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湾仔“红灯区”：夜店林立，霓虹铺满“温柔乡”

湾仔是香港岛最早的开发区，拥有着香港最著名的“红灯区”之一。

若在夜晚探访湾仔的骆克道，会看到街头铺满霓虹灯，夜店林立，混杂其间的不乏有外籍人士。谈及这一情状，则与香港的经济、法律、国际关系密不可分。

一．湾仔“红灯区”的情状

在白天的骆克道，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国旗迎风飘扬，沿路的酒吧多处于歇业期。

此时的骆克道，没有色彩绚烂的霓虹灯，丝毫不引人注意，唯有街边立牌、在泰式快餐店里进食的疲倦女子，暗示着这里的不寻常。

走进一家以热带雨林为装饰特点的夜店，能看到布置着塑料芭蕉叶的舞台，在老派摇滚乐中嗅到酒精和烟草的气息。穿梭其间的，不少是东南亚女性面孔与西方男性面孔。

这些化着浓妆的女孩们，多是娇小玲珑，眼球颜色偏深，有着凸颧骨，可以辨认出她们主要来自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不得不提的是，香港“红灯区”有一种独特的存在形式。

骆克道的富士大厦是这种形式的温床，22层中有21层都是。据记者称，富士大厦的每层每个单位门口，都会贴着五花八门的广告，光顾者多为写字楼白领，既有中国籍的，也有外籍的。

在凤姐翠儿看来，在富士大厦极易谋生，自己每月要交的房租是九千元，而每月自己能赚得足有四五万。

二．从经济角度看湾仔“红灯区”的存在

论及决定“红灯区”存在与否的因素，首推经济制度。“红灯区”在中国早已有之，且对古代经济发挥了不容忽略的促进作用，如南京秦淮河、北京八大胡同，既是风月场所，也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大刀阔斧地封禁色情业，肃清“红灯区”，这是在施行计划经济，由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背景下所做出的选择。

毕竟，风月场所是自由交易下的产物，即金钱资源与性资源之间的交换，离开市场经济，它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而香港不同，受资本主义影响，商业灵魂高度成熟。香港在自由港的基础上，形成了香港经济的关键特征——自由市场经济，通过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等来提高资本配置的有效率。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但中国实行“一国两制”，准予香港高度自治权，仍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其经济制度。

正巧，湾仔拥有世界贸易中心、购物中心，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市场机制趋于完善。

在市场“无形之手”的调节下，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应，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注入，需求不中断，市场也就不泯灭。

湾仔“红灯区”就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且一直屹立不倒。

此类产业属于高风险的灰色地带，和大部分普通行业相比，它能创造出高额利润。

在经济学术界，莉娜·埃德伦德、伊芙琳·科恩针对“性工作技术含量低、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业人员多为女性、但薪酬丰厚”这一谜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他们在一篇文章中，利用“婚姻市场说”理论，逻辑严密地推出了结论：性工作者一定要取得高于其他工作的收入，只有这样，才能弥补舍弃婚姻市场收入的机会成本。

高收入吸引了一批身无长物的女孩们，比如富士大厦的苏州凤姐翠儿，比起在家乡干体力活，赚钱轻松不少；

再比如菲律宾女孩，祖国的人均月收入只有1800港币左右，而在湾仔“红灯区”，一夜可以赚1200—2000港币，相当于在祖国苦干一个月的工资。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内陆女孩和东南亚女孩并非奔着此类产业来到香港，而是从家乡来到寸土寸金的香港后，没有一技之长，苦于高昂的房租等残酷现实，无奈选择了来钱最快的一条路。

对于“红灯区”来说，除了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经济秩序同样重要，后者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红灯区”的状况。

若社会秩序稳定，市场健康运转，向上流动畅通，会为“红灯区”开辟出良好发展的空间；

若失业率长期处于高值，生活成本剧增，社会阶级固化，会给“红灯区”带来多方面的混乱，比如日本近年来性工作者呈低龄化特征。

三．从法律角度看湾仔“红灯区”的形式

上世纪三十年代，香港出台关于红灯区的禁令。然而，香港“红灯区”并未全面消失，这是因为香港法律为其预留了空间。

据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条例》第117条，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可以将处所、船只或地方定义为“性服务场所”。

如今香港“红灯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在湾仔的骆克道，夜店林立，大厦并起，分割出大量的房间单位。

在禁令发布后，大量性工作者移居到湾仔，久而久之，形成了遐迩闻名的湾仔“红灯区”。

四．从国际关系看湾仔“红灯区”的构成

骆克道上，南亚面孔的酒吧保安，东亚、东南亚面孔的工作者，西方面孔的主力消费者，共同构成了湾仔“红灯区”。

这一多元生态，要追溯到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英国与清政府先后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逐渐侵占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将资本主义带到香港，并让它在香港生根发芽。

香港俨然成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大量白人涌入，走上了与中国内陆不一样的路。

1932年，英国下令，命全部属地推行禁娼政策，在此背景下，香港出台“禁娼令”。

然而，在近百年的熏陶下，西方价值观深刻影响了香港人的经济模式与法律制度。

启蒙运动后，西方人普遍崇尚天赋人权、契约精神，而摒弃了蒙骗与强迫，建立在合法自愿基础上的性交易，既尊重了自由民主的人权欲望，又契合了市场经济的合同契约精神，并无不妥之处。

因此，香港法律为“服务产业”预留了空间。

1955年越南战争一触即发，牵涉到美国、苏联与中国等国，是一场大规模的东南亚局部战争。美国的大本营远隔重洋，于是美军决定在战争期间，将军舰停在湾仔。

美军士兵数量众多且年富力强，这一决定，有力地带动了湾仔的性交易。在1975年越南实现统一后，大批越南难民乘船来到香港，数据显示，1979年总计有两万名左右的越南难民在香港打工。

这导致了如今的湾仔“红灯区”，有不少工作者是东南亚族裔。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港督麦理浩决定实施对外开放政策。麦理浩一方面向中国内地开放，亲自前往北京访问，促进内地与香港的经济文化交流；

另一方面向国际社会开放，撤除外汇管制、黄金交易管制，吸引外资前来香港投资金融业、工业。

如今的香港，实现了贸易自由、金融自由、人员进出自由，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面向世界，既不存在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也不存在国民待遇与非国民待遇。

对外的大门越开越大，让香港逐步成长为全球最大最开放的自由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创新技术中心，在东方屹立不倒。

添上最后一把火的是新中国的外交成果。我国致力于促进与主要大国的协调合作，努力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目前，已有180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稳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香港回归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自然也享有着良好的国际关系。

拥有高收入、良好国际关系的香港，对世人的吸引力是惊人的。各国家、各民族的人都想在香港做生意、打工和生活，因此，香港成为了容纳五湖四海人士的国际大都市。

根据香港的人口普查，最多不同族裔人士寓居的地区就是湾仔区。如此，湾仔“红灯区”有着多元人口构成也就不足为奇了。

步入香港湾仔“红灯区”，我们不只看到霓虹铺满“温柔乡”，还可以更深入地看到：在湾仔“红灯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法律、国际关系等因素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缺少任意一个因素都会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