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呼安倍之死，是反文明的残忍

安倍遇袭的事情一经报道，很快在微博、朋友圈中演变成一场舆论狂欢。

• ◎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车站前演说时遭遇枪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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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狂欢中，既有幸灾乐祸，更有对幸灾乐祸的合理化。

很多人的心态单纯是找乐子，玩「吃席」「敞开胸怀」之类的网络梗。

• ◎ 「吃席」一般指吃丧宴，在这里带有幸灾乐祸看热闹的意味。
  图片来源：微博

他们平时不关心也不了解安倍或者日本，只是想跟着舆论大潮看戏吃瓜找乐子，热闹一番。

在政治新闻泛娱乐化的网络时代，对暴力和死亡的幸灾乐祸，也是人类本性的大暴露。

另一方面，很多网友还试图将幸灾乐祸的心态合理化。

他们试图解释理由，比如在政治立场上，安倍是日本右翼保守政治家的代表。

他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试图实现让日本变成正常化国家的目标。

而且，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是二战战犯，安倍本人参拜过战犯，经常发表否认侵华历史的言论，对华并不算友善。

因此，一些网友甚至称凶手为英雄、义士。

• ◎ 部分网友赞为凶手为「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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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言论，都试图将某种意义和象征性，赋于眼下的暴力和偶然的事件。

在这些理由的加持下，在一些人看来，幸灾乐祸不仅是合理的，甚至变成一种义务。

一切非幸灾乐祸的反应，都可能会被打上某种烙印。

例如报道安倍事件的直播中，澎湃新闻驻日记者曾颖因一度哽咽，在微博上遭到网暴并被迫道歉。

• ◎ 曾颖在遭遇网暴后的道歉。
  图片来源：微博

然而，很多人在借机表达自己爱国、「嫉恶如仇」的同时，可能忘记一个基本事实，即：

这是一个人在街头上杀死另一个人的暴力事件。

当然，没有人喜欢被说教，你不应该幸灾乐祸，或者你应该感到同情和悲伤。

但是，不可否认，将幸灾乐祸以及站在某种道德高地网暴他人的行为，当成正义之举，这些无疑是一种自欺欺人。

实际上，幸灾乐祸并不能让日本承认历史罪行，或让中日关系更友好，或对任何他们觉得有益的事情有所帮助。

所有崇高的理由，可能都是为了无节制地找乐子或者道德宣泄进行遮掩。

而且，这种无底线的狂欢中，还包含另一个更危险的现象。

那就是「残忍」。

如何看待残忍，涉及到现代政治的根本问题。

在安倍遇袭引起的反应中，从一场暴力事件中取乐，幸灾乐祸式的狂欢，无疑已经带有一种残忍的意味。

确实，自古以来，残忍似乎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 ◎ 《伊利亚特》中包含许多对战争的暴力、残忍情节的刻画，最后，希腊英雄阿基里斯以侮辱对手赫克托尸体的方式完成复仇。
  图片来源：搜狐

人们对于残忍的行为，对于血腥的场景，感到震惊的同时，也会感到异乎寻常，产生好奇。

而且，残忍的暴力，具有宏大性，人们往往更喜欢围观宏大的恶，而不是微小的善。

人们从中看到了力量宣泄，复仇的快感。

历史上，以残忍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现象十分常见。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的开端，便引述了18世纪中叶的一场骇人听闻的酷刑。

• ◎ 法国哲学家福柯（1926-1984），代表作《疯癫与文明》《性史》《规训与惩罚》。
  图片来源：新京报

1757年3月2日，达米安（Damiens）因谋刺国王而被判处死刑，并且需要公开认罪。

他的身体被6匹马撕扯，刽子手还一边切割他的筋肉，最后将他扔到火刑台焚烧。

牧师在一旁向围观的群众布道，启发人们接受这种血腥场面的教诲。

实施酷刑并展示给大众，实际上是为了展现国王的权力，震慑潜在的侵犯者。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制造并展示残忍是统治者的特权，也是一种治理手段。

现代政治的诞生，则饱含了克服残忍的趋向。

这一点首先体现在现代政治学的开创者，霍布斯的思想中。

• ◎ 英国政治思想家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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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霍布斯认为人与人之间，本质上是相互猜忌、竞争，至死方休的关系。

但通过把人的残忍和暴力倾向推到极致的方式，霍布斯展示了一个理智不可接受的最悲惨的处境。

那种残忍的状态，人人都渴望避免。

这倒过来反证出，人与人缔结和平契约的必要性。

霍布斯的贡献，是将国家去神圣化，看成人与人契约的产物。

因此，现代政治学认为，国家并不基于任何神秘力量，以及君权神授之类的权威。

而是产生于人的理性、自由选择，以及克服残忍的内在本性。

对残忍的正当化、合理化，包含了一种危险的倾向：关注更宏大的、抽象的东西，而不是具体的人。

这种宏大的东西，可以是更高的存在，也可以是唯一的神，或者凛然不可侵的统治者。

• ◎ 《圣经》中，亚伯拉罕准备把独子以撒献祭给耶和华，这是对他信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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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古老的祭祀中，往往需要用杀生的方式，将动物或人献祭给更高的主宰者，获得其欢心。

此外，在宗教中，残忍和酷刑是可以被允许的，因为最主要的犯罪是对神的犯罪。

这要求极致的惩罚。

信徒的自我虐待和苦行，由于有向神证明自己信仰的意味，也变得师出有名。

而在专制统治里，统治者也需要神化，从而拉开与民众的距离。

这种不平等，使得统治者的残忍之举成为可能，一些人可以用残忍手段对付另一些人。

西班牙人对美洲土著进行屠杀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黑人喜欢玻璃项链胜过黄金……这就说明他们没有常识」。

「他们是野蛮人，比我们更低劣。」

这可以是殖民者的理由，也可以是实施专制暴政的理由。

虽然在17世纪的霍布斯等思想家那里，作为一种统治精神，残忍和暴力已经逐渐失去合法性。

但真正把残忍当成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则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

它带来了一种通过不断改良社会，以获得进步的人道主义的风气。

此后，人类历史上的种种残忍，都遭到质疑和批判。

最典型的表现，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的，废除死刑的思想。

• ◎ 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1738-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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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卡利亚认为，死刑是对社会契约的违反，因为所有人一开始就不会把生命处置权让渡出去。

更重要的是，死刑激发了人性内在的残暴，只会导致社会上出现更多的暴戾现象。

他认为，死刑不过是维护统治权力和稳定的威慑工具。

而且也往往还不能起到让社会更加和平、安全的效果。

贝卡利亚的思想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废死运动，以及犯罪轻刑化潮流。

此后，人们逐渐把暴力的减少，看成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20世纪70年代开始，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施克莱对比了残忍和虚伪等平常的恶。

• ◎ 哈佛政治学教授施克莱（Judith N. Shklar，1928—1992），代表作《平常的恶》、《不正义的多重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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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认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残忍应该被视为一种首要的恶。

之所以残忍是最值得警惕的恶，就在于它会破坏文明的底线，带来一种暴虐的风气。

在这一风气的支持下，社会上占据优势的力量，会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人们的权利和自由。

其他恶不像残忍那么纯粹。

例如虚伪，依然包含了对于善的肯定，对于文明标准的认同，依然愿意约束自己。

残忍之举，宣示着权力的傲慢、肆无忌惮，以及拒绝讲道理的姿态。

今天，残忍虽然被公开否定了，但是作为一种历史遗迹，它依然存在于很多人的思维和情感中。

于是，在安倍遇袭的事件里，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接近于施加残忍之举的加害者视角。

他们对于残忍会感到无所谓，甚至会试图赋予其崇高的意味。

质疑这些残忍和幸灾乐祸的人，则往往会被视为幼稚、圣母、没有大义。

比如科幻小说《三体》中的程心，她本性善良，不忍心让地球和三体人同归于尽，打破了二者间的威慑平衡。

在读者眼中，她就成了所谓「圣母婊」，成了最可恶的罪魁祸首。

根源在于《三体》中，刘慈欣制造了文明与野蛮、生存与死亡的极端对立。

黑暗森林般险恶的宇宙，让人类显得渺小，也让极端残酷的选择，显得合理，甚至高尚。

然而，这些所谓的选择、决断，也在暗示残忍的不可避免性。

它们能满足人们充当掌权者的幻想。

却会让人忘记，自己只是普通而脆弱的人，随时可能被前者伤害。

因此，当我们试图为残忍叫好，为暴力狂欢的时候，最好不要忘记：

文明的底线拉低后，被勒紧的绳索，会套在每个人脖子上。

参考资料：

Abe shooter cites grudge against religious body over big donation. kyodonews, 2022-07-07.
[美] 朱迪丝·N.施克莱. 平常的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