北派”的事情，就有机会把他们派去送死。要知道在冷战期间，韩军总共“北派”了13000多人，阵亡就有7700多人，死亡率超过50%，这还不算受伤、被俘和失踪的，简直就是一条不归路。

但文在寅智商在线，他清楚地知道对军队这一套不能硬抗，在这种变态的高压环境下个人的力量非常渺小，稍有不慎就很会被老兵和军官当做刺头活活整死。因此，文在寅收起自己的书卷气，认真地接受训练，尽量不让别人挑出错来。同时，他冷静地分析自己的长处——入伍前他就是大学生，文化水平相当高，在一群文盲中显得鹤立鸡群。凭借这一优势，他选择了爆破专业（爆破是非常危险的，要求的技术含量很高，一般的文化程度的士兵掌握这项技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利用自己较高的文化水平很快就熟练掌握了这项技能，并且成为了部队的骨干。

凭借过硬的爆破技能，文在寅服役期间居然获得了两次由全斗焕亲自颁发的一等表彰，并被晋升为士官长，成了部队里响当当的“文兵长”。利用这一优势，文在寅充分发挥自己善于团结人的特点，很快在自己身边拉了一批“小弟”，明里暗里和军中霸凌作对抗。因为他做事滴水不漏，“上面”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整他，而且他是部队技术骨干，作为“炮灰”牺牲掉似乎也太可惜，加之身边总有一群前呼后拥的“跟班”，很难有机会下手；另外这人还会爆破，没准在白天命令他“北派”，当晚自己的家就会被这个爆破高手炸上天。最终，文在寅安全服完规定的兵役年限，全须全尾地离开了兵营。

文在寅的这段军旅生涯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愉快的回忆，他对军队内部那种暴力欺凌和虐待是深有感触，并且对这种所谓的“文化”极为痛恨，对充斥着整个韩国社会的暴力欺凌感到痛心疾首，他试图以这件案子来证明如果任由这种暴力欺凌事件泛滥，迟早会对社会、甚至对加害者本人都造成反噬。这就是他接手此案的主要原因。

文在寅在代理了被告律师后，不但从经济上援助6名中国船员，使他们得以在人生地不熟的韩国监狱里能稍微改善一下处境，而且还办理了几名船员的家属从中国来到韩国探监的手续。

当釜山地区高等法院开始审理“佩斯卡玛”号6名中国船员的上诉时文在寅作为被告律师出庭辩护。在辩护中，文在寅首先驳斥了检方关于此次杀人案是经过精心准备和长期策划的，他将之前被检方隐瞒的几名中国船员遭到韩国船员的虐待、欺凌和恐吓的事情公之于众，认为6名被告是在遭到长期暴力欺凌后的激情犯案，而不是精心策划。文在寅还以自己在军队中被暴力欺凌的经历现身说法，指出了崔基泽、姜仁浩等几名死者以非人的手段折磨中国船员，最终导致被反杀。他在法庭辩论时，更说道：“人就要有像人活着的权利！”

文在寅律师的精彩辩护最终被高等法院采纳，釜山高院于1997年4月18日将6名被告中的5人改判无期徒刑，只有首犯全在千维持原判。

文在寅首战告捷！

韩国检方不甘心失败，将官司上诉到最高法院。不过当时正是韩国左翼执政时期，整个社会在长时间地被军政府压制后，突然出现的宽松局面，因而不少韩国人还能正视社会上的阴暗面，所以韩国法庭认可文在寅的辩护，改判中国船员无期徒刑是有一定民意基础的。最终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不过，还是有不少右翼民众和团体将文在寅视为“国贼”（这倒也可以理解，想想如果倒过来一个中国律师为在中国犯了死罪的外国人奔走辩护并争取减刑，中国的老百姓会如何看待他，会不会被斥为“汉奸”）。

2007年12月31日，时任总统卢武铉将全在千的死刑也减为无期徒刑。在韩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囚犯一般只要服刑期满20年就会获释，按照羁押期算，他们理应获释了。不过，时至今日，这6名中国船员仍然被羁押在韩国监狱里。

文在寅代理的案子虽然大获全胜，但这个案子对他来说也不是没有代价的，随着韩国民意逐渐转向右翼，这起案子的负面效应开始逐渐显现，2012年他第一次竞选总统就因为韩国右翼大肆炒作此事，依旧斥他为“国贼”，结果他败于他的对手——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而为文在寅痛恨的韩国社会“暴力欺凌”文化也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更加隐晦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继续毒害着韩国国民的身心。

如今文在寅的总统任期届满下野，对于他能否躲过“青瓦台诅咒”，我们将拭目以待。但这个正直的律师抛弃国家间的成见，顶着巨大的压力挺身而出，在法庭上为中国被告仗义执言，捍卫法律的尊严的形象将永远被历史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