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曹聚仁家书“我有如一个哨兵，能够说，我不站在前哨吗？”

柳哲

曹聚仁，在两岸关系历史上，绝对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也绝对是一位感天动地的人物，更是一位让国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在特定的两岸形势下，他顶着不惜献身的危险，为缓和当时的两岸局势，朝着两岸和平统一的方向，可谓竭尽全力，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的事迹，令人敬仰，也令人唏嘘！在他逝世近五十年的今天，他孜孜追求的两岸统一事业，仍然悬而未决，又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

“台独”势力勾结别有用心的外国势力，兴风作浪，让两岸关系又一次处在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境地。只要两岸统一不完成，插在中国人心中那刻骨铭心的利剑，就永远拔除不了！所造成的伤痛，也永远挥之不去。中国人不愿再一次看到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骨肉相残，我们竭诚希望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两岸早日统一，两岸同胞携手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共创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杰出的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1900-1972），浙江浦江县通化乡蒋畈村（今属兰溪）人。曹聚仁作为炎黄子孙，一直主张国共之间要和衷共济，不必自相残杀。曹聚仁是主张国共和谈的人。他于1956年6月28日给一位朋友的信写到：

“我的看法，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诉之于战争，不如诉之于和平，国共这一双政治冤家，既曾结婚同居，也曾婚变反目，但夫妻总是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好，乃势所必至，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回到圆桌边去谈谈呢？……月前有一位华侨实业家，他诚挚地对我说：‘国共之争不止，华侨间的矛盾所引起的痛苦不会消除的。’华侨既有此共同的期望，我们在舆论界，为什么不出来高声疾呼呢？……我只是主张国共和谈的人，而不是发动和谈的人，那些谣言专家用不着多费心力的。”（《北行小语》）

1950年7月，曹聚仁只身去了香港。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海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他这一去结果羁留港澳就是22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走完了最后的人生。

曹聚仁为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六次（据有关人士透露，实不止六次）被邀回内地采访，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多次接见他。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先让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及张治中将军等与曹聚仁会谈。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邀请他在颐和园夜宴。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写成文章，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第三版上，接着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发表了更加详细的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曹的报道中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并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作了长谈。毛泽东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很重视。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1959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前几天，毛主席再一次接见了他，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后来他在《南洋商报》发表了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每次回大陆采访，他还受到周恩来、陈毅等的接见，并作长谈，谋求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曹聚仁先生在50年代末曾向中共建议在金门重开国共和谈。披露这一密闻的是原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驻瑞士大使馆首席参赞、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徐淡庐先生。曹聚仁从1956年到1959年多次访问大陆，徐先生受周总理安排，每次都亲自陪同曹聚仁先生，密商国共和谈相关事宜。他也认为我们的国家有关部门，应该重视曹聚仁的研究和相关纪念活动,不能埋没他为祖国统一大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当时曾对笔者回忆说：

“过去由于政治的原因，我严守秘密，对曹聚仁为两岸和谈奔走一事，我一个字也不敢向外界透露。现在的形势很好，各界对曹聚仁曾为两岸和谈奔走的历史都很关心。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与曹聚仁有着一段特殊的交往。现在我的身体又如此不好，如果不将这段历史向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后人说清楚，我对不住曹聚仁先生，也对不起国家。我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要重视对曹聚仁的研究和宣传，这符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生前对曹聚仁极其重视的历史事实。等我身体稍有好转后，我再向组织调阅当时曹聚仁与毛主席、周恩来、陈毅的谈话记录及我写给中央统战部和中央调查部的报告和日记，将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的历史记录下来，作为对历史的交代，也作为我一生要完成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为此他还郑重题词：“我是曹聚仁先生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时的历史见证人，我有日记和照片可以参考。”他对我说：“曹聚仁在江西赣南时代，与蒋经国很熟，曹聚仁与蒋经国那一批人也很熟。曹聚仁曾对我说，有一位与蒋经国十分亲信的黄寄慈(曾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与曹聚仁都是省立浙江第一师范弘一法师的学生.)曾来澳门看过他。我们将情况向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汇报。毛主席定了假戏真做的原则，毛主席就是让曹聚仁作宣传。炮轰金门以后，他听了我们的意见后，曾写了一封信。我去广州以后，听他的汇报。陈老总（陈毅）对我说，他对黄寄慈讲，希望蒋经国派个代表团来，派人来谈判，国共和谈，让徐淡庐去当代表团的理事长，周总理看了笑了笑说，他不是徐淡庐，是汪淡庐，王淡庐，不是徐淡庐。当国民党的理事长，说他是胡说,他是有些乱想。毛主席与曹聚仁谈了38天，有意识让他透漏过去，我讲第三次国共合作，尽管可以放心，派人来谈。曹聚仁当时确实提出过一个意见，在金门举行国共谈判。我们是准备让蒋经国到金门来。曹聚仁说，北京派人去最好，如果不去，他去金门会见蒋经国。据我当时所知，曹聚仁并未去台湾。蒋介石、蒋经国派人去澳门与曹聚仁见面，我是相信有的。那时候去很方便，没有危险。”

曹聚仁晚年在写给胞弟曹艺、元配夫人王春翠的家书中披露了许多他为两岸和谈奔波的事实。

“本来，我应该回国去了，但此事体大，北京和那边（指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笔者注），都不让我放手。前几年，我能把局面拖住，可说对得（住，原无。笔者补）国家了。”“我何日动身，要等总理的指示！这两日，重要的客人都走了。我是等得这么久了。前天，碰到罗主任（指罗青长，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笔者注），他是这么说的。”“我目前责任重大，只要翠（曹聚仁原配夫人王春翠。——笔者注）到了海外，安安过日子，不要关心我的工作，不要多担忧就好了。我的工作，目前很重要，幸而没有大危险。你劝她不要替我担忧就是了。”（XX年10月5日致曹艺）

“我的写稿工作，乃是北京所指示的，面对华侨，当然不能一鼻孔出气，否则作用全失。我也想不到会变成全世界华侨的思想指路牌，所以，京中对我特别关怀。我的医病，也靠京中帮助的。我当然不能听织云（邓珂云，曹聚仁夫人。——笔者注）她们的意见，此间自有领导的人。”（1967年11月18日致曹艺）

“我替政府做事，或留或归，我是作不得主的。”（3月26日致王春翠）“我的事，一切等总理决定，我不敢自作主张。不过他对我的工作还满意。”（1963年12月20日致曹艺）“我最近很忙，本来26日回广州，因为那边（指台湾方面。——笔者注）要我留在香港，就迟延下来了。”（9月24日致曹艺）“我的工作，绝对保密。他们要知道，（指批斗曹艺先生的那些人。——笔者注）就问周总理去好了，这是总理吩咐我的。”（1966年7月22日致曹艺）“如你所想，因为，这一线并未断过，北京也叫我留在香港等接洽。这十年中，那边并未有什么动作，这就是我的力量了。”（5月24日致曹艺）“我的行止也要听北京的吩咐的。本来，我的行止是不许告诉你们的。”（1月21日致王春翠）“我在做的事，一直在拖着，因为世界局势时有变化。别人也只是挨着，做过婆婆的，要她做媳妇是不容易的。我只是做媒的人，总不能拖人上轿的。……我何时回北京，还未定。要等总理回来再说。”（1964年1月5日致王春翠）“聚仁奉命在海外主持联络及宣传工作，由统战部及总理办公室直接指挥……工作情况绝对保密。”（1967年11月8日致曹艺）“我目前是替政府做事，种种都是不可以随便的。否则，我还不回国吗？我有如一个哨兵，能够说，我不站在前哨吗？”（5月16日午致王春翠）

正如曹聚仁自己家书坦言，他是站在前哨的海外“哨兵”。他为祖国统一事业坚守阵地到生命的最后。

曹聚仁不计个人得失，不惧个人安危，奔走于两岸，无怨无悔，真正体现了中国大丈夫的气概。据说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两次找到曹聚仁，威逼利诱，劝他放弃参与两岸和谈任务，美方愿意拿出十万元美金，邀请曹聚仁到美国访学，曹聚仁不为所动。第二次，加码到二十万美金，曹聚仁仍拒绝赴美，坚守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为民族大义，客居港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可谓文场一战士，无忧亦无惧，慷慨赴义，在所不惜！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门逝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料理他的后事，亲拟他的墓碑碑文以“爱国人士”概括其一生，我以为是知者之言。罗青长也称赞曹聚仁曾“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曹聚仁从民族大义出发，心系两岸，苦盼统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乃中华民族真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真君子。那些蝇营狗苟的“台独”小人，一意孤行，我行我素，是该幡然醒悟，回头是岸了！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必定成为人人唾骂的民族败类与千古罪人，死无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