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的小镇做题家们。

作者丨翟晨旭

栏目「编辑Talk」第011期

大概就是从炎热的七月开始，“小镇做题家”的概念突然爆火了。

背后的逻辑是，从前高考完报志愿，我们总是忍不住憧憬年轻人无限远大的未来。但现在，世界和年轻人都开始变得现实，所以高考一完，人们就开始琢磨“小镇做题家”的说法靠不靠谱。

这种热度在某四字明星混入编制，以及《中国新闻周刊》杨时旸主任发表了时评以后，日益发酵。

“做题家”已经不仅限于高三学生了，大批在家考公考研考编的人，都被杨大主任这一棍子给划了进去。

由四字明星所在娱乐界，难免会想到文学的圈子，所以就想八卦一下那些现代文学史上留下姓名的“小镇做题家”们。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抱着“小村子已容不下我的理想”的想法，杭州姑娘张抗抗，辗转来到了黑龙江的农场，随后就是一幕理想青年被苦难边疆生活毒打的人间真实。

等不是办法，润才是出路。

待了几年之后，受不了深山老林和冰天雪地的张抗抗，开始琢磨怎么离开插队的穷乡僻壤了。

在那个到处需要介绍信，大批知青哭爹喊娘的时代里，黑龙江建设农场那是典型的宽进严出。

这一点别说张抗抗，就是《鬼吹灯》里的胡八一，能拿着猎枪干掉黄大仙，却没有办法绕开老书记的工分记录。

这个时候，张抗抗展现出了杰出的“小镇做题家”天赋，在文盲遍地走的农村里，张妹子写出了自己人生第一部小说《分界线》，取之于知青用之于知青，这部小说就是以知青为题材写出来。

靠着这部小说，张抗抗一飞冲天，彻底改变了自身的境遇。

在农场待了八年以后，张抗抗被调到了哈尔滨上艺术学校，过上了“红肠、豆瓣酱，面包、烧饼、成箱啤酒”的生活。

所以后来虽然张抗抗只在哈尔滨住了六年，却很深情地说，自己算“半个哈尔滨人”。

北大荒是素材，哈尔滨是生活，在这方面张抗抗比今天大多数所谓的“做题家”活的都明白。

有了张抗抗珠玉在前，阎连科有样学样。

阎连科自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作家就是“张大姐”，这一点实属真诚，所以即使这两年张抗抗被全网逮着骂，阎连科也坚定地去挺张抗抗。

同是天涯做题人，相逢何必曾交卷。

出身于黄泛区的阎连科，是标准的农村娃，后来中学命也不好，赶上了特殊时期学校停课停考，连题都没的做了。

这时候阎同学读到了张抗抗的经历，大受震撼，在高中时期走上了文学之路，靠着对文学和改变命运的热情，之后当了兵的阎连科从戎不投笔，终于在军旅里交出了做题家改变命运的第一份答卷，走上了作家之路。

在这个角度来说，“做题家”不是一种起点，而是一种态度。

这个道理，在文学界的往后几十年都会反复验证。

1984年，也是一个夏天，三十出头的“做题家”贾平凹，迎来了自己人生最巅峰的时刻。

在《废都》写出来以后，北京的《十月》出版社顿时产生了“洛阳纸贵”的感觉，各地的书商几乎要挤爆出版社的书库。

踌躇满志的贾平凹在一个下午来到王府井书店，在那个首发签名会的下午，贾平凹五个小时签了大概数千本书。

王府井书店的经理激动地称这次签名活动“我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效应和轰动最大的一次”，连中央电视台都专门派出记者，记载了这场罕有的盛会。

每个“做题家”都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至少在1984年那个神奇的七月里，这个陕西汉子听着老北京街头的蝉鸣，交出了这份名叫《废都》的满分答卷，心中充斥着考上状元一般的喜悦。

尽管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这张“试卷”将会在不久之后被判作弊，成为他那段时间的污点，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八十年代的文学大潮，对于陕西省而言，不是某个文学尖子生的一枝独秀，而是一场联考。

在这场大考中，路遥、陈忠实、张贤亮等纷纷出山，他们靠着作品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某个不知名的窑洞，来到了全新的世界。

小说的创作是一门科目，诗歌是另外一门，就像考公和考编，考的都是一种未来的生人生。

八十年代还有一批人，出门左转，走进了另外一门考场，只是这批做题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想当年，海子在北京城的餐馆里，问过老板一个问题：我给你念我写的诗，能不能给我杯酒。

老板回答是，我可以给你杯酒，但请你不要念你的诗。

海子愤然离去。

把做题家和功利联系到一起，实在是有些狭隘。

所谓做题家，无非是凭借“做题”改变自己的生活，但很可惜，海子的考试科目，被时代淘汰了。

除了海子，上个时代风起云涌的“朦胧诗派”，最终各自走向了寂寞，他们曾幻想通过诗歌的魔力呼风唤雨，但他们都没有等到那张通往未来的车票。

在那批我们至今都耳熟能详的诗人里，

海子选择了冰凉的铁轨；

顾城走上了决绝的道路；

杨炼远走他乡；

北岛还在等他的诺贝尔奖……

自始至终，做题家从未曾改变过世界，他们只是热烈地响应了世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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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1999年，上海《萌芽》杂志社的李其纲在一间临时设为考场的客房里， 将一张包茶叶的纸放进了水杯里。

然后以此作为作文题目，让眼前的孩子当即写作。

这确实是一场考试，但坐在考生位子上的少年，或许是传统意义上与“做题家”最不搭边的一位。

这是中国语文和现代文学历程中都相当传奇的一幕。

这位名叫韩寒的少年，坐在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现场，看着杯子中沉下去的纸条，思绪飞扬。

“我想到的是人性，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劣根性。鲁迅先生阐之未尽。我有我的看法……”

走出作文赛场的韩寒，手握着大学入场券的新概念作文一等奖，但没有选择那条同龄人前赴后继的路。

一年以后，《三重门》出版。

在书里面，主角林雨翔所在的那个小镇，如果真的存在，也许会走出无数个“小镇做题家”，他们将奔赴北上广深，但他们中不会再有韩寒。

大概是前些天，我曾无意中看到了这样的观点：

什么是“小镇做题家”，不是从小县城到大都市，不是从田间地头到写字楼，而是你到底有没有跨越一种生活和阶级。

这个问题，“做题家”本人也许会欺骗自己，但旁观者不会，“做题家”的父母也不会。

因此，韩寒其实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小镇做题家”，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但无论是赛车、电影还是那本《独唱团》，都表明了韩寒的“野心”，这一点，我想旁观着韩寒一路走来的（韩寒其实从未离开过公众视角），都不能否认这一点。

韩寒做了一场豪赌，而几乎同龄的郭敬明就显得没那么赌。

九十年代能上网在“榕树下”写文章的“第四维”，家庭条件怎么也和“穷小子”搭不上边，但郭敬明还是想走出来。

在新概念作文之后，郭敬明按部就班地来了上海读大学，又按部就班地留在了上海，随后就是“按部就班”地写小说，拍电影，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按部就班是做题家最大的祈祷，但能做到的极少。

江南尝试过，随后《九州》就玩没了；

唐三尝试过，随后投资就失败了。

只有郭四爷，在“按部就班”中赌对了每一个风口，在某种意义上说，郭敬明是最符合“小镇做题家”人设的一位作家。

这个评价不含褒贬，至少不含作品上和人品上的褒贬，但不得不佩服，郭敬明开辟了新世纪以来作家生存的一种新模式。

说了这么多人，我们其实可以绕回到社会层面的“做题家”上。

“寒门难出贵子”的说法真的不适合于“做题家”们，那些在相信试卷或是作品能改变的人中，大多数并无“贵子”的野望。

那换个问法就是：怎么就越来越内卷？

这个问题在文学圈里也成立：

八十年代井喷的莫言、贾平凹们；

千禧年时层出不穷的韩寒、郭敬明们；

甚至是十年前网文圈里呼风唤雨唐家三少和天蚕土豆们。

为什么只见前人依旧笑春风，不见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的看法是，刻薄一点说，作家大多都有做题家的性质，只能追随风口，但很难掀起真正的文学潮流，偶有几个马尔克斯和王小波，也往往不会成为主流。

所以王小波坦 然承认：“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共性,可大家都追求这样一个过程,最终就会挤在低处,像蛆一样熙熙攘攘”。

这其实就是内卷的本质。

如果没有下一个文学审美的风口，那作家们就是一群庸庸碌碌的做题家，老一代人吃吃老本喝喝茶，新一代人赚赚稿费码码字，无非如此。

但我还是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明确的生活目的，因此做题家依然属于少数。

就像考公考编的人中考不上的远远多于考上的人一样，写作的人里，写个数十万字得不到认可，就此放弃文学梦的也大有人在。

事实上，无论哪个层面，“做题家”都是应该得到赞扬的，只不过我们讨厌是做题家泛滥的时代。

那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个做题家起飞的风口吗？

谁又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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