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笔下的深圳，我想去

在深圳，一对情侣相互依偎。/unsplash

我们的城市，等待着更多的述说与书写。

✎作者 | L

作家邓一光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头十年，基本没有从事任何创作活动。他觉得生活出了些问题，而且对写作本身也充满了质疑。最近一次中断写作，是在2006—2010年。其间，他只写了一部短篇小说，其余的时间，他不读文学书，也不和写作的朋友来往。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11年元旦那天的晚上。当日，一位朋友给他打来电话，问候新年。两个人聊了一会儿，朋友突然问道：“你还写小说吗？”邓一光脱口而出：“写。”但说完之后，邓一光沉默了。他已经习惯了没有故事的生活，如果友人不询问，他可能会很长时间不再想起那些小说。

邓一光和朋友讲，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他说的“回来”，是指回到写作。

邓一光说：“我需要重新建立我和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只能依赖写作来完成，这是唯一理由。”第二天，他起得很早，在窗边拍了一张天际线的照片。拍完，他打开电脑，写下了到深圳之后的第一个故事。那天晚上，他拨通了朋友的电话，说：“我回来了。”

2018年9月29日，深圳。坐在地上晒太阳的男子。/刘有志

自那之后，他书写深圳的作品越来越多，对他的褒奖也纷至沓来。有人说，邓一光的小说是“现象级的深圳书写”，也有人换了个角度，说“深圳给了文坛一个新的邓一光”。

评论家杨庆祥在分析文章中如是写道：“深圳在邓一光的书写中，仅仅是作为一种假面的存在，借助那些假面，邓一光解构了一种媒体意义甚至是意识形态化意义上的‘深圳书写’……他不是在写深圳，他写的是任何一个‘后发资本都市’……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写作，它不关乎具体的城市（北上广深、纽约、巴黎、东京，等等），它更关乎普遍的人性。”

事实上，最初开始写作，邓一光就涉足了都市题材。小说集《孽犬阿格龙》《红色贝雷帽》，以及长篇《家在三峡》，都在描写城市内的人与事。后来，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等历史和军事题材的小说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一些人便觉得，这位作家的创作有所转变。

但在邓一光自己看来，事实并非如此，他说：“写完城市以后，再回溯历史源头，才开始了历史题材写作，我的创作是两种题材交替，现在仍然这么写。”只不过，在每个故事完成后，他总是有离开它进入另一个故事的冲动。在他眼中，这是作品与作品之间的某种关联。

至于为何钟情于书写深圳、描写城市生活，邓一光觉得，深圳不仅是他所处的生活环境，也是认知元素，故事中出现它再正常不过。

他说：“写现实生活中的居住地不是我的书写驱动，我在写下第一个故事时就说了，我要为自己写一部个人的城市史。”

《花朵脸》

邓一光 著

花城出版社，2022-4

近日，邓一光的新作《花朵脸》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以下是《新周刊》与邓一光的对谈。

深圳的复杂性，仍然缺乏完整的表述

《新周刊》：在人们的刻板印象里，深圳可能更多与商业相关，你最初来到这里的时候，这座城市处在一种怎样的状态？

邓一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个创意城市网络，有七大主题，其中“设计之都”这个板块竞争最激烈，中国有4个城市入选，深圳是第一个。还有阅读，深圳是国内读书氛围最浓厚的城市——6座超大型图书城、1309座图书馆和306座自助图书馆，成年居民阅读率为85.4%，比国内国民综合阅读率高出4.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这座城市“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这是迄今全球唯一获得这项荣誉的城市，这些都不单指向商业。

我来深圳时，正赶上全球经济危机，但深圳却提前几年拥抱科技，痛苦地完成蝶变，很快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也成为全球创意工程师最多的城市。我来深圳之前做过攻略，知道这座城市曾经试图建立“文化立市”的市策，因为种种原因，后来转为“科技立市”。

我对“科”感兴趣，它指的是科学，是人类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体系，立足于发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事实以及与现象之间的联系，我希望自己的家人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

《新周刊》：你最近两年在书写深圳的时候，与写《深圳在北纬22°27′～22°52′》《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时有什么不同？

邓一光：来深圳后的第三年我恢复写作，两年结集一本，出版了5部短小说集。两年前的《坐着坐着天就黑了》，关注的是生活潜流下的人。这两年人们纪念城市40年的梦想与光荣，我也纪念，但我纪念的不是城市，而是那些我未曾谋面的个体生命，就是你看到的《花朵脸》。

深圳是一座开放创新的城市，拥有中国最多的出境口岸。/unsplash

《新周刊》：你在书中写道：“它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成就了无数人，它也没有亏待我，不然我不可能仍然能留在城中村。”你觉得这座城市了不起之处体现在哪些方面？

邓一光：那句话是故事主人公说的，不代表我的观点。但深圳这样的城市，中国以往没有过。这座城市承担起开启国门、重返全球的任务，成为一块试验地，对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具有提供试验和示范的使命。可以说，它是我们进入现代性社会的“云破处”，是一次生存突围。这样的城市没有经验援引，只能以开放、多样、外向的方式拥抱世界。

有一组数据人们可能不知道——深圳是中国拥有出境口岸最多、出境人员最多，拥有国外居住人数最多、居民出国留学比率最多的城市。2200万深圳人，数百万人出境有如日常。这些都是表象，其背后隐藏着一些观念、意识、行为和生活模式作路径支撑，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有关它复杂性的完整表述。

《新周刊》：这座城市里的文学故事，与你之前生活过的武汉等地有什么异同？

邓一光：我生活时间较长的城市有三个，一是西南的重庆，一是中原的武汉，然后就是南海边的深圳，三地差异性很大，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和故事。

《新周刊》：一个写作者与居住地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邓一光：写作者外化成居住地代言人或者某种符号是一种文化现象，古典写作和现代写作中都留下了例子。到了当代，写作者与居住地的关系加入了两个背景——城市化和移民时代。写作者喜欢所在的居住地，或者不得已被生活束缚在居住地上，这些与其他人没有区别，真正的区别体现在精神领地建造的内涵上。

“居住地”这个词在法律上和文学中的理解和解释不同，民法上，居住地有个“合理”限制，文学没有。通常情况下，优秀的写作者与居住地一般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接近居住地的部分是肉身，与居住地间离的部分是对现实的质疑、批判和建设。

《新周刊》：过往一段时间，人们似乎更青睐乡土文学，但最近几年，城市文学越发受到关注，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

邓一光：试试把人们的生活史、心路历程和创作史连起来观察，就容易理解了。城市化是当代社会现实。以中国为例，40年前我国城镇人口1.7亿人，乡村人口约12亿人；现在城镇人口8亿多人，我国超过一半人过着离开乡土进入城市的生活。

作为宿命，乡土是多数当代人根文化和个体成长经历的源头，城市生活则是他们的当下经历和现实经验，人们多数拥有乡土和城市两种生命经验，乡土讲述和城市讲述在当代并存。乡土讲述对人们早已不是新鲜的经验，在作为观察样板的非虚构之外，目前也看不出虚构能提供更多新鲜经验的可能。

同时，中国城市史数千年，大规模城市建设也有半个世纪，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经验匮乏迫使人们关注，这可能是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盛衰的原因之一。

作家邓一光。/ 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作为城市居民，动物和人类有同样的困境

《新周刊》：《带你们去看灯光秀》《纪念日》《花朵脸》等篇目的背景都设置在了当下，你觉得今天的状况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都有哪些影响？作为写作者，在此期间，你的关注和表达方向是否有所改变？

邓一光：新冠病毒改变了世界，破坏了几百年来人类建立起的人际关系、人与族群和社会的关系、人与自身生命的关系，人类凭借自身意志自我支配行动的终极理想受到重创。变化如此巨大，写作还很难深度涉及，但这三年我还是写了一点东西，记录下文字所在的时代氛围。

《新周刊》：书中的《像一块即将消失的陨石》是以动物的视角来进行书写的，你似乎始终都对这种类型比较感兴趣。你觉得这种书写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

邓一光：那是一篇他者小说。说起故事的起因，我离深圳湾不远，那里有红树林限制类红线区，还有海洋生态红线区、幼鱼幼虾保护区，是候鸟的栖息地，我来深圳后第一个故事就是以它为背景。

2020年春天，政府准备在深圳湾疏浚航道，让观光船驶入岸边。要知道，因为人类的入侵，深圳湾的生态已经十分脆弱了，疏浚工程和它想促成的观光线路对深圳湾是一次不可逆转的巨大破坏。

我知道后非常气愤，写下了这个故事，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直抒胸臆的写作。后来我知道了，深圳湾疏浚工程不光存在严重的环评造假问题，环评报告还是抄袭的。

荷尔德林在他的《塔楼之诗》里写到“自然的光辉是更高的显像”，但那样的影像只属于海德格尔眼里人类唯一的诗人。一般来说，动物在我的故事里不表现自然的“金色盛况”，作为城市居民，它们有着和人类同样的困境。

宠物有犬证和猫证，其他动物部分有《野生动物保护法》或《反虐待动物法》保护，看上去人们因为孤独和对同类的不信任创造出一幅种群彼此依赖的场景。但我从根本上怀疑，人们在进入“硅人时代”之前，恐怕会先于智能技术而丧失掉自己。这样的故事谈不上迷人，是忧伤和悲哀的。

城市中的流浪猫。/unsplash

《新周刊》：平时你会比较在意观察深圳城区的动物吗？你觉得哪些动物与这座城市的联结最深？

邓一光：如果你有观察昆虫的习惯就会发现，即使在城市里，人类也不是数量最多的物种。深圳是海洋城市，这种观察还可以延伸到鱼类和鸟类。当然，你也可以不以数量取胜，去找数量不多的豹猫、白鹇、黑鹳、白海豚、黑脸琵鹭，以及鲸鱼“小布”。顺便说一下，最近动植物数量在激增，观察样本比以前多了不少。

和城市联结最深的动物，恐怕全世界都一样——宠物和流浪猫狗，还有哺乳动物老鼠和节肢动物螨。我故事中的主人公多是寻找生存条件的流浪者和寻找灵魂的漂泊者，人和动物皆如此。

我曾提交过一份建立市级流浪猫狗收容站的建议。我理解，现代化是一种沙滩上的狂奔运动，稍微慢下来，脚就被水淹没了。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614 期

原标题：《 作家邓一光：与城市若即若离》

作者：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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