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都十年大家谈 | 城市文化自觉与东亚文化认同：“东亚文化之都”的时代价值

编者按：

“东亚文化之都”是2012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共识所创建的重要国际区域文化合作品牌，10年间三国近30座城市获此殊荣，其朋友圈越来越大，受众面越来越广，关注度越来越高。“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东亚文化之都”秉承“东亚意识，文化交融，彼此欣赏”的宗旨和“共生•创新•和谐”的理念，深入挖掘、整理、宣传三国之间的文化联系与历史纽带，在讲述、传播与创造东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故事的过程中不断提炼“亚洲价值”，深化了三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促进了民心相通。

值此我国“东亚文化之都”创建工作10周年之际，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联合“文旅中国”客户端向“东亚文化之都”评审委员会的专家邀约系列稿件，从我国“东亚文化之都”10年来当选城市的具体实践出发，系统总结和分析“东亚文化之都”在开拓亚洲文明对话渠道与营造人文交流平台方面的作用及实现路径，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并提出针对性实施建议。通过“东亚文化之都”从城市形象到国家形象传播的具体实践，向亚洲和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即日起，该系列稿件将在“文旅中国”客户端文都十年大家谈专栏陆续呈现，以飨读者。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成果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力，城市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贮存、传播和创造文化是城市的基本功能。东亚地区拥有悠久的城市发展史，曾产生了丰富多彩、特色鲜明且充满自信的城市文化。但在进入近代以后，受资本的主导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东亚城市文化也一度陷于迷失和彷徨。当前文化已经成为东亚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中日韩三国也都将文化复兴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在此时代背景下，寻求城市文化自觉、深化文化交流、提升区域文化认同是东亚城市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东亚文化之都”的应有之义与使命所在。

文化与城市：文化正在重新定义东亚城市

文化是城市的气质和灵魂，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世界城市发展主要由资本理性和技术理性所主导，城市从“文化的容器”异化为“资本的容器”。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将利润、效率、功能等置于核心，而将人和文化边缘化，由此产生了一个个由钢筋和混泥土构筑的丛林。在对资本理性和技术理性深入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倡导从“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转型，城市规划和建设开始文化转向和本质回归。一些发达国家重新将文化置于城市发展的核心位置，同时开展了各种城市文化品牌创建活动。进入21世纪，文化对东亚城市发展的主导性也更加明显，其动力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市民的需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把人类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当下一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上一层次的需求就成为追求的重点（图1）。在满足温饱和安全需要后，人们的生活重心就会转向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些都与身份识别和个人价值紧密相关，核心在于文化认同。日本是一个传统经济强国，城市居民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韩国曾是“东亚四小龙”之一，2021年人均GDP达到3.4万美元。中国经济在近30年得到了持续快速增长，2021年人均GDP1.26万美元（不含港澳台，下同），虽然刚刚超过全世界人均GDP，与日韩两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但由于中国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比较明显，位于发达地区的城市经济实力较强。2021年中国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城市有31个，北京和上海人均GDP接近3万美元。而且这些城市大多是人口大市，总人口达到了2.4亿。因此，东亚三国的大多数城市市民已经进入小康社会，而且相当一部分已经达到富裕水平，文化需求已经成为他们的主导性需求。

二是城市发展的需求。城市是人类的聚居地，市民个体的需求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了城市的整体需求。参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一个城市的需求可以相应地划分基础设施、安全、宜居、特色与魅力四个层次（图2）。其中，基础设施是一个城市正常运转所需的基本保障，是所有城市必须具备的最低条件。安全也是城市的基础需求，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系统日益复杂，运行风险不断增大。城市宜居与市民个体的归属需求相对应，如果城市不宜居，市民就不会有归属感。城市特色与城市魅力是城市最高层次的需求，与市民个体尊重和自我实现相对应，是城市对个性的追求。城市文化是城市个性的核心，它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基本特征，是城市特色和魅力所在。日韩两国早已进入成熟的城市社会，日本城市化率超过90%，韩国城市化率超过80%。中国也已经进入城市时代，2021年城市化率达到64.7%，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安全和宜居城市建设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因此，东亚城市都普遍进入追求城市特色和魅力的时期，已经处于“以文化论输赢、以文明比高低、以精神定成败”的阶段。各个城市也都把充分彰显和利用特色文化作为面向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予以特别强调。

三是资本转移的需求。资本虽然是“罪恶之源”，但也是当今世界的“财富之源”，它可以将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有效地提升社会生产力并促进城市的发展。城市也是资本增殖的重要载体，大卫(哈维将城市中资本的增殖分为三个循环，对应着不同的城市发展逻辑：“初级循环”是制造业领域的循环，这个阶段城市发展的基本逻辑是“工业发展→人口增加→城市建设→文化配套”。当制造业领域的资本循环导致生产过剩时，资本将进入“次级循环”，即资本流向城市建成环境，这个阶段城市发展的基本逻辑是“城市建设→工业发展→人口增加→文化配套”。城市建成环境的过度投资也会导致生产过剩，甚至带来经济危机，这时资本便转入“第三级循环”，即流向文化领域（包含科技与教育），这个阶段城市发展的基逻辑是“文化发展→城市建设→人口增加→工业发展”。日本和韩国都在1990年代经历了因房地产导致的严重经济危机，中国的城市建设也开始出现过度投资的征兆。因此，东亚地区资本向科技和文化领域转移的趋势非常显著，日韩两国在20世纪初期已经开始显现，中国自2010年前后开始加速发展，文化已经从城市发展的配角与辅料转变为城市发展的主导要素。

城市文化不仅是满足东亚人民未来美好生活的关键所在，也是促进东亚城市持续繁荣的核心动力。因此，要将文化置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核心，以文化取代资本来统领城市生产、生活、游憩和交通等基本功能，按照文化发展的基本逻辑和客观需求规划建设城市。在文化主导下，城市也必将会从“生产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从工业和交通的中心转变为生活与游憩的中心（图3、图4）。

城市文化自觉：对城市文脉的整理与规范

城市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历史越悠久、积淀越深厚、规模越大的城市，其文化的复杂性就越强。文化在时间上会展开竞争，在空间上也会产生冲突。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以及当代文化、不同类型的文化和不同区域文化之间交错影响，呈现出混沌无序的状态，也就导致城市文化建设常常出现有千头万绪却无从下手之感。

破解城市文化混沌无序的关键在于城市文化自觉。根据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定义，城市的文化自觉首先是各个城市需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势，从而获得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文化选择、定位和转型的能力。也就是说，城市文化自觉应建立在对“根”的寻求和对“真”的把握上，要“知来路，晓自我”，才能“明去处”。

城市文脉分析是对城市文化“根”的寻求和对“真”的把握。文脉（context）一词的原意为文章中字词句的上下文关系，一篇好的文章，既要文采飞扬，更要脉络清晰，最好能让读者读完后有意犹未尽之感。城市文脉就是城市文化内涵的有机联系，是城市文化这篇文章的上下文关系，是城市自然地理背景、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发展状态的内在逻辑。如果这个逻辑清晰，城市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就明朗，反之亦反。

城市文脉分析的重点是三个方面的内容：自然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是城市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山河湖海等地形地貌有自己的形式韵律，当它与人类的审美法则相关联就会给人以某种文化感知。而且，自然地理环境还深刻地影响着城市居民的行为，进而影响城市历史文化演进，城市中的建筑、饮食、服饰、经济、技术等都深深地打下了自然环境的烙印。历史文化传统。有深厚的历史才会有坚定的未来，如果没有时间上的积淀，城市面对未来也就会无所适从。历史时期流传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当代城市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而且它们还深刻地影响着城市居民的心理和行为。历史积淀会赋予传统以伦理的权威和习惯的效力，内化为城市居民的集体无意识并形成自觉服从的当然律则。城市文化现状特征。城市文脉分析不仅要植根历史，还应基于现实。要系统深入分析城市文化的现代表征、优势及其时代特点，并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确定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若仅仅固守其原有的文化表征而忽略了对其拓展和延续，城市文脉就缺乏生命力。

在对城市文脉分析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到客观，尽量排除主观随意性，要了解城市的本来文化内涵；其次要全面，对城市文化内涵研究要多角度、多方位进行，注意文化内涵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再次要讲求观察的内在性、深刻性，不能只停留于现象和表面，而要注意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挖掘，理解其内在的本质。城市文脉分析重在比较，一是通过历史比较，发现城市文化在不同时期的类型、特点和演变过程，进而揭示城市文化发展运动的脉络。二是通过横向比较，把握城市文化的特点和在更大区域中的地位和定位。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对城市文化内涵进行归纳、概括和提炼，形成城市文脉分析的成果。并在城市未来的发展中，要把城市文脉以直观、可感、独特的形式和符合时代需求的面貌外显出来，积极打造城市的城市文化IP和形象识别系统，在城市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和对外宣传中以美化、具象化和物化的方式进行规范和强化，以此延续和发展城市的文脉并提升城市文化的识别性、认同感和影响力，达到“近者悦，远者来”的效果。

城市文化自觉与东亚文化认同

城市文化自觉既要不忘本来，还要吸收外来，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越是开放的文化，其内容越丰富，也就越有生命力。相反，如果封闭保守和妄自尊大，必然导致城市文脉僵化和停滞，文化上孤独的城市在经济上也必将是孤独的。因此城市文化自觉还要求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要加强与其他城市的交流互鉴，相互促进、共同进步。对于东亚地区而言，加强中日韩三国城市间的文化交流，形成东亚文化认同是当前促进东亚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的首要之举。

东亚是既是一个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经济区域，还是一个文化区域。地理关系的核心在于距离，中日韩三国隔海相望、毗邻而居。但地理的临近并不一定产生好感，如果缺少共同利益和文化认同，反而容易导致矛盾和冲突。经济关系的核心是互利，中日韩三国市场巨大，经济结构互补性较强，贸易往来频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于2022年1月正式生效，包括中日韩三国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已经形成。但是，经济利益是不稳定的，仅仅基于经济利益的合作关系也是不稳固的。文化关系的核心在于认同，认同才能产生信任和合作。只有把经济利益和其他合作关系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能走得更稳更远。因此，文化认同是形成各种共同体的基础，是团结之根、和睦之魂，位居“东亚”概念洋葱模型的核心（图5）。

东亚地区历史上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移民、贸易、遣使和留学等渠道，在文字、制度、宗教、艺术和生产技术等方面互鉴互融，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人们经常以“东亚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儒学文化圈”或“筷子文化圈”来指代这一区域。普遍认为强调秩序、集体、家庭、勤奋、节俭是东亚文化的显著特点，与西方文化中对自由、平等、个人、享乐的强调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中日韩三国原本具有较强的文化认同，当然也具有自己的文化个性，呈现出和而不同的文化格局。

进入近代，东亚各国都是在欧美坚船利炮、商品与资本的冲击下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日韩三国都有选择地引入了部分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产生了不同程度和方向的变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日韩三国都强调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在中国是“中体西用”，韩国是“东道西器”。日本虽然曾一度有过“脱亚入欧”的想法，但“和魂洋才”和“日本的精神，西方的技术”也一直是其对待西方文化的主要态度。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虽然东亚的文化共性和文化联系受到了一定影响，但东亚文化的本体没有改变，文化认同的基础依旧坚固。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韩国和中国在经济上相继腾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东亚各国普遍认为，虽然在现代化初期，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亚的现代化。但东亚经济崛起的根源并非是引入了西方文化，而恰恰是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是“《论语》与算盘”的有机结合，是东亚文化优势的体现。经济力量的增强也使得东亚各国对本土文化更加自信和重视，日本和韩国在1990年代中后期先后提出了“文化立国”战略，将文化传承和文化发展作为进一步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中国进入21世纪以后也将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以后，文化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对抗成为国家之间的最大冲突。反之，文化的认同将取代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成为促进民族和国家互信与合作的最重要力量。冷战结束之后，中日韩的关系很快正常化并日益深化，文化已经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塑造东亚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的关键。虽然东亚地区具有形成文化共识的良好基础，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东亚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中也有一些难以释怀的伤痕，一些关键的历史遗留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彻底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着东亚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的主体性不断增强，在国际交流中的地位和角色愈加重要，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城市外交的时代。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具有较高的自由度，城市之间也更容易平等相处、真诚相待、彼此尊重、互信包容。在国家层面的交流难以深入时，大力推进城市之间的交流可以有效打破僵局并有望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中日韩城市间友好交流已经具备较好的基础，已经结成了一大批友好城市。在此基础上，基于东亚城市文化自觉和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于形成东亚文化共识和文化自信，进而促进东亚地区经济、社会和安全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结语：“东亚文化之都”的时代价值与使命

城市文化自觉是对城市文化之“根”与“真”的理性审视，是当前和未来促进城市发展的最基本、最深沉和最持久的力量，也是城市文化自信的基石。城市文化自信是对城市文化的认同与坚守，是城市及其市民的最基础、最广泛和最深厚的自信，是城市健康繁荣的核心支撑。东亚地区正在进入一个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交融的城市时代，彰显特色、寻求共识、强化认同成为各个城市的共同追求。

“东亚文化之都”是落实2012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达成的重要共识和第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签署的《上海行动计划》而开展的一项文化活动，是亚洲第一个国际性文化城市品牌。自2012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经有27个（中国11个，日本8个，韩国8个）地方文化特色鲜明并具备一定的东亚文化资源、东亚文化气质和反映东亚文化精神的城市入选，为促进东亚城市文化的自觉自信和互学互鉴起着引领与示范作用。

面向未来，“东亚文化之都”应继续秉承“东亚意识、文化交融、彼此欣赏”的精神，突出“共生·创新·和谐”共识，将文化置于城市发展的中心位置，突出各个城市的文化特色，强化城市文化自觉。在此基础上，扩大入选城市数量，深化入选城市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提升东亚文化认同。同时积极开展与“欧洲文化之都”“阿拉伯文化之都”“美洲文化之都”“东盟文化之都”的交流，最终促进人类文化与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

（本文的“东亚”主要指中国、日本、韩国三国。）

作者简介

郑国，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环境学院人文地理专业，同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教。2006年3月至2007年3月在安庆市城市规划局挂职锻炼，任副局长。2012年3月至2013年3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2014年3月至2016年3月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长期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城市发展战略、文旅产业发展与规划、开发区与产业园区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出版专著四部，在Cities、China Economic Review、Habitat International、《旅游学刊》《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学刊》等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50余篇，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要战略区域和城市规划项目。

作者：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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