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文明

技术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存在于一系列技术构成的技术生态中；文化也不是孤立的，它必定存在于诸多文化现象构成的文化生态中。技术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叠加与交互，才是人类真实的文明。

纸的历史，远比教材告诉我们的更为久远。

生活在东汉初年的蔡伦并非造纸术的发明者，他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改进了造纸术，他的伟大在于开启了基于书写介质的信息革命，大大加速了纸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应用。

1986年6月，甘肃省天水市出土了西汉初年的纸质地图，今天我们把这份地图称作西汉天水放马滩纸地图。它是迄今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对研究造纸起源、造纸用料、造纸技术等具有重大价值。

地图用墨线绘出山脉、河流、断崖及道路。绘法与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驻军图》、《区域图》相似。从笔迹看，山、水、断崖用软笔绘成，道路则用硬笔所绘。

经过分析研究，这片地图用纸原料为大麻，经切割、捣舂、制浆、沉淀过滤、挤压整平等工序制造而成。

从墓葬年代、纸张质量、工艺水平分析，西汉初年已存在书写用的纸张，而且质量较好、工艺成熟，达到相当高的生产水平，从这些因素推测，纸的出现可上溯到战国时期。

我们从历史教材中学到的蔡伦造纸术也与事实存在偏差，教科书上说造纸材料是“树皮、破麻布、旧渔网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编纂者缺乏实践经验造成的。

《后汉书 宦者列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一个是树皮，一个是树肤。稍加比较，显然“树肤”更符合造纸标准，树肤是龟裂的树皮与木质部中间的纤维层部分，而树肤、麻头、敝布与鱼网的共同点，都是植物纤维。

纸的出现与广泛应用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信息革命与教育革命，今天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在此之前，仍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回答。

这些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答，文明的根基就会动摇。

为什么要记载？

记载什么？

用什么记载？

这三个问题关乎文明的根源。

无知的西方学者把艺术的起源归因于模仿说、游戏说、表现说甚至巫术说，马列则把艺术起源归因于劳动说。

华夏先贤是如何解答这些问题的呢？

《周易·易传·系辞》：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尚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

《礼记·礼运》中说:“人者,天地之心也。”

在“天地之心，万物之灵”的定义面前，西方学者的那些乌七八糟的解释简直是对人的亵渎。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

为什么记载呢？因为华夏文明是天启文明。

天文是华夏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源头，而要掌握天道的规律，则需要千万年如一日的测量、记录、总结与实践应用。

《虞书 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天体运动的规律性，使得整个民族以社会生命体的方式跨越漫长的岁月，千万年如一日地测量、记录、总结，慢慢地掌握了天道规律，并把天文观测的技术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

从刻石到结绳、从甲骨到竹木简，前赴后继的华夏先祖们记载了满天星斗的运转，见证了一季季稻麦菽豆的播种收割，一座座村落城郭的繁荣兴旺，一代代君王的更替兴衰。天文历法之外，他们记载的还有人类族群作为社会生命体的经验与教训，这些经验与教训被称作史。

理解了天文与史书的前后传承，也就理解了人类文明史的脉络。

记录已成了华夏民族刻在灵魂深处的文化自觉，而记录的内容虽然慢慢地由天文倾向于人事，华夏民族对上天的敬畏却从未改变。

技术与生产能力的变化必然会带来信息交流密度的变化与信息载体的变化，在人类文明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从壁画到刻石、从结绳到甲骨，从青铜到青简，从布帛到纸张，斗转星移，一代代演进，一代代传承……

再回到纸缘何产生这件事情上来，它注定必须植根于肥沃的技术土壤与文化土壤之中。

在纸产生之前，华夏民族记录信息、传播文明的文化载体已相当发达。睡虎地海量秦律书简的出土，显示了在当时技术条件下法律条例的普及程度，而“韦编三绝”的典故，则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简册书籍的生活化场景。

虽然考古学者推测最早的纸可上溯至战国时期，但纸的雏形应该更为久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在华夏民族的历史中，桑麻的种植史几乎与文明一样久远，植桑为了养蚕制丝，种麻为了绩绳织布。

纸的最早雏形，就与蚕桑传统有关。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发现煮茧缫丝有利于提升蚕丝的质量，而那些漂浮在热水中的碎茧丝絮在失水后形成的柔软片状物，就是最早纸的雏形。

《史记·陈涉世家》:“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

在纸出现之前，丝绸制成的帛已成为高价值文书的信息载体。相对于厚重的竹简，除了单位质量信息密度高，其轻便柔韧易携带的优点也尽显无遗。但是缣帛高昂的成本显然无法使其成为普及性的信息载体，在信息密度不断上升的秦汉时期，纸的出现与社会化应用才成了时代的迫切需求。

只有当书写工具从刻制甲骨的刀笔转向书写竹简的毛笔，再从笨重的竹简转向信息承载密度更高，便于携带却价值不菲的缣帛之时，纸才真正迎来了它的时代。

纵观华夏文明信息载体的变迁史，除了金石与甲骨之外，无论是结绳还是简帛纸张，信息载体的取材都与华夏民族的桑麻传统有关。

神州的自然禀赋与物产，决定了华夏民族的桑麻传统，也塑造了华夏族群的技术生态。

从西汉初天水放马滩地图用纸的技术流程，再到蔡伦优化造纸工艺，直到成为中国古代造纸巅峰的桑皮纸、楮皮纸。其材料与工艺都是一以贯之，在前人基础上不断优化与发展的。

华夏民族开创的造纸术，直到今天，其文明脉络，一步一步，无比坚实，无比清晰，虽历经岁月，印记宛然。

当我们用同样的标准审视莎草纸与埃及文明的时候，他们为何而记，记什么的问题很快就陷入了神秘主义，而与之相关的技术生态与文化生活也显得扑朔迷离。

天狼星解决不了埃及文明源头的问题，只好让这个遥远的文明消失在岁月的流沙之下。但是作为信息载体，我们却能从莎草纸与泥版文书上的内容，回答古埃及、两河文明为谁而记的问题。

支撑起古埃及与古巴比伦文明的，是象形文字、楔形文字、泥版、石碑与莎草纸上所承载的信息，而对比这两个古文明之后，我们却发现这两个古文明是如此的相似。

古埃及与古巴比伦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古埃及、古巴比伦、连同《圣经·列王纪》中的王朝世袭，都仿佛是同一段历史的克隆摹塑。

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或用象形文字，或用楔形文字，或用石碑，或用泥版，或用莎草纸，都在强调其世代罔替，都在强调契约律法系统。

古埃及由拿破仑的大军发现，而1904年发现古巴比伦的，同样是法国人。

虽说无巧不成书，但书是人写的，写书是给人看的。

同样发现于法国人之手，那么，那些重复与突出的内容，正是法国殖民者借古迹之手，向世界传达的真正信息。

想到了解历史的真相，首先要了解相关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态与时代使命。

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正在面临那个时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殖民与工业革命的完成，欧洲确立了全球新秩序。

全球新秩序确立之后，欧洲殖民者不止要统治世界，还要塑造世界，塑造一个以欧洲为人类文明中心的新世界。

这个新世界的建构，是从社会制度的建构开始的，表现为以《拿破仑法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法权社会。

因为不符合把欧洲塑造为人类文明中心的人设，在真实历史中，欧洲真正的文明源头是不能公之于众的，所以需要就近创造一个文明世系，一个律法传统。

基于这一需求，欧洲殖民者们就近把埃及、两河和希腊装修成自己的祖坟，并配以与鬼设相应的祭品。

暴发户富了就要修祖谱，梵蒂冈同样不能免俗。

《新约·马太福音》：”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马太效应同样是资本主义法权在宗教中的投射，把人吃人的资本秩序解释为神的旨意。

在这一社会巨变过程中，有中世纪漫长黑暗历史的欧洲教廷也要强调自己的世系传承，增加君权神授的可信度，于是就有了圣经的列王纪。

在 生产 力水平不 发 达的 古代，坐拥膏腴之地的神州， 素有集体意识、家国精神 、 圣王先 贤 绵延不绝、广土巨族 的华夏 尚且 走的 艰难无比， 黄沙漫天 、 人烟稀少 、物产 不丰 的游牧民族如何创造辉煌无匹的文明？ 古 埃及、古巴比伦跨越 数千 年，且有文字传承的 世系更替，需要什么样的 资源 禀赋 与社会生态才能 承载？

那么，欧洲文明的真正源头在哪里呢？

2018年10月18日，奥迪英戈尔施塔特孔子学院中德历史研究项目丛书的第一本书籍出版，书名为《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汽车》。戈尔德•特莱菲尔博士研究发现，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于1676-1678年间，在北京发明了蒸汽四轮汽车。

从这些名为传教士实为科技间谍一向的行径来看，汽车显然不是传教士南怀仁发明的，他不过是在得到明代官方技术资料与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复原了这部汽车，这部汽车甚至可能原本就是明人的遗作。

随着越来越多的明清史料被 披露，我们不难发现，蓬佩奥所说的“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竟然是近代欧洲的祖传秘方。

结合近代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与结果，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以 《远西奇器图说》为代表，那些传教士口授，中国人笔译的作品，都是倒果为因式的历史塑造，以掩盖华夏是近代欧洲的技术源头。

稍晚些时候，经欧洲在华传教士的动员，以沈福宗、黄嘉略、樊守义为代表，这批鉴真东渡式的文明西传者，奠定了欧洲文明社会的制度建构。沈福宗是路易十四的顾问，黄嘉略是孟德斯鸠的老师，而樊守义是梵蒂冈教皇亲自册封的神父，在梵蒂冈工作9年。

孟德斯鸠—拿破仑法典—资本主义殖民地法权—构建欧洲现代文明的远古传统。

这和古埃及、古巴比伦有什么关系呢？

古埃及、古巴比伦承载着欧洲在全球殖民霸权基础上，真正成为人类文明中心、成为国际新秩序领导者的使命。

这个使命一是掩盖欧洲真正的文明源头，二是就近发现文明，发现文明传统，进行本土文化建设，而这种文明必须契合把欧洲塑造为有悠久文明传承，人类文明中心的现实需要。

之所以会出现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是为了隔离华夏文明与波斯文明的需要，就近用近代技术与工具，在黄沙漫天的蛮荒之地建造历久弥新的文明废墟，作为移花接木的文明跳板，再加上非洲人类起源中心的学说，确保地中海成为人类文明的中心。

所以不只是康有为会玩托古改制的把戏，欧洲强盗们同样玩得精熟。

华夏的历史真实可信，是因为华夏文明的基石采用的是天文刻度，是现实生活的纪录 。

欧洲因为缺乏厚重的历史 ，只能从别处转录建构，而文明并非是要光得光的唯心存在，所以转录的作者无论如何掩盖，从无一例外“绝后”的“文明废墟”上克隆出来的木乃伊文明身上，仍能看到他爹的影子。

睡虎地秦简主人“喜”的故事，帮我们洗脱了秦法“暴苛”的印象，通过对简册的解读还原，我们看到了秦法承载的公平正义的法制精神，同时也充盈着乡土社会人性的光辉。这是华夏天道文明与王道文明所决定的，是文明秩序的体现。

文明不是少数贵族与精英集团的专利，它同样囊括以社会生命体存续的族群、以自然生命体存在的地理、物产、气候与环境。华夏文明之所以是天地人一体的文明，因为个体与族群、自然原本就不可分割。

在文明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中，华夏民族塑造了服务于人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秩序。这正是文明的真义。理解了这一层，也就能明白为何作为秦吏的“喜”把秦律视作最为珍贵的物品，以至于要带入灵柩，永世相伴。

相反，西方文明的基础是永无止境的私欲，是少数人垄断物产、财富甚至人口的私有秩序，在不同历史时期，它表现为教权、王权、殖民地秩序与资本秩序。为了强化这种基于私有制的垄断秩序，它把法律改造成了维护私有化暴政的武器与信仰工具。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用古埃及的罗塞塔石碑、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强调欧洲周边区域的奴隶制契约精神与法制传统。

全世界曾把信奉自由民主的美国视作人类文明的灯塔，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以拿破仑法典为代表的法兰西帝国才是自由女神诞生的地方，那时的法国才是西方最早的灯塔。

因为战争、财政等诸多原因，欧洲殖民者为塑造人类文明中心而设计的七大奇迹只有金字塔等少数文化工程付诸实施。

历史是现实的影子，很多时候，历史是基于现实需求的建构，而这种就近发明历史传统的目的，只是为了巩固欧洲的殖民霸权，只是为了广大殖民地奴隶的子孙们接受宿命的传承。

一个撕裂的、对立的、满足少数人贪欲的社会群体，“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又怎能看到天道的轮回，怎能会以造福社会作为使命？又怎会有远大的发展目标？

丛林法则是冥顽不化的兽群文化哲学。它们既无和平发展的意识，更无和平发展的能力，掠夺与奴役就是它们社会生活的全部。当世界瓜分完毕之后，欧洲列强自己陷入了无休止的长期战争，而战争的结果，是欧洲最终失去短暂的世界文明中心位置，回归到大陆的边缘，回归到历史与文明的常态。

不作恶，就无从享乐。作恶越多，崩溃越近。今日欧美的种种乱象，让我们真正看到了人类文明的曙光。

通过发明历史获得文化自信、甚至领导权，法国人并不孤独，美国人的好莱坞英雄用拯救地球的方式骗取霸权合法性，而今天的土耳其与韩国，正在青出于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人类社会是分工协作的社会生命体，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公平公正的公共秩序，才能让人类社会在文明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从岩画到刻石，从纪绳到甲骨、从青铜到青简，从绢帛到纸张、从光盘到硬盘，信息的载体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但天道与传承从未改变，所有纸上的文明都是现实文明的映射，而真正的文明，从来都不惧时光的洗礼。

随着华夏文明的复兴，人类社会再次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这次改变，是对西方主导的以私有制与奴隶制为基础的伪文明的总清算，是华夏天道文明的回归，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向大同社会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