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谈谈戚本禹书里的一些不实之处

引言

戚本禹的回忆录出版没多久，逄先知等人就他的回忆录，特意举办了一次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针对书里的一些不实之处，进行商讨。

参与这次座谈会的人，有逄先知、吕澄、沈栋年、王象乾、李公绰等人，大多都是曾经在秘书室和戚本禹共事过的人。

其中，李公绰因为年龄大了，身体不好，这次座谈会，他就没有到现场，而是以电话的形式进行参与。

本文，我就聊聊，戚本禹为伟人读报、摘报的来龙去脉。

01

戚本禹曾在田家英所管理的秘书室，当过一段时间的见习秘书，逄先知是1950年3月2号进入秘书室的，参与座谈会的其他几个主要人员，进入秘书室的时间如下：

吕澄，1949年8月9日。

沈栋年，1950年5月6日。

王象乾，1950年3月2日。

李公绰，1949年5月。

其中，李公绰是几个人当中最早进入秘书室的人，也是第一个在田家英身边工作，帮他处理群众来信的人，资历也是最老的一个。

在几个老人看来，戚本禹的书里存在着一些不实之处，而他之所以会这么记述，其目的是自吹自擂，为自己叫屈。

简单的说来，戚本禹之所以会写回忆录，就一个目的：自己如何能干，同事们如何不行，为自己叫屈翻案。

几个老人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在还原事实真相的时候，也不只是凭借着自己的记忆，而是对照着一些档案材料，很多事都是有迹可循，有资料可查的，以此以正视听，就更具有说服性。

02

1950年的5月份，秘书室的工作主要分为两个组开展，一个是信访组，另外一个是读报组。

信访组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处理从各地寄来的群众信件，田家英也是主要在抓这个组的工作；读报组的工作，顾名思义，就是读报摘报，然后把自己所摘取的报纸内容送呈领导批阅。

戚本禹刚到秘书室工作的时候，被分配在读报组，组长是吕澄，组员有韩瑞定、戚本禹、张冠俦、马芷荪、逄先知等人。

这读报组的成员们，除了戚本禹和逄先知两个人之外，其余人都是大学生。这大学生在当时那个教育匮乏的年代，是真正的人中龙凤了。

为了解每个省的情况，因此，每个省份的主要报纸都订阅了一份，然后按照地区分发给组员。

每个组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看分给自己的报纸，一般一个人会分到两到三个省份的报纸。

组员们把当天报纸中的重要内容摘抄出来，再交给组长吕澄汇总。

当时，彭达彰负责分管读报组，可以说是吕澄的直属领导，吕澄每天都会把组员们汇总过来的读报摘要，经过整理后再送呈彭达彰；最后，由彭达彰进行选择、汇总、整理、定稿后，形成一份《读报摘要》，再由王象乾打字出来后，送呈伟人。

这是读报组每天的一个基本工作流程。

戚本禹当时只是读报组里的一个普通组员，在其回忆录里，专门用了一个章节的内容，对自己在读报组的工作，进行了详细的描写。

不过，这些内容描写，在吕澄这些知情人看来，就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了。

大家读到戚所说的这些，觉得十分可笑，戚本禹竟能如此厚着脸皮说谎话，编故事，把自己吹到天上，把别人贬得一钱不值。

那么，我们来看看戚本禹在书里是怎么描写的。

在回忆录里，戚本禹记述自己当时在读报组，被分到的地区是华北，主要是阅读和摘录《石家庄日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

我这个中学生搞的报告，划圈最多，有的还批示转发下去，而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搞出的东西（伟人）看也不看。这个情形引起了副主任彭达彰的注意，田家英开始重视我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而且，更让他们奇怪的是，不光是这类重要事我送上去就划圈，而且别人送上去的一些名人轶事（伟人）不看，而我送上去的一些趣闻、轶事，却又喜欢看。田家英也奇怪，说我运气怎么这么好啊。他真没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干脆我送的东西都不要，立即送上去。

吕澄、逄先知当时都是读报组的人，在他们这些当事人看来，戚本禹书里的这些内容，就是编故事，把别人贬得一文不值。

书里把读报组的工作描述成，就他一个人能干事，其他人都是吃干饭的。

而且，吕澄、逄先知表示，报送上去的《读报摘要》都不会退回，即使领导对他们的内容有什么批示，他们也是从来没见到过的。

03

在戚本禹的书里，有这么一段描述：

当我看到《山西日报》上一篇关于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后，就把它送给（伟人）了。这篇报道划得满篇都黑了。这份报纸应该不会销毁的，虽然没批话，但满篇有划道，有划圈，要能找出来，那就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贵的历史文件。

书里的这段内容，说的是直接把报纸送了上去，但这在王象乾等人看来，是完全和当时的事实不符，也和当时的工作流程不符。

王象乾，当时主管打字和文件的收发工作，一切上报的文件材料，和伟人批下来的材料，都要经过他的手。

王象乾把汇总定稿后的《读报摘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打出来后，送给伟人，是不会直接送报纸的。

04

读报组所办理的《读报摘要》，寿命只有几个月，就直接被伟人给叫停了。这《读报摘要》被叫停，意味着读报组每天就没有必要，在读报做摘要了。

而至于被叫停的原因很简单，读报组弄的《读报摘要》并没有满足领导的要求，最后，领导还是得自己看报纸，那这《读报摘要》也就没有必要再搞了。

这《读报摘要》不搞了，秘书室的“读报组”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在逄先知、吕澄等人的记忆里，宣布撤销读报组的那天，他们印象十分深刻。

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场自信上的打击，工作没搞好，导致“项目组”被撤销，于谁而言，都是职场上的一次挫折，一次大跟头。

师哲，当时是秘书室的主任，他宣布撤销读报组这个决定的时候，言语上就很不客气了，甚至显得有些尖锐。

我本来以为你们是钢筋水泥，实际是火柴杆，撑不起来！

这个“你们”里面，自然也包括戚本禹在内。

而这也是戚本禹对于读报组被撤销这事，讳莫如深，不愿在书里说实话的原因。

我们来看看戚本禹在书里，是怎么描述读报组被撤销的原因。

新华社知道了（伟人）经常要看报摘，就说他们掌握的情况更多、更全面，应该由他们来搞报摘。彭达彰一听就说，那好啊，你们能弄那最好了。我们人手不够，你们弄了，我们给你们送。这之后就诞生了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秘书室读报的工作就停下来了。

其他的我不知道，也不敢多言，但就这一段内容，当我读到的时候，首先的反应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因为这个《内部参考》的创办来由，我还是知晓一二的，和《读报摘要》的停办，完全是没关联的两码事。

“内参”的作用，从创办那天开始，其立意和目的，和《读报摘要》就是两码事，两者的功能就不同。

《读报摘要》只是呈给伟人看的，而“内参”是省部级领导及其以上，都可以查阅，其功能也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报纸摘要”。

所以，当我看到戚本禹把两本不同功能和性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的天平，就开始倾向于逄先知等人了。

而为何他要在书里，避开读报组被撤销的真实原因呢？

逄先知等人的解释，我个人而言，也是赞同的。

如果实话实说，他吹的那些牛皮就会炸开了。

后记

有过写日记经验的朋友，就知道日记里记述的东西，其实水分很大，并不都是真实可信的。

毕竟，谁能真正坦然面对，内心里那个略显肮脏丑陋的另一面呢。

我后来之所以不写日记了，就是因为，既然都不能，和不敢面对自己黑暗的另一面，在日记里还要刻意地美化一下，那这日记真没存在的必要了。

如果，我只是说如果，倘若戚本禹先生的回忆录，真如逄先知等人所言如是。

一方面，我对此表示理解，就把这回忆录当作日记来看，一个道理；

另一方面，我写日记，蒙蔽的只是自己，而回忆录，特别是如戚本禹先生，身上有着一个时代烙印的历史人物，那就显得有些不负责了。

然而，这历史不就是这样，像雾像雨又像风，真是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