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脉·博览」梅州五华：长乐风物多，文脉源流长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危健峰

图/五华县委宣传部供

今年四月，“广东省十年十大重要考古发现”名单公布，位于梅州五华县的“狮雄山秦汉建筑遗址”赫然在列。狮雄山秦汉建筑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发掘出新石器、商与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共6个时期的遗存，是广东地区迄今已发掘的同时期遗存中面积较大的一处。

羊城晚报2021年10月21日刊发的《客家文脉》——五华狮雄山获评“梅州文十景”，已对这一重大考古遗址进行过梳理报道。如今，从文化沿袭角度看，广东省考古研究所专家邱立诚认为，长乐台遗址（狮雄山秦汉建筑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研究南越国历史、岭南越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从现有的考古成果和五华当地的民俗文化来看，很多都可以从狮雄山秦汉建筑中找到证据或线索。”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周云水博士表示，自秦汉以来五华风物人文衍生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脉络和特征，梳理和挖掘这方面的文史对推动五华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助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有重要意义。

长乐文脉或源起秦汉

长乐县（今五华县），秦汉时期归龙川管辖，秦统一岭南后，置龙川县，赵佗为龙川令。《广东新语》记载：“在长乐县五华山下者，曰长乐，陀受汉封时所筑。长乐本龙川地，陀之旧治。”《岭海剩》《南海古迹记》《南越五主传》等文献均对五华长乐筑台一事有所记载，后考古专家分析，狮雄山建筑遗址即为南越国时期赵佗的“长乐台”遗址。

据了解，狮雄山秦汉建筑遗址经过多次发掘，目前处于保护性回填状态，其发掘程度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五华县博物馆馆长张汉彬介绍，该馆从狮雄山秦汉建筑遗址出土的陶片、板瓦、筒瓦、瓦当、陶器、石器、铁器、碳化植物种子等文物，共有2000多件，其中价值较高及比较完整的有300多件套。

广东省考古研究所专家刘长介绍，2011年该所对狮雄山秦汉建筑遗址进行了第五次发掘，新发现有灰沟包围建筑遗迹，从而推测出更大规模的建筑群及环绕周围的壕沟防御系统，“尽管尚有诸多问题需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求证，但狮雄山建筑群遗址的考古发掘，无疑对探索和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城邑形态和设郡置县情况均有重要的价值。”

“虽然未见纪本材料，但文物这么多，表明了当时较高的制作技艺和文明程度。”周云水认为，赵佗自秦南下后臣服于汉，实行“与越杂居”“和辑百越”的政策，不仅是长时期、大规模的军事行为，还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建筑、烧陶、制铁等技术，促进了当地饮食、文艺、习俗、宗族等文化的形成，“甚至可以大胆推测，将来狮雄山秦汉建筑遗址进一步发掘后，也可能发现出土文字或纸质记载。”

五华人文兴盛于明清

学宫是一地崇文重教、学风文风鼎盛的体现。坐落于五华县华城镇十字街五华中学侧的长乐学宫，戟门、照壁、泮池、古木，展示长乐文脉的绵延悠长，代表了五华的人文厚重。

长乐学宫始建于明朝成化四年（1468年），是一座红墙黄瓦古代传统风格的宫殿式建筑，坐北向南，左右两厢对称，规模宏伟。学宫设有照墙、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明伦堂、崇圣殿、东庑、西庑等，是梅州保存比较完好、规模最大的学宫。

长乐学宫历经多次扩建、增修，但在清朝同治三年（1864年）被洪水冲毁殿宇，同治六年在原址上进行了重建，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行了修复。嘉应学院原副教授丁思深所著的《长乐风物丛谈》中写道，其传承着长乐一线文脉。

记者翻阅不同时期的《长乐县志》及丁思深所著《长乐风物丛谈》《长乐人物丛谈》发现，五华人文明清时期最为兴盛。据《长乐县志》记载，宋至清先后考中文武进士25名、举人203名、贡生609名，任七品以上官员227人。其中耳熟能详、家传户谕的人物如下：明山东巡按御史张慎、云南巡抚颜容端；清代被誉为“天下第一拔”的县令魏成汉、聪明刻苦詹学海、金殿传胪赖鹏翀；倡导禁食鸦片第一人的诗人温训；梅州唯一的武状元李威光和武榜眼曾琼琲；四川提督江童茂、广东水师提督魏大斌、福建水师提督李南馨等。

诗文方面，有明代长乐第一个进士颜容端的《霍山洞天》：“特耸群峰插汗青，碧烟瑶草入云平。”有与世无争的颜琏诗《登邑侯李弦所却金亭》：“古道已亡谁接武？只将思绪寄潜夫。”有清代嘉应四大才子之一的温训《夕阳》：“万峰青未了，天半入斜阳。”有武状元李威光《策论》：“兵不务多而务精。而精兵之道，则必须训练为督责，以赏罚为鼓励”。有骈文高手吉履青的《嫏嬛书屋诗草》《客舫闲吟草》。此上种种，举不胜举。

近代以来，五华人才辈出，有世界球王李惠堂、“中国军医之父”徐清华、无产阶级革命家古大存、中国综观经济学创始人魏双凤、中国工程院院士钟世镇等，可谓人杰地灵、人文欣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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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文化”独特绵长

文/羊城晚报记者 危健峰 实习生 林树欣

梅州五华素有“工匠之乡”的美誉。《长乐县志》云：“长乐民尽出工著，外出惟工匠，而经商者少。”这表明五华民间工匠文化深厚。为何小小的五华县能产生石匠、木匠、泥水匠、牙匠等一大批工匠人才，这块宝地蕴含着怎样的“工匠文化”？我们一起来追寻探究。

2021年，有着“天使之翼”美称的五华县足球文化公园体育场馆工程获得“鲁班奖”，这是时隔16年后梅州再次获得该奖项。这次获奖让很多人再次把目光投注在五华，赞叹五华工匠的精湛技艺和匠心之美。梅州市古民居研究会会长温亮兴认为，五华独特的工匠文化体现了工匠技艺与精神的历史延续性。

“五华的工匠文化最早可追溯到狮雄山秦汉建筑群的建造技术和工艺。”温亮兴对五华的古民居和建筑研究发现，长乐台是颇具规模的宫殿式高台建筑，运用了当时先进的夯土工艺。好的夯土技术一般运用在防御性建筑的建造上，如长城的台基就是用夯土筑成。狮雄山考古发现了石灰，石灰可以促进夯土变得坚硬，但当时来说石灰的制作也需要较高的技术。因此，可以猜测赵佗南下时带有各行各业人才和先进的建筑技术。同时，建造高台需要大量的人力，五华一带当时人口众多，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在五华的众多工匠中，石匠尤为出名。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华表、人民英雄纪念碑、越秀山五羊石雕、珠海渔女……这些地标性建筑都出自五华石匠之手。温亮兴告诉记者，五华的石匠技艺既是工艺也是艺术，直至现在五华人依旧喜爱用石头建造房屋。

“五华石匠技艺发达的原因：首先是采石容易，本地盛产花岗岩，原材料开采容易，故而采石业发达；二是五华人世代的思想中就有靠技艺谋生的观念。”温亮兴表示，五华工匠技艺的基因随着工匠世家的血脉流淌而代代传承，那些传世的工匠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当地后人的工匠意识。

【溯源】

九百年成四部志

文/丁思深

人们都说，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志者，记录一方之封域、山川、户口、田赋、人文、物产、遗事、胜迹，以昭一道同风之盛，备一方之文献，乃一方之史录。它的作用是可以让职守此方者，有所依据、借鉴，找到治理方略；可以让生长于斯的后辈子民，知道自己的处境、源流，更好地继承发展。长乐，自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置县，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历经元、明、清、民国，历时877年，近九百年的时间里，修志七次以上，成书仅见四部。

最早的修志据说始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前令张大光主修县志，但未竣。县令毛元恩踵继，完成了修志任务，却未有志书存世。直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由当时县令黄景明主持修纂完成。黄是“温陵名士，长才博雅，蒐罗纂组，迄无遗訾”。可惜，书稿未来得及付印，社会动乱，长乐县城被盗贼攻破，制作好的印版便被付之一炬了。于今，亦未能见其全书，仅能在康熙二年的《长乐县志》中见其所作序言的残页。

第三次修志在康熙二年（1663年)进行，由知县孙胤光主修，邑举人李逢祥主纂的《长乐县志》，是目前能见到完整版本的第一部县志。体例分舆地、建置、秩官、选举、人物、系年、艺文，共八卷。这部县志以论、赞、传为主，特别是以“论”“赞”为主要内容，所谓“志”的内容相对较少，大多只是作为辅助的内容出现。这部县志，可能印数有限，存世不多，就连道光年间的温训也没有看过，所以在其主纂的道光《长乐县志》中仍注明“已佚”。其实，这部县志不是没存世，在今天的浙江图书馆就有藏本，而且是很好的印本。需要提醒的是，此后编纂的县志，有的把“孙胤光”写作“孙荫光”，指的是同一个人。

第四次修志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由县令孙蕙主修，邑庠生孔元祚主纂。这次修志距上次修志才24年，主要原因是“皇上特谕各省进舆图册，并令郡、邑呈志，以成一统车书”。可见，这么短时间又修志是奉康熙的命令行事的。体例一如前志，也是八卷。孙蕙在《重修长乐县志序》中说：“距今二十余年，时至岁迁，事易境殊，尚有未补载者，非藉修葺，曷以垂稽？”实际上所能补载的东西也不是很多。其存世印本残缺模糊。我在点校此志初，原拟放弃点校。后来又觉得有点可惜。为补全璧，花了许多功夫，把康熙二年志和道光、民国县志进行比勘，有个别模糊句段则依据上下词语的意义作出分析判断，补全句段。最终全书仅缺不足一百字，未能补上，总算完成了全书的点校，印制出来。后在温训主纂的县志中，康熙年间前后所修两志俱被称作“旧志”，亦多为引用转述，可以说是奠定了县志的格局和基调。

第五次修志，是在清嘉庆末年，阮元督粤拟修省志，要求各州县报送州县志。当时县长李昌霖委任邑孝廉吉履青撰编，因吉履青亡故，半途而废，无果而终，仅成一册而未能成书。第六次修志是在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由知县侯坤元主修，邑举人温训主纂。这次修志，体例有所改变，分舆图、沿革、职官、选举、舆地、山川、建置、经政、前事、艺文、古迹、宦绩、人物，共十八卷，818页。与旧志不同的是，增加了图、表、略、传四类。值得一提的是，“舆图”用方格控图以及广推至楼约分图来表示，“职官”用表格来表示，“宦绩”“人物”两类以“传记”形式来表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内容和形式都有新的进步。其中出现的“采访册”，是通过现场实际采访新增的内容。这是它的价值所在。道光《长乐县志·人物传》一共279页，分名流、烈女、耆寿、流寓、方伎、仙释类，其中“烈女”类占了167页，内容所记皆年少孀居寡守、抚孤成人的事迹，读来让人心酸肝痛。这就是大家有所闻说的《温志》。

第七次修志是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时县参议会第一次大会议决续修县志，并为此成立了修志局。县长张际清监修，修志局局长吉竹楼总纂。历时三年，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铅印出版了《五华县志》。我们通常称为民国《五华县志》。民国《五华县志》把康熙年间由孙胤光、孙蕙先后续修的《长乐县志》通称为“旧志”，把道光二十五年温训编纂的《长乐县志》称为“温志”。它与时俱进，大幅增加了编纂体例，分设舆地、营建、交通、实业、财赋、教育、选举、职官、礼俗、自治、艺文，共五册十七卷。可惜的是，其中的卷一、卷十至卷十四，共六卷俱缺而无内容。时去未久，已未能见民国《五华县志》之全豹，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综观长乐修志史，可谓是起步迟、空白长、间距大。自宋熙宁四年置县起，直到明万历始有修志的记录，成书还延后到清康熙二年，使此前的县史几成空白一片，无从查稽。从《旧志》到《温志》也间距一百六十多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到目前为止，还是个谜。近邻的平远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才置县，比五华晚了近五百年，虽然亦仅剩一部总修之志书，但有九次修志记录。再者，五华老县志一直闭藏深宫（市、县方志办现存的均为省方志办提供的复印本）。尝闻朱文公晦庵出守南康郡（今赣州市），甫一下车而即询郡志。故君子谓其知所先也。不知今之职守吾邑之衮衮诸公，可有曾闻见过《长乐县志》耶否？吾也不知也！（丁思深，嘉应学院原副教授，著有《长乐风物丛谈》《长乐人物丛谈》）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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