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困境：中国在拉美资源开发中的原住民问题

【编者按】本文为大外交智库创始人授权“秦安战略”平台独家原创刊发，转载自公众号“库智交外大”。作者马中南，大外交智库大外交智库《智本青析》实习评论员。

前言

中国在拉美投资开发规模越来越大，这也暴露出越来越多值得关注和分析的问题，包括因政局不稳带来的政治风险、因语言与距离的隔阂带来的法律风险、资源民族主义与原住民问题、属地化管理问题等等。这篇文章中笔者将着重分析拉美地区资源开发中的原住民冲突问题。

拉美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从殖民时期起拉美就依赖资源开发实现初步发展。此后至今，拉美始终无法摆脱“资源魔咒”，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对拉美的跨国投资开发依然是拉美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拉美土著民族也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因其拥有独特的历史经历、现实境况以及生活哲学，土著居民与跨国资源投资开发活动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摩擦。

一、拉美双重历史特质

（一）榨取主义的“魔咒”

拉美的经济发展优势显著，以矿产资源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尤为丰富。现代工业所需最基本的20多种矿物资源的绝大部分在拉美都有储藏且有些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列。例如墨西哥已探明石油储量达103亿吨，委内瑞拉拥有80多亿吨。巴西的铁矿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2位；智利铜储量居世界第2位，秘鲁居世界第4位。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锂三角”国家还拥有全球“白色黄金”储量的近58%。（有“锂”走遍天下：拉美锂矿产业的发展）

拉美“锂三角” （图源@Diálogo Chino）

但也正因如此，拉美经济发展很难跳脱资源的“魔咒”。榨取主义（Extractivismo）政策及其实践在拉美有着悠久的历史，资源开采与出口始终在拉美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对现代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和进步左翼政府的上台，传统的榨取主义已经演进成为一种“新榨取主义”（Neo-Extractivismo），政府影响力加大、跨国公司权力受限，但拉美依然无法摆脱对开采的依赖，延续了以侵占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发展方式，这也始终伴随着环境与社会问题。

（二）原住民的历史与现状

在拉美，土著居民群体（Los Indígenas）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在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家其比例尤其高。而土著群体难以磨灭的苦难的历史印记依然对今天的投资活动产生着深刻影响。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殖民者就为了黄金白银的开采来到美洲。他们破坏了原住民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大肆开采矿藏直至枯竭，并对原住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劳动甚至是奴役。今天位于玻利维亚的波多西银矿（Potosí）就是最真实的见证，而今天在拉美土地上的矿产开发与投资建设，显然是刺痛了原住民内心最敏感的地方。今天，土著人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缺乏受教育的机会、健康良好的工作，虽然他们的土地上拥有资源，但他们却不能享受到资源开发带来的红利。对于土著人来说，跨国公司的投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其资源与土地的新型掠夺。

波多西银矿 （图源@中国国家地理网）

二、跨国投资中的冲突

我国企业因为跨国投资资源开发与原住民之间的冲突屡见不鲜。在厄瓜多尔，我国企业项目米拉多铜矿（Mirador）被视为海外矿业工程里程碑，而在原住民口中却鲜有好评；中石油计划勘探开采的新石油区块则位于亚马孙雨林深处世界闻名的亚苏尼国家公园（Parque Nacional Yasuní）内，原住民组织克丘亚（Los Quechuas）联合会甚至决定起诉这两个项目。此外，我国安第斯石油公司还在厄瓜多尔拍下了两块恰好处于亚马孙河原住民萨帕拉人领地的油田进行开发，而萨帕拉族曾经明确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过对领地石油开采的反对与不满。加之我国部分企业在环境治理上投入较少、标准较低，其面临的开发阻力巨大。

米拉多铜矿 （图源@矿冶园）

在秘鲁，首钢秘铁陷入“劳工纠纷”泥潭，不仅蒙受大量经济损失，还严重损害了企业的社会形象。在秘鲁人的印象中，首钢对工会一贯采取强硬态度，而没意识到尊重当地工会的权利。同样，紫金矿业在秘鲁的白河铜矿项目也深受资源冲突的困扰。早在紫金矿业2007年购买该矿股权之前，当地原住民已经与矿业公司发生过冲突。而当紫金矿业接手白河铜矿时，中国员工并不了解当地原住民的想法，缺乏改善与原住民关系的动力和努力，结果原住民与企业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冲突进一步升级，风险至今仍然存在。

三、冲突原因分析

（一）物质层面的利益冲突

原住民作为美洲社会最边缘化的族群之一，在跨国矿产开发的过程中损失最大的显然是物质利益，这也是原住民族组织起来进行反抗的直接原因。在资源开采之后，贩卖土地与经营权的政府、获得资源与产品的企业是最大的赢家。而作为土地原本的拥有者，土著居民一方面承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使得原有的生活方式发生剧变，原有工作方式难以为继甚至是失去土地的后果；另一方面又不能得到足够的补偿，仅有部分政府象征性的有限物资补偿。更有跨国公司会将水资源占为己有，使得原来靠水吃水的原住民用水、饮水都要交钱购买。利益的冲突是本就面临生存困境的原住民无法接受的，因此冲突便会一触即发。

（图源@必应）

（二）哲学层面的根源性对立

原住民与投资开发之间的冲突，存在更广泛更深刻的原因。其背后是对发展的根源性定义不同，是一种哲学层面的冲突。原住民秉承“Buen Vivir”（美好生活）的生活哲学，尽管这种哲学被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政府化用作政治口号，但因其是由诸多土著语言翻译成为西班牙语的，许多原本内涵在翻译过程中是不可译的或者丧失掉了。笔者认为“Buen Vivir”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发展哲学，比如土著文明中的Pachamama（大地母亲），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而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拉美，任何形式的发展都是以人为核心的，因为“发展”本身就是受以人为中心的西方哲学思想指导的，财富不会凭空产生、对资源和土地消耗被视作是必不可少的。

Pachamama （图源@iQuilibrio）

因此土著群体愿意牺牲经济增长来保护环境，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拥有根本上冲突的生活哲学，他们的环保发展观也是最为激进的。笔者认为原住民的生活哲学是现代主流发展观中的“乌托邦”，其激进程度远胜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等任何主流替代发展思想，与西方定义下的发展观根本对立。而正是因为冲突的根源性和不可调和性，土著人群的想法不被尊重和倾听、没有相关政治参与权和决策权，只能如同几世纪前一样顺从另一种强大的发展秩序时，他们便会走向反抗，产生冲突。

结语

国家发展对资源开发的依赖与原住民群体的特点等共同促成了投资过程中的冲突与摩擦。因此作为企业，要充分理解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需求，尊重与理解相关族群的文化与生活哲学，改善企业形象，清除“新殖民主义”的抹黑，充分实现“民心相通”；要充分保证好工程前中后的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讲求社会效益；要充分提升应对投资环境的抗风险能力，制定完善的调研机制，充分考究原住民领地的法律法规、土著保护政策等，与此同时对游行示威、原住民暴动等可能存在的突发事件与隐患做好准备。只有真正做到全面的理解、全面的准备，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与原住民问题和解，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