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务要点：合同加盖真(假)章，效力如何认定？

来源：法务之家

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在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

关于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如何认定其效力的问题，在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那么，如何判断合同上加按公章的问题呢？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41条规定：“【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司有意刻制两套甚至多套公章，有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甚至私刻公章，订立合同时恶意加盖非备案的公章或者假公章，发生纠纷后法人以加盖的是假公章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情形并不鲜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

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除《公司法》第16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已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要取得合法授权。代理人取得合法授权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被代理人以代理人事后已无代理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18次法官会议纪要《法定代表人加盖伪造公章的合同是否有效?》中载明：“在合同书上加盖公司公章的法律意义在于，盖章之人所为的是职务行为，即其是代表或代理公司作出意思表示。但章有真假之分，人也有有权无权之别，不可简单根据加盖公章这一事实就认定公章显示的公司就是合同当事人，关键要看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盖章之人为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理人的，即便其未在合同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其在合同书上的签字是真实的，或能够证明该假章是其自己加盖或同意他人加盖的，仍应作为公司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反之，盖章之人如无代表权或超越代理权的，则即便加盖的是真公章，该合同仍然可能会因为无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而最终归于无效。”

下面就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略作分析：

一、如何通过公章和签字来判断公司是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既要看签字，也要看公章。就签字来说，主要看他是不是法定代表人或有代理权的人；就公章来说，如果是真的，或在无法否定其真实性的前提下，就表明公司对合同内容的认可。1、只要法定代表人或有代理权的人在合同上的签字真实，即便在合同上未盖章甚至盖的是非备案公章，或能够证明该公章是其本人加盖或同意他人加盖的，表明其是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除《公司法》第十六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由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410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认定公司是否为合同当事人及合同效力，不仅要看公章的真实性，还要看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只要法定代表人或有代理权的人在合同上的签字真实，即便在合同上未盖章甚至盖的是非备案公章，或能够证明该公章是其本人加盖或同意他人加盖的，表明其是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由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反之，签字盖章之人如无代表权或超越代理权的，则即便加盖的公章真实，该合同效力仍然可能会因无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而受影响。”

2、不是法定代表人或有代表权的人本人签字，但所加盖公章是真实的，公司加盖公章就表明对合同有关内容予以认可。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最高法民终1147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虽然经鉴定豪都华庭公司签章处‘王海宁’的签字非本人所签，但豪都华庭公司印章真实。豪都华庭公司在定案单中加盖公司印章，即表明其对定案单中的工程造价金额予以认可。豪都华庭公司否认双方进行了决算并形成决算书和定案单，但没有证据推翻定案单中豪都华庭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亦无证据证明在定案单中加盖印章并非出于豪都华庭公司真实意愿。因此，一审法院采信该定案单作为认定案涉工程造价的依据，未予支持豪都华庭公司关于应通过鉴定确定案涉工程造价的主张，并无不当。”

二、合同一方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交于合同相对方的，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的无限授权，合同相对方在空白部分可以填写相应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申3112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雷鸿鸣主张其与福田雷沃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是伪造的。其曾在一份空白合同上签字，福田雷沃公司在《保证合同》关键处的改动及单方擅自添加妻子吴燕琼签字，并未征得雷鸿鸣的书面同意，因此《保证合同》是伪造的。本院认为，雷鸿鸣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交于合同相对方的，应视为对合同内容包括《保证合同》中保证事项的无限授权，合同相对方在空白部分可以填写相应内容。雷鸿鸣主张在一审时申请对《保证合同》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但该鉴定申请是由其妻子吴燕琼提出的，雷鸿鸣本人并未提出。吴燕琼不是本案当事人，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并无不当。”

三、合同上加盖假印章，如何判断合同是否发生法律效力？

1、当在合同上加盖印章是虚假的印章时，并不能完全排除合同内容就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是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综合签约人在签约时是否具有代表权，合同相对人对签约人的代表权是否进行了谨慎审查等情形进行判断，合同上公章的真假并非判断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唯一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民申3680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合同是否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综合签约人在签约之时是否具有代表权、合同相对人对签约人的代表权是否进行了谨慎审查等情形进行判断；合同上公章的真假并非判断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唯一依据。根据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借款合同》订立时，刘庆伟系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中诚信托公司审查了该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已经尽到了其合理注意义务。原审判决认定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中诚信托公司为非善意相对人、刘庆伟的行为系履职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由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承担，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2、即使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加盖的印章系假章，也不影响其职务行为的成立和公司对外责任的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最高法民申615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本案中，案涉《土石方剥离工程承包协议书》和《承诺书》以远洲公司名义签订并加盖远洲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有时任法定代表人王春玲的签字，《收据》亦加盖远洲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基于王春玲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其本案中使用的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即使为私自刻制，也不影响其职务行为的成立和远洲公司对外责任的承担。二审据此认定，王春玲以远洲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从事的上述行为为职务行为，远洲公司对此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对于假公章签订的合同，在实践中许多人存在错误的认识：1、只要证明当事人私刻公章、构成犯罪，公司就可对合同不认账。实际上伪造印章构成犯罪，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2、只要能够证明合同上盖的章是假的，公司就可以不认账。3、在涉及伪造印章等刑民交叉案件中，以为通过假公章刑事案件判刑就可以达到“一击致命”，彻底摆脱民事责任的目的。

其实：1、伪造印章构成刑事犯罪，并不当然导致所签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民申字第3402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湛江一建主张《租赁合同》上湛江一建及600mw项目部的印章均系梁化同私刻，不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应无效。但因梁化同与湛江一建之间存在挂靠关系，足以使白增江有理由相信印章的真实性以及梁化同得到了湛江一建的授权，故梁化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湛江一建承担。湛江一建主张租赁合同无效、其不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梁化同的询问笔录不属于新证据，亦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梁化同私刻印章涉嫌犯罪与本案租赁合同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审理也不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依据，因而本案无需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

2、伪造印章涉嫌犯罪，并不当然需移送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案件民事部分可以继续审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4）鲁民申字第715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关于本案应否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八达公司主张，吴悟华伪造印章的行为已超出民事行为范畴，不能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及第十一条的规定予以认定和处理。该《规定》第十一条的内容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从该规定来看，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法院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二是有经济犯罪嫌疑。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应属于经济纠纷，吴悟华有关私刻印章的行为可以另案处理，不影响本案民事法律关系的审理和认定。且前已述及，二审将吴悟华在本案中借款行为认定为表见代理并无不当，因此，对八达公司关于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及第十一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