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鏻：选修华文与翻译，对我担任总理首席私人秘书帮助很大

出生于1953年的陈庆鏻，在本地英文学校毕业后，前往法国修读工程学。他来自双语家庭，有深厚的华文根基。这对他的工作，包括担任前内阁资政李光耀的首席私人秘书，和在外交部任职益处很大。他目前是新加坡报业控股执行总裁。

我很幸运出生在一个双语家庭。爸爸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就读于圣安德烈学校，华文则由家庭补习老师指导。妈妈在美以美女校念完小学，中学却是在中国的佛山毕业。广东话是家里使用的方言，但因为我的三个哥哥和姐姐都读英校，我们多数时候是用英语沟通。我不愁没有人教我英文或华文，家里也不缺这两种语文的读物。

我看很多英文漫画，妈妈也确保我定期阅读《儿童乐园》。我在5岁时正式接触华语。当时，妈妈安排我和正在准备小六考试的哥哥庆荣一起接受华文补习。

6岁时，我已听得懂“丽的呼声”的华语节目。我父母是电影迷。因为有个阿姨嫁入经营戏院的家庭，我们不时得到免费戏票。有时，我一个星期看4到5部华语电影。电影和“丽的呼声”让我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有了认识。爸爸不断提醒我要注意影片上的华文字幕，这是学习华文字和发音的有效方法。当听到李大傻在“丽的呼声”讲述《神雕侠侣》时，哥哥和我便拿妈妈的小说，逐字跟着念。这是增进华文词汇最有效也最有乐趣的途径。

要报读小学时，我的华文比英文强，如果进入的是华校我也会很高兴。然而，纯粹因为经济原因，我的父母决定让我同哥哥、姐姐一样报读英文学校。结果，我进入了邻里学校海格小学。用不了多久，我的英文书写和口语能力便远超我的华文。于是，家里为我请了一名华文补习老师何女士(MadamHo)，从小学三年级到中三期间为我补习华文。

在学生时代，我时常阅读父母购买的华文报章、电影杂志及新闻画刊。这加强了我的词汇，也让我对华人的世界观有所认识。我妈妈工作的工厂有许多来自中国香港的管工。他们告诉我许多中国香港和广东省的局势。看到我对这个课题有兴趣，在大学当政治学助理教授的姐姐庆珠在我12岁的时候，送了我一本费里克斯•格林(Felix Greene)的著作。

在莱佛士书院学习华文相当有趣。当时，我们选修华文与翻译。其中一种试卷规定学生必须完成三段翻译：把一段华文翻译成英文、把一段英文翻译成华文及最困难的部分——把一段文言文翻译成英文。这种翻译培训对我后来到法国留学，和担任当时的总理李光耀的首席私人秘书有很大的帮助。当资政同中国显要会面，用华语同他们交谈时，我便在脑子里做同步翻译，把要点用英文记下来。我参加O水准华文考试时信心满满，不到半个小时便做完每份考卷。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却考得很差，只获得C6。到了国家初级学院，我选择报读不必参加考试的高级华文。

获得总统奖学金和法国政府奖学金后，我前往法国修读工程学。我们必须从零开始，学足12个月的法语。在头8个月，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先学习口语。老师不采用任何书面文字，避免我们因为使用本国语言而读错音。在最后的4个月，我们才接受密集的做笔记和写文章训练，为大学课程做好准备。至于我的华文，在法国求学期间，反而进步了。

首先是我在那里认识了许多华裔越南和柬埔寨学生，彼此用华语和广东话交谈。其次，我每个星期使用双语词典，用华文给父母写信，确保我不会和华文脱节。最后，我在闲暇时看了很多华文书，包括武侠小说如《倚天屠龙记》，和广东民间小说《鬼才伦文叙》等。

李光耀资政为他的首席私人秘书一职面试我时，第一个评语是我不够资格，因为我的华文只考到C6，不能在中国事务上帮到他。我向他保证我能够相当好地掌握工作上所需的华文。他也注意到我有阅读华文报章和期刊的习惯。最后，他给了我机会担任首席私人秘书。后来，我被调到外交部担任副常任秘书。我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强化部门内负责大中华区域事务的小组。我很在意年轻外交官说华语时掺杂英语。我提醒他们，跟他们交谈的中国大陆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员，不会明白夹杂在对话里的英语句子。为了训练他们，我甚至实行了在他们的谈话中，每出现一个英文字就罚款一毛钱的做法。

我和太太育有一男一女，现在分别是26岁和23岁。我太太一直觉得，她自己因为受华文教育，而在找工作时吃了亏，所以非常重视教导孩子英文。我们是在孩子5岁时才开始和他们讲华语。这是让我们后悔莫及的一个大错误。他们的英文能力强，但觉得学华文是件苦差事。不过，我们坚持不懈地指导他们，并帮助他们在O和AO水准的华文考试中过关。两人在美国大学念书时，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我的经验的重演。他们用华文给妈妈发电邮，也同来自中国的学生用华语交谈，因此华文日益进步。

然而，这个教训我和太太是不会忘记的。当我们有孙儿的时候，我们会确保他们一出生就开始学华文。

（本篇译自英文）

本文节选自《李光耀的自传：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