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宋之旅丨虎丘二山门的历史与形制

原作者：巨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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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丘位于苏州古城区西北约3.5公里处，经山塘街与古城相连，今天沿山塘河至虎丘山山门码头，进入虎丘景区南门，北上过环山溪所见的第一座门屋建筑就是虎丘二山门。一般认为虎丘二山门始建于元至元四年（1338），二山门与位于山顶的云岩寺塔遥相呼应（图1），有人形象地将二山门比作虎头、云岩寺塔比作虎尾，更有人将其附会为虎丘得名的原因，而实际上，虎丘之名的出现要远早于二山门建造的时期。

虎丘约于汉晋时期开始出现于文献记载，《绝越书》载虎丘原为吴王阖闾之墓，“葬三日而白虎居上，故号为虎丘。”当时吴地盛行以水绕坟的墓葬形式，今天虎丘环山溪的形态或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东晋时期名士王珣、王珉在虎丘山下建别墅，后舍宅为寺，即历史上著名的虎丘东西寺，虎丘山在此时具有了宗教属性。唐大中年间（847-860）宣宗重建虎丘山寺，将东西寺合一，移至山上，虎丘“深山藏古寺”的格局大致在唐代确立，虎丘的佛事兴盛与唐代大运河的繁荣互为促进，并带动了山塘河的开发，如著名诗人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就曾为山塘堤的修缮做出贡献。宋元时期禅宗兴盛，北宋至道元年虎丘寺改为云岩禅寺，南宋时期，虎丘云岩禅寺与苏州万寿山报恩光孝寺（今北寺）一道位入“五山十刹”之列，可见其规模与名望，二山门也在禅宗盛期应运而生。

唐代佛寺正门多称为“三门”，应与佛教教义中的三解脱门（空门、无相门、无作门）相对应，在院落组群中，并不专指三座门屋依次排列的情形，只有一座门屋者亦称“三门”。南宋以后禅宗寺院多选址于远离市井的山林，并多以山号为名，于是“山门”的称谓逐渐替代了“三门”。如寺有三座山门，则依次为“外山门、中门和正山门”，或俗称“头山门、二山门和正门”。（明）《吴都文萃续集》记载虎丘山寺的建筑：“……三门……则仍其旧，……山之前为重门，则改建，使一新……”，由此可以推测，至迟在元代已有三座山门纵列的格局，而虎丘二山门即为中间一座门。

按照禅宗伽蓝规制，三座山门中，邻近寺院主体的正门最为雄伟，以重楼高阁为特色，上层置罗汉群像，下层置金刚力士，宋元之际的虎丘正门在今五十三参之上的大雄宝殿位置，已非宋元旧物；而头山门与二山门则界定了入寺的前导空间，从建筑学的角度看，为营造欲扬先抑、古寺深山的意境，前导山门通常使用较为简单的形制，并在其后设较长的入山参道来衬托正门的宏丽。就此，我们可以理解虎丘二山门的规模和基本形制特点。

虎丘二山门为单檐歇山厅堂造建筑，平面面阔三开间约13m，进深二间四架椽约7m，当心间内柱将空间划分为进深相等的前后两部，是《营造法式》所载分心斗底槽的样式（图2）；屋顶为歇山形式，由一条正脊，四条垂直于正脊的垂脊，四条转角戗脊组成，所以此种屋顶的建筑在宋代又称作“九脊殿”，又因为歇山的形式是从双坡顶建筑在两个山面加边厦庇檐演化而来，所以又有“厦两头造”的叫法。古代建筑的等级通常反映在建筑的规模（开间、进深）和屋顶形制等方面，二山门的歇山屋顶在等级上逊于庑殿，面阔三间进深四架椽的规模也并不罕见，正符合其作为前导山门的特点，然而这座看似平凡的山门却有不凡的价值。首先，与二山门同时建造的宋元建筑多已不存，唯有二山门与云岩寺塔作为历史的标志性建筑留存至今；其次，二山门的建筑形制保持了典型的宋元时代特征，使今人可以窥见当时建筑技术与艺术曾达到的高度，刘敦桢先生在《苏州古建筑调查记》中以“存古法”来评价虎丘二山门，并以佛光寺大殿、独乐寺观音阁等唐、辽古木构作印证。

事实上，二山门在建成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曾经历过多次的修缮，每次修缮都会因新构件替换旧构件而导致建筑相对于初建时的“纯度”降低。2013年东南大学建筑研究对二山门进行了精确测绘，学者周淼、李敏依据构件细部做法（如斗栱的栱眼、卷杀做法，梁栿的卷杀、斜项、挖底、拼料）的时代特征对二山门的纯度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分析（图3），发现了多处前人修缮所留下的痕迹。那么，为何在纯度不断降低的同时，二山门依然能够保持着古老的形制特征？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建筑独特的榫卯构造做法与整体性木构架结构，后世的修缮——如果不是工程浩大的落架大修或重建——都需要与原有的榫卯、框架结构有所呼应。也就是说，后世修缮所更替的木构件虽然有可能在细部做法上体现晚近的特征，但却不太可能对建筑整体的结构和形象产生大的影响，这也就是虎丘二山门至今仍存古代遗风的原因。

那么二山门体现了哪些古制？以江南现存的元代建筑作参照，可以看到，二山门补间铺作的挑斡（即在补间铺作后部探出斜向构件承托下平槫的做法）是典型的元代江南建筑特征——以坡屋顶为主要特色的中国建筑，其早期屋架结构天然地具有若干斜向构件，斜向构件逐渐演变，最终被水平和垂直向构件所替代，二山门的挑斡正是早期做法。挑斡在转角部分的处理则更为精妙，正面次间和山面的补间斗栱后尾探出挑斡，与转角铺作的挑斡共同承托转角令栱及其上天花、角梁（图4），如果我们假设自己是营造这组斗栱的工匠，则会意识到它的制作不仅需要精湛的木工技艺，还需要懂得数学的头脑和丰富的空间想象能力。

图5.日本学者大村西崖拍摄的甪直保圣寺阑额（引自《甪直保圣寺大殿复原探讨》）

此外，虎丘二山门的某些做法还体现出更早的时代特征。二山门外檐当心间月梁型阑额（刘敦桢先生《苏州古建筑调查记》图版的阑额为月梁造，后在1957年修缮中被改为直梁型阑额），是江南地区五代至北宋时期的典型样式，在宁波保国寺大殿（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建）和已毁的甪直保圣寺大殿（北宋熙宁六年建）上均使用月梁型阑额（图5），而在南宋之后已近消失；二山门不施顺栿串的做法（图6，今顺栿串为1957年修缮时所加）也是江南地区北宋时期的常见做法，后为了加强结构的整体性，才在柱间施顺栿串增强结构的拉结力；二山门在次间哼哈二将的头顶布置了平闇（图4小木格子天花），强调了二位门神的重要性，使整座山门的空间更具秩序感，平闇的早期例证可上溯至著名的唐佛光寺大殿（图7），而江南地区木构建筑仅在北宋保国寺大殿的遮椽版部分有例证；当心间补间铺作只用两朵也是较早的建筑做法，早期斗栱的结构作用显著，因此用料较大，建筑当心间只能安置少量斗栱，如佛光寺大殿只有一朵补间铺作，江南地区的保国寺、保圣寺大殿均置两朵，而之后斗栱结构作用减弱，用料减小，相同开间跨度内能安置更多的斗栱，江南的元代木构当心间补间铺作的数量增加到三至四朵不等（图8），二山门的心间两朵补间铺作的做法正是典型的宋代特征。这些特征让我们对二山门的建造年代作更早的推想。

伴随着苏州经济的繁荣和时局变迁，虎丘的场所性质在宋元之后又不断发生着变化。繁华的山塘街将无数的姑苏城居民引至虎丘，深山再藏不住古寺，明代这里曾是吴地文人才子的集兴之地，还曾短暂地作过军事堡垒，清代康乾二帝更将虎丘建为行宫，“吴中第一名胜”的盛名表明这里早已不是禅宗清净之所。虎丘山内外的建筑也不断地兴建与毁废，而二山门静默地看着历史上的人与物如梦幻泡影般略过，这恰合了催生它的那个时代文化——禅的意境。

参考文献：

1.专著：张十庆《中国江南禅宗寺院建筑》

2.学位论文：吴洪德《风景名胜地的历史图像研究：以14-18世纪虎丘地景绘画为例》

李敏《苏州虎丘二山门基础研究——二山门历史·技法·意匠研究》

3.期刊论文：周淼《虎丘云岩寺二山门实物年代与形制年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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