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殴、坐牢、抛妻弃子：被村邻虐出精神病的男人，打死也不愿回家

本文由真实故事改编。

• 一

十几年前入狱的何继田回来了，还是狱警给送回来的。

1979年，夏天一个早晨，几个孩子在村口撒欢，一辆车子慢悠悠从国道的方向过来，副驾驶的车窗摇下，一个穿制服的中年男人探出头来：“小嫚，知道何继田家怎么走吗？”

领头的女孩儿摇摇头。从未听闻此人，不过何继田里有“继”字，是她爷爷那代人的辈分。

把着方向盘的男人，相对年轻些，他打趣道：“老刘你傻呐，何继田十几年前就上咱那儿劳改去了，这小嫚顶多十二三岁，咋能认识？”

被称作老刘的人想了想，又问：“那你该认识王香琴吧？”

“嗯。”女孩儿点点头。王香琴是村里老人，女孩儿的曾祖父的弟妹，时年八十来岁，爷爷辈的人叫她琴婶子，孙辈或是曾孙辈都管叫她琴奶奶。

“快带我们去。”老刘说着递出几颗糖果。

“嗯。”女孩儿上去接糖果，瞅见后排还坐着一个人，腰板挺直，目不斜视，头发苍白。

女孩儿留下一颗，余下的分给同伴，与伙伴们领着车子往村里走。琴奶奶家在村子深处，走到中途路就窄了，两个穿着制服的人下车，让后排那人也下来。穿制服的人跟着孩子们往前走，那人却直挺挺站在原地。

“何继田，一路跟你说了，你自由了，咋还这副样子呢？”老刘对那人说。原来他就是何继田。他仍然不动，老刘只好回过头去，掐着他的手臂……这才乖乖跟着走。

何继田神色麻木，胡子刚剃过，头发也整齐，穿着奇特，上衣绣着一些字。上衣和裤子又脏又旧，看不出原本的颜色，但可以肯定是套装。脚下的解放鞋子，已经开了胶，脚尖处露出几个指头。

孩子们越聚越多，围着三人兜圈子，看热闹。大人们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儿，放下手中活计，出来围观，他们全站在原地观望，不靠近。有人小声嘀咕，有人大声讲着话。

“哟，何继田回来了这是。”

“瞅瞅以前那些造孽的人，这回该倒霉了。”另外的人回应着。

一行人距离琴奶奶家还有二十来米。琴奶奶似乎也听见了动静，拄着拐杖慢慢挪出门。

琴奶奶眼神不好，定睛看了一会儿，忽然费劲地往人群这边小跑起来，嘴里哭喊着：“儿啊，你可回来了。”哭声凌厉，吓人得很。她扑到何继田怀里，闷声哭了一阵，随后抹抹眼泪，朝向四周，声嘶力竭喊几句“看看，看看，我儿回来了”。周围的人像是被震慑住，孩子们也不敢吭声。

起初，何继田像木头似的，琴奶奶跑过来，他没去迎。琴奶奶扑到怀里，他才有了些人味儿，他笑了，笑容灿烂但没有出声。随后，琴奶奶小碎步回到房里，端出火盆，在门口烧了一把纸钱，嘴里念念有词，拉着何继田跨过去。四人走进破旧的房子里，一群孩子趴在窗子上，朝房里看，听他们交谈。

原来，早在这年春天，何继田就刑满释放了。当初与何继田一起入狱的人，这几年陆续被释放了，他13年的刑期最长，因而最晚出狱。出狱前些天，狱警老刘给何家来了信，让家里人带身新衣服，去接他回家。不知怎的，信没到。出狱当天，老刘和何继田一块儿等了半天，不见人来，老刘有事儿要忙，就指着北边，说：“何家村就在那边儿，你自个儿走回去吧。”

何继田得了令，往北边走就能到家。可是，他走过了何家村也不知道停一下，最后拐上国道，从本市一路走到了六七百公里外的北京。北京的警察见他穿一身囚服，以为是个越狱的，立即截住他。北京警察挂电话联系本市狱方，得知何继田不是越狱犯人，而是个精神不大正常的刑满释放人员，才放下心来，驱车将之送回本市。

老刘又见到何继田，问怎么到北京去了，他说：“报告领导，走过去的……”老刘给他冲个澡，刮胡剪发，给了一顿饱饭。衣服就不必换，回到家也是扔了。

老刘不放心再让何继田自个儿徒步回家，就开车送他。

• 二

62岁的何继田回家以后，亲历过那段岁月的老人们，经常聚在村口大树底下，讲着往事。

据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十几岁的何继田上山当了道士。战争愈演愈烈，不再有香客上山供奉，道观里揭不开锅了，师傅让他自寻活路，他便回何家村务农。

回到家里，何继田发现父亲已经去世，只剩下母亲。他是独子，与母亲相依为命好几年，靠着几亩地勉强过活。后来，新中国成立，日子逐渐好过起来，他还讨了个媳妇儿。

何继田夫妻俩勤俭，日子有声有色，陆续生下两儿两女：大儿子何广荣，二儿子何广军，大女儿何广云，小女儿何广玲。何广荣个子窜得快，力气也大，干活不惜力，是个种地的好手。不过他性子柔弱，没有家中长子的气势。二儿子何广军身材瘦弱，只能算半个劳力，不过他说话做事比大哥硬气得多，能拿主意。两个女儿年纪小，不下地，在家做饭洗衣，照顾奶奶。

上世纪五十年代，何继田家里有三个半勤恳的劳力，养活七张嘴不成问题。即便到了五十年代末，这家人仍能活得好好的。孩子们吃得上饭，但上不起学，何继田就充当老师，每天傍晚教孩子们写字，那都是在道观里学来的。

1967年，何广荣23岁了。父母咬咬牙，多盖了一间房，张罗着给他讨媳妇儿。其实早该张罗这事儿，只是这几年社会变化快，房子也不够，就耽搁了。媒人介绍了几个女孩，她们都对何广荣很满意。

可忽然有一天，村里一群人冲进家里，把何继田揪出来，不由分说先打一顿。何广荣和二弟何广军冲出去救人，敌不过，一个破了头，一个伤了腿，眼睁睁瞅着父亲被拖向村尾打麦场。

兄弟俩爬起来，相互扶持走到打麦场。打麦场立着两根又高又粗的杆子，放露天电影时用来架白色幕布，平时上头有什么精神、决议要传达，村长就往上面挂牌子，贴通告。

何广荣看见一根杆子上绑着当过道士的父亲，另一根杆子上绑着村里唱戏的刘四。过了一阵子，人们往旁边打了几根桩子，陆续绑上别的什么人……这些被绑起来的人，一脸痛苦，忍受着无休止的打骂。

夜里，何广荣偷偷去给父亲送吃送水，被人逮住，又是一顿毒打。何继田看儿子挨打，心中不忍，喊着：“儿啊，以后别来了，爹顶得住，你顾好家里……”不久，何继田就去劳改了。

何继田去劳改后，妻子突然得重病，没多久就去世了。何广荣带着弟弟妹妹安葬了母亲，去打听父亲在哪儿劳改，想把母亲去世的事儿告诉他。父子俩终于见上面，何广荣却傻眼了，父亲精神异常，即便说出母亲已过世，他也无动于衷。

何广荣原打算好好照顾弟弟妹妹和奶奶，怎么着也得让那些给父亲施暴的人瞧瞧，继田家还没倒。可是这趟监狱之行后，他没了心气，不下地，也不管家里的事儿，终日沉溺于喝酒。

何家隔壁的大爷，坐在树底下，跟大伙儿说： “有一回我瞅见继田家老大喝高了，我就问他：继田家老大，你这到底干什么？家里地不种，弟弟妹妹也不安排，就光顾着喝那破玩意儿。”

“那他咋说？”大伙儿问。

“他说：我不明白。”大爷说。

“不明白啥？你别大喘气啊。”

“我咋知道他不明白啥呐？他就只说不明白，想不通……”大爷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琴奶奶不知道何广荣为何去一趟监狱就颓废了，尝试劝他振作起来，不管心里有什么愁苦，日子还得往下过。可他仍然提不起精神，混混度日。

时年20岁的何广军，后来也去了一趟监狱，见到父亲痴傻的样子，理解大哥为何颓废了。何广军不仅没有像大哥一样颓废，反而燃起斗志。他硬着头皮操持田地，只是因为身材瘦小，不擅长耕作，而奶奶和两个妹妹又帮不上忙。

这年的麦子长势不好，家里很快断了炊。

琴奶奶坐不住，可她腿脚不好，没法干农活儿。后来，琴奶奶每到饭点，就上各家去转转，话话家常，盯着别人吃饭，人家被盯得心里发毛，只好给一两个玉米窝头打发她。琴奶奶讨来的东西不够两个孙女吃，自己也经常挨饿。

俩孙女也有自己的门道。出了村子，往南边走上省道，有几家小饭馆，姐妹俩就去那儿淘食。

有一回，族人看见她俩在村口争抢一个羊头。羊头已经过水煮，并且像是吃剩下的。姐姐何广云时年17岁，以往十分疼爱妹妹，天冷时不让她洗衣服，天热了不让她烧火做饭。

可在这吃不上饭的光景，何广云哪里还顾得上姐妹情谊。她将妹妹踹倒在地，抱着羊头，使劲啃那些残存的边角皮肉。妹妹坐在地上，疼得直叫唤，疼劲儿过去，她捡起块石头，跟何广云耍狠。

族人去叫何广荣来拉架，见他醉得不省人事，只好去麦地里找何广军。何广军急忙赶到，一掌掴在何广云脸上，羊头掉落在地，沾满了尘土。姐妹俩同时哭喊起来，将矛头指向二哥，指责他坏了好事。

兄妹三人扭打在一起，何广军气不过，一人一脚踹飞两个妹妹，抹着泪走了。

这事儿过去，何广云就不见了，据说是下了东北。

那时的东北，工业发达，往那边跑，能挣到钱。

• 三

三年后，何广云回来了，出落成大姑娘，说是在东北嫁了人，并且已经给小妹相好婆家，这次回来计划带她过去。

何广荣仍是颓废不堪的样子，靠着二弟何广军种地养活，有时还偷家里的东西去换酒喝。何广军听完计划，同意小妹去嫁人。小妹这时15岁，总也吃不饱，面黄肌瘦的，趁早嫁人也好，算是一条活路。小妹没主意，可听姐姐讲东北日子好过，也就答应了。

临别时，琴奶奶讨来几个窝头，追到村口，对俩孙女说：“闯关东不容易，拿着些路上吃。”她以为两个孙女要徒步下东北。

“奶，现在有火车，不是走路咧，火车上有吃的卖。”何广云把窝头塞回琴奶奶手里，“我给二哥三十块钱了，你们咋也能缓一阵子，回头家里又接不上，你让二哥挂信，我再给你们寄。”

“我大孙女有出息，好好活着，等你爹出来了，我让你二哥挂信，到时候再回来团聚。”琴奶奶哭着说。

“爹的事就不用告诉我了，这几年过成这样，还不是因为他？我恨他。”

“我大孙女可不敢这么狠心……”

“我不光恨他，还恨这个地方，这些人。”何广云说着，朝大树底下扫一眼。树底下正坐着一群人，听她们讲话。

姐妹俩远走东北之后，大哥何广荣没钱喝酒，上二弟何广军房里摸出那三十块钱。这一下发了财，他放开了喝，一分钱也没剩下，险些喝死过去。

二弟气得直发抖，把大哥绑起来浇冷水，等人清醒过来，一边用棍子毒打一边喊：“不想活就死去，你不敢死，我他妈送你一程。”

很快，院子外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

琴奶奶拦不住，坐在地上哭：“二军你心狠啊，要打死我大孙子了……”

何广军打断两条棍子，质问琴奶奶：“他不死，你能好活？我能好活？”他又找来一条棍子，要继续打。族人怕出人命，走进院子，拉住了何广军。

后来，何广荣疼得喊了三天三夜，琴奶奶想给他松绑，何广军不让。第四天清晨，天麻麻亮，何广军端来一些吃的，放到大哥跟前，叫醒他，松了绑。

“你要是想活，把这些吃了就跟我下地。要是还照以前那样，我这就去挖个坑，先把你埋了，再把咱奶埋了。”何广军取来两把农具，继续说，“我也不独活，咱仨一块死。大妹二妹过上了好日子，我也没啥牵挂。”

何广荣又像个人样了，和二弟一起耕地。不过何广荣没能戒酒，断了酒，手就发抖，没法儿干活，好在量还能控住，不多喝。

缓了两三年，家里境况慢慢好转，至少不再挨饿。只是家里穷，两兄弟娶不上媳妇儿。何广军向族人借钱给大哥讨媳妇儿，自家大哥已经30岁，再不娶亲就要娶不上了。

那时日子都不好过，谁也顾不上谁。族人问何广军为何不挂信让两个妹妹凑些钱，他说：“从咱们穷地方嫁到东北，人生地不熟的，要是娘家大舅还问她们要这要那，会被婆家人看不起……”他宁愿自己背债，也不愿向妹妹们要钱。

族里主事的人何三爷，当年何继田被抓去暴打，他没敢搭救，心里有些愧疚。这时他听了何广军的话，咬咬牙，号召族人凑了一笔钱。不过，捐钱的人都对何广军说：“老大的钱咱们还能凑一凑，要是过一两年你讨媳妇儿，就得自己想法子了……”

过了几年，何广军将近30岁，他也想娶亲。但这时候，没人再愿意让闺女嫁给庄稼汉。相亲时，女方家都得问问何广军，去不去东北打工。既然有这样的条件，他也只好答应，结过婚就走。有一户穷苦人家听说了，不嫌他穷，也不嫌他年纪大，愿意把闺女嫁过去。

何广军和妻子没有举行婚礼，过年串串亲戚就算走了形式。不久，夫妻两人就去了东北。家里的田地由哥嫂侍弄，奶奶也由哥嫂照料。

搭伴前行的乡里人，后来回乡时讲了一个小故事。

前往东北的火车上，何广军的妻子想买块糖吃。何广军小声说，去东北还要花钱安顿，能省则省。妻子明白道理，可仍然想吃，瞅着买糖的人渐渐走远，像个孩子一样哭起来。说来也不怪，她才15岁。

何广军心疼，立即站起身，追上去买来一块糖。妻子收了声，接过糖，捏一捏，软软糯糯的。妻子把糖递到何广军嘴边，让他先尝尝，他摇摇头，说：“我不敢吃，吃了就会那份念想，以后吃不上咋办？”

“你不吃，我也不吃。”妻子用纸把糖包好，攥在手心里头，像是攥着什么宝贝。

何广军犹豫了好一会儿，拿过纸包，取出那块糖，咬下一小口就递给妻子。

妻子微微一笑，说：“再咬一口，咬大块的。”

“你吃你吃，齁得慌。”何广军说。

同行的人打趣道：“都不舍得吃，给我吃。”

“净想好事。”何广军的妻子，慢慢品尝那块软糖，她只咬了一小口，便再次包起来。

何广军攥着妻子的手：“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 四

1979年夏天，何继田回家那个早晨，何广荣正带着6岁的儿子在地里干活儿。琴奶奶吩咐孙媳妇，下地叫父子俩回家。

何广荣慌忙往家里赶，上一回见面是十几年前，那时父亲不再是以前和蔼爱笑的样子，可他心里又抱着一丝希望，也许这么些年过去，父亲又好起来了。

回想起少年时，每到黄昏饭后，父亲就拿一根树枝，在院子里教何广荣写字。父亲识字不多，可是写字好看，“人”字尤甚。“人字最简单，也最难写。你看爹这个，有圆的地方，也有尖的地方。”父亲写完了字，继续说，“就跟咱做人似的，能屈能伸。”

何广荣那时听不懂，也没能领悟写字的精髓。父亲也不着急，摸摸儿子的头，笑着说：“没事，慢慢写。 ”

回到家，何广荣失望不已，父亲认不出他了。

何广荣把儿子推到父亲面前，说：“爹，你瞅瞅，这是你大孙子。”父亲傻傻笑着，不说话。

像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大概过了小半年，何继田才出门，到村里走走。

那时村里只有一口井，大家都要拎着桶去取水。每天清晨，何广荣的媳妇儿或者儿子会去挑水，有时是一趟，有时是两趟。

有一回下午，琴奶奶拎着一只大桶子，一步一步挪向水井。大概是家里缺了水，而青壮年又不在家吧。桶里的水不多，琴奶奶却十分吃力。旁边的孩子正要上去帮忙，没想到何继田先一步，他从琴奶奶手中取过水桶，傻笑着走回家去。

之后，每天都能见到何继田来回取水。他又黑又瘦，却力气奇大，一手一只大桶子，装满水后拎起就走，步履生风。孩子们跟着他走来走去，场面十分欢乐。家里水缸灌满，他就在村里走来走去。有时，他面向南边，跨着马步，食指和中指贴在嘴唇上，先是小声地骂着什么，后来面容逐渐扭曲，表现出很愤恨的样子，骂声越来越大。

情况愈演愈恶劣，何继田发疯似的在地上打滚，好像有人在对他拳打脚踢。孩子们躲得远远的，大人们也不敢靠近。何三爷找了几个年轻人，抱着他。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逐渐平静下来。

这样的事儿，频繁发生。村里人不堪其扰，可也不敢说什么闲话。后来几年间，何广军和小妹回来了几趟，带父亲去看过精神科。医生讲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很难治，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终生不愈。吃过药，父亲犯病次数少了点，逐渐能帮着干些农活儿。

何继田发疯最严重的一回，是在1985年小麦收获时节。那时地里、打麦场上闹哄哄的，能干活儿的人都出动了。何继田像往常一样给家里灌满了水，也下地帮忙。他家地已经割完，儿孙正忙着用木板车把麦子运到打麦场。何广荣在前头拉车，何继田和孙子在后头使劲儿推。

刚到打麦场，何继田忽然发了疯。他倒在架露天电影幕布的杆子前，痛苦地哭嚎、挣扎，最后还小便失禁了。何广荣怎么也制不住他，闹了很久，琴奶奶闻讯赶到，指着那两根杆子说：“赶紧砍掉那俩玩意儿。”何广荣也明白过来，赶紧找来大刀砍倒那两根杆子。父亲竟然慢慢平静了下来。

大家以为何继田心魔已除，想不到过几天，他忽然消失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何广荣首先想到父亲可能去了监狱，于是骑着二八大杠去监狱询问，狱警老刘没见到人。老刘领着何广荣去监狱周边寻找了七八天，无功而返。

那段时间，何广荣走遍了全市，也没找到父亲。他决定带上干粮，沿国道往北京的方向去试试。即将进入河北的时候，干粮吃尽，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不知上哪里补给，很快就饿晕了。

几个开拖拉机运送蜂窝煤的人救了何广荣，那些人给他喂过水，留下几张大饼，等他体力恢复才离开。何广荣歇息了一晚上，重新出发。慢慢有些人烟了，他逮着人就问，是否见过一个又黑又瘦的陌生老人，没人见过。

有一天，太阳刚刚落山，何广荣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居然说见过这么个老人，还给了指路。何广荣喜出望外，蹬着自行车迅速追赶，天色越来越暗，他得再快些。黑暗中，他忽然连人带车摔进一个坑里。

周遭臭气熏天，有液体有固体，何广荣知道掉进了堆肥坑，好在没受伤。他迅速爬起，扛着自行车爬出粪坑，抖抖身上的脏东西，又开始快速前行。不一会儿，他隐约看见前方有一条银色的带子，到了跟前才明白那是条小河。

何广荣终于意识到，脚下是一条死路，自己被那年轻人欺骗了。他瘫在坐在地，身体累坏了，心气也已耗尽。坐着哭了一会儿，他终于决定放弃，洗干净身子和车子，启程回家。

一年后，何继田仍然没有音讯，族人料想他可能已经死在路上。前一回，他穿着囚服，还有警察送他回家，这回可能没那么幸运了。

何三爷吩咐族人，在祠堂给何继田立了灵位。

• 五

1988年，何广荣收到一封信。信上说何继田在武汉，要何广荣去接人。

何广荣时年45岁，还没出过省，于是叫上族里一个侄子，结伴前往武汉。叔侄两人循着信上的地址，找到了何继田。他跟三个流浪汉生活在一起，那封信是流浪汉写的。何广荣给流浪汉留了些钱，就准备带父亲回家。

从流浪汉生活的地方去火车站要坐船，何广荣看着父亲，侄子去买船票。过了一会儿，何广荣走了神，父亲突然挣脱他的手，开始逃跑。何广荣没来得及跟侄子打招呼，赶紧去追。追逐了两条街，何广荣终于在一个十字路口扑倒父亲。

何广荣拖着父亲往码头走了很远。父亲嘴里喊着“救命啊救命啊”，引来了警察。警察要将两人带去派出所调查，这时侄子赶到，说明情况，才平息了事态。两人夹着何继田往回走，何广荣不敢再松懈，解下腰带，将他和父亲的手绑在一起。

上了船，何广荣为刚才的追逃事件生着闷气，眼泪止不住往下掉。父亲丝毫不在意，即将发船时，他忽然说：“嘿嘿，我一吹，这个船就走了。”

再次回到何家村，何继田精神状况好多了，有时还跟何三爷讲起，他从本市走到武汉的故事。

何继田说，几年前他脑子混沌，不过潜意识觉得在何家村痛苦，想离开这里，于是选在一个晚上出走了。前一次往北走，被警察送了回来，于是他这次选择向南走。

没有目的地，只知道向南走，分不清方向就看太阳……何继田不会乞讨，饿肚子时，看见商店或者饭店就走进去，有人可怜他，给些吃的。人家不给，他便待着不走，跟琴奶奶一个行事风格。

何继田在路上走了好几年，来到了武汉。武汉的气候、风格与北方城市截然不同，有江河，多雨水，吃食也多。重要的是，有三个流浪汉同情他，每天供应吃的喝的。他便待在武汉，不再向南走了。

1988年，何继田脑子忽然清醒了，跟流浪汉说起自己的身世。流浪汉要他给家里寄信，让儿子来接他回去，料想日子已经好过了，该回去享享福。他说不想再回到何家村，那是一个伤心之地。流浪汉们偷偷攒了一张邮票的钱，托人给何广荣去了信。

何继田的小女儿回到老家，跟大哥商量，若父亲还待在何家村，迟早还得出事，不如由她接到东北去。大哥觉得有道理，也就同意了。

去到东北没多久，何继田又一次出走了。第一次向北，第二次向南，这一次他会往哪个方向呢？无人知晓。

这一次，何继田再也没出现过。何三爷找出先前给何继田立的灵牌，擦擦上头的灰尘，又摆到祠堂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