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观察】对当前征信异议典型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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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异议遇到的典型问题

批量代理征信异议情形多发，疑似“征信修复”公司所为。考虑到信息主体存在因病因事无法亲自办理征信异议的可能，中国人民银行在有关规定中允许信息主体委托代理人办理征信异议，然而这个便民举措却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当作牟利的手段。

2021年上半年，A地区多次出现批量代理征信异议情形，以代理人张某、王某为主，两人累计代办个人征信异议30笔，占当地同期办理个人征信异议总笔数的33.0%。两人代办的征信异议诉求全部为要求删除信用报告的逾期记录，理由五花八门，如：受疫情影响、因病因事无法还款、未履行告知义务、未取得信息主体同意报送信息等。代理的信息主体不仅有A地区当地的，也有上海、山东、辽宁等其他地区的。从代理结果来看，仅2笔征信异议取得了相关接入机构的认可并予以处理，占比仅为6.7%，而其他征信异议均未能得到支持。此类批量代理情形在2021年下半年有明显减少，仅发生2笔。

征信异议是每个信息主体的权利，各地征信分中心或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受理征信异议完全免费，信息主体确有特殊情形而无法及时还款的，能提供有力证据并取得金融机构认可，相关不良信息可以调整或删除。但目前有打着“征信修复”幌子的公司，收着不菲的费用，为很多不构成异议情形的信息主体代办征信异议，既浪费了公共征信资源，又让信息主体蒙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还存在个人信息泄露或被滥用的风险。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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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信息主体李某于2021年3月通过代理人王某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服务部门提出个人征信异议，请求删除信息主体在某股份制商业银行办理贷记卡的逾期记录，逾期时间为2019年8月，具体事由为“本人于7月确诊为重度抑郁焦虑，导致信用卡逾期”。经过处理，该股份制商业银行对此异议作出了数据无误的回复，未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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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信息主体齐某于2021年4月通过代理人王某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服务部门提出个人征信异议，请求删除信息主体在某国有商业银行办理贷记卡的逾期记录，逾期时间为2019年10月，具体事由为“该国有商业银行在向征信机构提供不良信息未事先告知”。经过处理，该国有商业银行省分行对此异议作出以下回复：“经核查，该笔业务逾期记录展示正确，无需修改。经我行业务部门调阅持卡人信用卡申请资料，在信用卡申请书申领协议中明确记载甲方保证乙方提供的所有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授权乙方将包含甲方不良信息在内的甲方的个人信用信息提供给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信贷征信主管部门批准建立的个人信用数据库，授权乙方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信贷征信主管部门批准建立的个人信用数据库、有关单位、部门及个人了解和查询甲方身份、财产、资信和其他有关情况。持卡人在申请书中抄录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品的相关信息，愿意遵守领用协议的各项规则，并签名。此外，我行已向客户发送需还款提示、逾期提示等短信信息。还款提示中除提醒还款外，会提醒未还够最低还款额会影响信用报告。逾期提示中会提醒客户我行会向监管部门报送不良信息。故不予修改”，即未能取得金融机构认可，未做调整。

因疫情导致逾期类的征信异议较多，很可能存在借机非正当修改征信记录行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人民银行为保障疫情期间信息主体的征信权益，出台了《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征信权益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银办发〔2020〕40号），对充分保护受疫情影响的信息主体的征信权益，妥善处理疫情防控期间的异议与投诉，依法防范处置借机非正当修改征信记录行为作了明确部署。从2021年的实践来看，全年共受理“因疫情导致逾期”的征信异议15笔。这些异议申请人大多只能口头表达自己受疫情影响的情形，难以提供如隔离证明等有效的书面证明材料，最终取得金融机构认可的寥寥无几，仅1笔相关异议由金融机构确认调整逾期信息。认真分析这15笔疫情类征信异议的办理情况可以发现，其中9笔为代理人办理，占比达60%，可见代理机构为了提高“修复”的比例，很可能存在借机非正当修改征信记录的投机行为。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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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信息主体张某于2021年3月通过代理人王某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服务部门提出个人征信异议，请求删除信息主体在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办理的农户贷款逾期记录，逾期时间为2021年2月，具体事由为“因受疫情防控需要，限制出行，居家隔离，造成了逾期”。经过处理，该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此异议作出以下回复：“经核查，该笔业务逾期记录展示正确，无需修改。经该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走访调查，在此期间无疫区人员来此人家中，此人也未执行隔离”，即未能取得金融机构认可，未做调整。

执行信息类异议偶有发生，存在处理时间过长且不确定问题。自从司法体系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展示在个人信用报告中后，全社会对个人信用报告重视程度迈上了新台阶。失信被执行信息对信息主体办理信贷等业务的负面影响极高，甚至能达到“一票否决”的程度，成为了推动“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有力举措。2021年A地区共受理涉及法院执行信息类征信异议9笔，主要内容均为相关执行案件或义务已经结案或履行完毕，请求删除记录。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不应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撤销失信信息。”在与异议申请人沟通的过程中了解到，相关案件通常已经结案超过一个月，而其个人信用报告中仍然有相关执行信息展示，于是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征信异议。从此类征信异议的处理情况来看，9笔执行信息类异议中仅2笔在20日之内完成了相关信息修改，其他7笔处理超过了20天。而当前的异议回复制度，仅明确了应在20天内答复异议申请人，而对20天内未办结的征信异议应如何答复未作规定。在此期间如果异议申请人向受理部门询问，很难得到令其满意的答复，容易引发异议申请人的不满。因此，执行信息类征信异议已经成为当前征信异议工作的痛点。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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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信息主体邢某于2021年5月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服务部门提出个人征信异议，请求删除信息主体在A地区人民法院的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记录，具体事由为“本人涉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执行案号XXX），已全部履行完毕，已结案，请求删除被强制执行记录”。经过处理，征信中心于5月下旬对此异议作出了数据有误，正在处理中的回复。该笔征信异议处理完毕的时间超过了一个月。

网络消费平台合作机构被异议的情形呈上升态势，主要因信息主体不清楚相关合作关系所致。目前国人的消费支付习惯已经全面向线上转型，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情形已经十分罕见。线上支付的繁荣催生了大量互联网金融公司，这些公司通过与互联网消费平台合作，通过提供类似信用卡的分期购物等服务产生收益。然而目前大部分消费者在使用互联网消费平台提供的分期或支付服务时，并不会关注与该平台合作机构的名称，当产生的相关信息出现在信用报告后，信息主体就会因不知道有该机构的业务而申请征信异议，否认贷款或逾期。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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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信息主体王某于2021年8月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服务部门提出个人征信异议，认为自己从未在某金融消费公司办理过贷款业务，否认该笔贷款及相关逾期。经过处理，该金融消费公司对此异议作出以下回复：“经核查，该笔业务逾期记录展示正确，无需修改。”王某在领取回复函时仍有疑问，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王某联系了该金融消费公司在回复函上留存的联系电话，最终确认是自己在某次网购时使用分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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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征信异议处理工作的对策建议

强化对征信异议处理内容的宣传，让群众自觉远离“征信修复”类公司。一是在指导群众查询信用报告时，增加对信用报告中发生信息错误、遗漏时处理办法的讲解，清楚地向群众解释哪些信息错误是可以直接找数据发生机构修改，哪些信息错误是要通过征信异议处理，明确向群众传达“征信异议是免费的”“本人或代理人办理效果是一样的”等内容。

二是在各类征信宣传活动中，提高征信异议内容的比重，制作更加通俗易懂的宣传品，提升群众对征信异议的认知程度，宣传“征信修复”骗局，逐渐达到自主远离“征信修复”的效果。

修订个人征信异议处理业务规程，进一步明确个人征信异议受理规则。按照个人征信异议处理业务规程，受理征信异议时，只要个人或代理人能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和相关材料，征信中心或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就应当受理。但在实际中，部分征信异议的诉求或理由不属于征信异议范畴，若申请人不听从征信工作人员解释坚持要提交征信异议，工作人员只得受理。建议对个人征信异议处理业务规程进行修订，进一步明确个人征信异议受理条件，对明显不属于征信异议范畴的，可以拒绝受理。

强化与法院部门的沟通协调，细化职责分工，共同做好执行信息类异议处理。一是建议征信中心与人民法院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对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何时展示、怎样展示、何时移除、怎样移除等细节问题进行充分沟通协调。

二是建议优化信息对接渠道，尝试建立执行信息定期验证等机制，破除科技壁垒。三是建议对首次处理未能办结的征信异议，建立定期回复机制，便于各受理机构向申请人解释说明。

互联网消费平台应将其合作机构的名称，以更加醒目的方式提示消费者。一是互联网消费平台应让消费者明确自己在使用平台提供的支付或分期服务，具体是由哪家金融机构或金融公司提供，这是互联网消费平台应尽的义务。

二是互联网消费平台及其合作机构应完善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报数的授权手续，做好报送不良信息前的告知义务，切实将消费者的权益放在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