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政策终于起步：发展双语教育的重点是以英文为主、母语为辅

1959年开始重视第二语文

1959年9月，我们通过教育部的文告，通知全新加坡英文学校必须重视 第二种语文，即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文告指出第二语文与任何其他 科目有同样重要性。校方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促进学生学习第二种 语文。

接下来几年，我们大量增聘英校华文教师，从1959年的336人，增加 到1963年的605A,并继续增聘更多，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加强英校生的华 文教育。

我们积极发展第二语文教育，是基于“四种语文源流平等待遇”的原 则。一如1955年立法议会所委托各政党华文教育调查报告书建议，送儿 女到任何一种语文学校就读，是家长的抉择。政府的责任是尽其所能， 筹措公款以建设校舍与招聘教师，以满足家长的愿望。

1966年，新加坡所有114所政府及辅助中学，包括工艺及职业学校都 教导第二语文。到了 1969年，所有中学生都需要在中四会考参加第二语 文考试。

这个做法让新加坡的英校生除了英文，还掌握第二语文，让华校、马 来校和印校等母语学校，除了自己的母语，至少掌握英文作为第二语文。 只有这样，新加坡才是真正一个名副其实的多元种族与多种语文的 国家。

为了重视语文，从1963年起，我们把小学离校考试第一语文的分数 调整至占双重比重。当时第一语文指的是各源流学校的教学媒介语。华 校是华文,英校是英文，巫校是马来文，印校是淡米尔文。

对第二语文最重大的发展是教育部宣布从1973年起，提升小学离校 考试第二语文的比重至与第一语文相等的双重比重。为了不妨碍分流制度的公平性，语文双重比重的措施在1985年取消。

由此可见，当时政府对于推行两种语文的教育政策是非常坚决的， 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

配合这股全面推动第二语文教学的运动，1973年，我宣布把我平日 受邀到海外演讲所获得的讲学费，全数让教育部每年用来颁发“总理书 籍奖”，给全国中小学两种语文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借以提高重视双语的 意识。后来，这项书籍奖扩大到初级学院的高中生。

1975年发现双语教育成绩令人沮丧

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我们开始了大规模普及教育的行动。从1959 年到1965年独立的六年，我们为教育投进了6亿5400万元，兴建了72所各 类型学校，平均每个月一所。提供了 12万5000多个学额，普及小学教育计 划逐步实现。

1965年至1975年，我们大力推广第二语文教育。英校和华校第二语 文及格率大幅度提高。从1969年至1974年，英文小学华文第二语文及格 率，从20%提高到58.9%,华文小学英文第二语文及格率，从32.3%提高 到52.3%；英文中学华文第二语文及格率，从10%提高到59.8%,华文中学 英文第二语文及格率，从32.3%提高到36%。

然而这段波澜壮阔、为了建设公平又上进的国家所展开的全民教育 运动，并不完全成功。初期的磕磕碰碰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大量建校、第 二语文及格率普遍提高的数字，不能掩盖这段时期教育工作未达理想 之弊。

为了扫盲,为了普及教育，为了应付华、巫、印校生普遍流向英校，我 们大量招聘教师，满足了数量的需求，却没有照顾到教师的素质。

吴庆瑞1979年在展开向外国招聘400位英文教学专家的时候说，太 多的华文及马来文源流学生转入英文源流，造成了英校没有足够师资、师 资没有素质的不幸结果。当时英校大多数教导英文与英国文学的教师，并 没有受过教导这些科目的特别训练。教育部为了应付英校学生不断增加的压力，大量招聘教师，却无法兼顾教师的素质。

当时2588名中学英文、英国文学及普通试卷的教师，只有261名或大 约10%有大学英文系普通学位，绝大多数教师是非大学毕业生。550名非 大学毕业教师在教中学高年级及大学先修班。理想上，教导这些年级的 教师都应该拥有英文系或英国文学系的大学学位。

另外，积极推行两种语文兼重视数学科学和技术的全面教育，也引 起很多学生掉队。当时1000名小一生,长大后，平均有206名在还没有获 得任何有用的学历证书和技能之前，便退学离校。退学率之高，令人忧 心。大多数退学的学生，都怀着一种不完满和受挫败的心情离校，这种感 觉，导致他们日后有了少年犯罪的行为。

我们1000名小一生，只有440名在10年后能升上中四。而其中仅有106 人能考获O水准考试三科或三科以上及格，及格率只有10.6%!这个教育 耗损率之高，令人震惊。

1974年度全国小学离校考试，7万1049名考生，只有4万2152名及格， 59.3%的及格率让人沮丧。六年小学教育，只能栽培出不到60%够水准升 读中学的学生，淘汰了40%的学生，绝不能算成功，至少距离理想境地还 很遥远。

1975年，在克服了国家比较迫切的问题之后，我开始亲自关注教育问 题,我进教育部当了四个月的教育部长。要解决教育部的问题是一个错综 复杂的困难过程，从小学到大学都是问题，加上四种不同语文源流，师资 不足,课程发展结构差劣等等，都令人头痛。

教育部长一直不是受欢迎的职位。杨玉麟从1959年6月至1963年10月 担任教育部长，历时四年又10个月。然后，王邦文接任。王邦文从1963年 10月至1970年9月担任此职，共七年。林金山从1970年9月至1972年9月接 任，李昭铭再从1972年9月到1975年6月接掌。

之后李昭铭去了南大，我叫杜进才接掌教育部，并叫蔡崇语在他监 督下掌管这个部门。但杜进才说：“要么由我全权掌管，要么不！ ”在这种 情况下，我只好说：“好,我来管就是。” 14天后,我宣布出任教育部长。

1975年，教育部换部长如走马灯。6月李昭铭离开，杜进才接任13天 后,我接手四个月，蔡善进于1975年10月20日再从我手中接过棒子。

亲身去到教育部，才发现我一直全力以赴的双语教育成绩，实在令人 沮丧。

1975年国防部对受英文教育、中四会考及格的国民服役人员的英 文识字水平进行调查，发现能足够应付日常英文需要的人，只有11%。这 显示大多数人在离开学校后，英文便退步了。国防部另一项英文程度测 验,发现英文源流学生的及格率是64%,而非英文源流学生的及格率只有 4%。英文作为第一语文和作为第二语文之间程度的巨大差异，正摆在我 们眼前。

虽然我们有接近20年双语教育的努力，但是新加坡学生这样的语文 成绩一点都不光彩，必须进行改革。

新加坡20年语文教育的失败，我认为是受到政治斗争干扰。幸运的 是，它没有损害经历过这个大动荡时期的极大多数学生。有时我又因为 内疚而感到阵阵的痛苦。使我内疚的是我们过去没有做得更好。因为我 相信，如果我们一路来能更好地抗拒那些语文问题上的压力集团，而让 学生按照自己的学习进度去专修一种语文，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那么我 们的学生，至少有三分之一会通晓至少一种语文。

我经历了四年时间，才把学校问题整理出一个头绪来。1979年，《吴 庆瑞报告书》发表后，经过了一场辩论而被接受。报告书提出了种种对新 加坡教育制度的基本改革建议，对后来新加坡人力的培养和发展，产生了 极大影响。

华校从兴盛到没落

华人重视教育，过番南来，有钱的华人办起学校，照顾华人子弟获得 自身语言文化的教育。他们所设立的华校，数目有超过百所之多。其中大 规模如华侨中学，设备良好,历史悠久。也有小规模的，很快就关闭。华校 一般由社团会馆、宗教团体组成董事会筹款来维持和管理。

华校全盛时期是1945年后和平初期，当时华校草草复办，一切因陋 就简，师资十分匮乏，学生却如潮涌至。学校分上午班、下午班和夜学班， 即使把一所学校化为三所，也不足以容纳排队入学的华人子弟。

华校学生人数众多，主要是经过日据时代三年八个月的停顿，原本 应该毕业离校的学生还停留在三四年前的学习阶段，后来出世的儿童又 纷纷达到学龄而追了上来，以致大家都挤在一起。

那时候的华校，像战前一般，都是私立的，只由政府依学生人数发 给微少津贴，有的华校则分文津贴都没有。相反的，英校则全部由政府维 持，即便是津贴，数目也超过华校十多倍。即便如此，华校生人数还是远 远超过英校生。

然而，时移势易，华校生人数虽然逐年仍有增加，英校生却增加得 更快。家长为子女选择受教育的语文源流，是取决于语文的经济价值。假 设当时华文的价值高，东南亚华人社群之间的贸易往来都使用华文，那 华商银行也会继续使用华文。因此，最终影响家长选择的是就业机会。如 果不会英文，就无法在新加坡找到工作，因为英文是政府的行政用语， 英文是新加坡人的共同语言，不会英文是不行的。学习语言是为了讨生 活，不是基于文化理由。到美国，学的是英文；到德国就得学德文，要不 就无法谋生；到俄罗斯就学俄语,情况就是这样。因此华校在新加坡没落 是可以预期的。

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之初，曾多方扶助华校。我虽然是个英校生， 但是我和华校生一样热切渴望保留华文教育的精髓。我明白华校生求职 困难，所以上台执政后，多方为他们打开门户找出路。

我要求马来亚大学开设大学先修班让华校毕业生攻读，我让政府部 门录取南大毕业生的人数，超过马大生。我提供奖学金给优秀华校毕业 生到新大和外国深造，我给优秀南大毕业生奖学金到外国读研究院。

然而，华校生普遍英文不强，这是谋生的最大问题。我自己虽然把孩 子送进华校，但是我明白在华校读书的学生,如果不把英文搞好，以后很 难适应国家的需要，不容易找到工作。当年，每年有6万个孩子进入小学，

其中4万人选读英校，华校必须研究这个问题，改善教育内容和教学法， 否则没有前途。

华校面对的最严酷考验，就是必须面对事实，改变自己来适应环 境。我问华校教师、校长、华校毕业生和南大毕业生，能否面对事实，敢 不敢承认单是念华文，是没有办法，也不方便在东南亚谋生。

我曾经指出华校具有许多优点，但这不等于说华校没有难题，怎样 提高华文教育的程度，怎样使父母对华文教育有信心？语言对于华校固 然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华校生可以追上。华校面对的另一 个难题，是纪律问题，特别是在中学里面，常常生事，以至于校长、教师都 不能控制秩序。1961年12月，为了华校三三制改四二制，华校有一批学生 罢考，他们也强迫其他学生罢课，结果教育部的数字证明，在1962年，进 入华校的学生突然减少，这说明了这家长对华校经常闹事，心里感到 不安。

为了给华校生打开更多进大学的门户，也为了鼓励新加坡大学录取 更多华校生，来影响新一代新大生，使他们具有文化素养,而不是变成文 化消失的软弱无劲的一代，我鼓励新大招收更多华校生。但为了防范不 守纪律的某些华校生进了新大，像老虎鱼、白狼鱼一般，把新大所有的 黑鳍鱼和神仙鱼吃光，我要为新大作好防范。

同时我又不要见到华侨中学、中正中学、南洋大学的局面，在新加 坡大学重演。联邦政府也于1964年9月发表文告宣布，在1964年内部安全 （修正）法令的条款规定下,学生必须从所居住地方的州教育司长或提 学司取得一张适合入学证明书（大学入学准证），才能进入任何一所高等 教育学府读书。

这个大学生入学必须出示“大学入学准证”的措施，直到1978年，涉 及颠覆活动的中学生减少到微不足道的程度，才宣布取消。

随着1984年教育部宣布从1987年起，除了特选学校，全国学校以英 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统一源流，最后一所以华文为第一语文 的华校于1986年关闭。这昭示了自1911年以来，曾经兴旺一时的华校，无

论政府兴办的或私人兴办的，终于在新加坡教育史上完成历史任务。

很多人认为是人民行动党消灭了华校，其实，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危 机早已存在。20世纪中，二次大战后，华校学生虽然逐年增加，但英校却 增加得更快。是政治的现实和生活的现实左右了华文教育的命运。

1984年当我们宣布1987年起统一源流，以英文为第一语文，华文 为第二语文，很多人很担心。黄祖耀说希望学校华文和英文的课时各占 50%,我说好，你来办。我给你四所学校，你试试承办，不管招收什么学 生，后果由你负责。他马上打退堂鼓。他要政府承办，我说不，那荒谬极 T,这涉及到政治。任何人都需要一种语言作为主要用语，才能快速地获 取所有的信息。同时具备两种语言，这样接收信息的速度会变慢。

黄祖耀想英文和华文课时各占一半，既可以保留华文也保留英文。当 时人人都想充当华文捍卫者，大力拥护华文和中华文化，因为这项主张很 得人心，其实却是行不通的。

我最近遇到他，问起家里的语言状况。他说和孩子能以华语交谈，不 过他们的工作用语全是英语。他和孙子讲华语，孙子却以英语回答。现在 他明白要双语都强是办不到的，我从孩子学习双语的过程，一早就知道是 不行的。

我三个孩子在华校从幼稚园读到中学毕业。显龙在公教中学读到高 中毕业，再进国家初级学院读一年高中英文课程。女儿玮玲想念医科，认 为没必要在高中用华文学习医学术语，进大学再改英文学习。幼子显扬要 念工程，高中以华文学习工程术语，进大学再转用英文也亳无意义，因此 后两个高中都进了英文源流。上了高中，他们也完全不看华文报了。因为 功课实在忙，应付不来，没有办法再兼顾华文。

我告诉我的华文老师周清海教授这个情况，他不相信，执意要孩子 接受百分之百的华文教育。我说，你看着吧，他们到了高中就不会再看华 文报。果真到了高中，他的孩子一个接一个都不看华文报了。高中生得 和同学以好成绩竞争大学奖学金，要兼顾中英，必然吃亏,事情就这么简 单。人生就是这样，谁不同意我的看法，显然是人生阅历还不足。这个课题的争议只存在于那一代人，而且也止于那一代人，现在的情况怎样，大 家都很明白了。

即便现在有很多中国新移民到新加坡来，他们也是来学英文，他们 根本不想新加坡把华语变成共同语。他们就担心孩子在这里求学，英文 水平落在他人后头，上不了最好的中学，拿不到奖学金，上不了好的大 学。我妻子生病的时候，负责照顾她的两个来自中国的护士，终日担心自 己的孩子英文不够好，我请蔡志礼把附CD光碟的英语童谣书本借给她 们，她们高兴得很。

1984年宣布从1987年统一源流，没有了华校，很多受华文教育者对华 族文化的前途也深感忧虑，担心我们从此失去文化的根，我却不这 样想。

我认为华校不存在，并不表示华文将在新加坡消失。我不相信我们 不以第一语文水平来教导华文，便会失去文化的根。语言和文化有关联， 却不等于文化。一个种族的语言和文化必须不断变革，才能解决新的问 题。事实上，一个种族的语言和文化的潜在力，是在于它能否帮助这个种 族随机应变，适应时代需求。

宗教是价值观或文化领域中最坚强和最持久的一环。基督教徒把 《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 文、华文等几百种语文，使基督教传遍世界各地。不论用什么语文祈祷， 他们的信仰都是一致的。这说明了传达思想的媒介或语文尽管不同，它所 传达的思想内容却是持久不变的。

我同时也不相信新加坡会变成一个单纯讲英语的社会。新加坡老一 辈大多数不会讲英语，年轻一代大多数会讲华语，并且也将继续使用华 语。我们必须做到的是继续创造说华语有利的环境。

我认为华族文化的前途，不能只依赖对爆竹声和特制的新年糕点或 食物的美好回忆。在我们的生活中，应该还有更多基本的华族文化特质， 如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父母和子女的权利 和义务，这些都是文明社会继往开来的关键要素。一旦男女草率离婚，他们的子女像足球那样，被踢来踢去，那时，即使我们会说华语，甚至还能 引经据典也没有意思。华人把社会和家庭利益放在个人之上，还有孝敬 父母、奉养父母等富有意义的华人传统价值观，才是更值得保留的。

保存华校精华

1977年，报名1978年度小一的新生，只有10%选进华校，比1976年的 14%,又减少了4个百分点。华校逐渐消亡，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我于是 决定了扶助华校的行动,试图从中保存华校的精华。

教育部决定从1978年开始，调派一些好的英文第二语文教师到28所 华文小学和14所华文中学去，以加强这些学校的教学。政府决定这么做 的目的是要设法保留好的华校。

我明白由母语源流转向英文源流学校的大势是难以缓和的，因此， 政府正设法保留好的、有历史性的华校，希望能加强他们的英文教学和 提高英文程度。

1978年我们又宣布为68所经过挑选的华文小学增设为期一年的启 蒙班，这种注重儿童身心全面发展，华文和英文教学各占一半，从小同时 学两种语文的学前教育，希望能帮助华小每年吸弓14000名5岁新生。

这项计划受到家长热烈响应，这使教育部决定于1979年招收6000名 启蒙班学生，比原定的4000人增加50%。

1978年12月，教育部再宣布一项选择九所历史悠久、基础良好的优秀 华校，进行特别辅助的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要把九校发展成为名副 其实的双语兼优学校。

被选定的九所优秀华校是圣公会中学、公教中学、华侨中学、中正中 学（总校）、圣尼各拉女校、南洋女中、海星中学、德明政府中学及立化政 府中学。它们不但具有华族文化传统、卓越的学业和课外活动成绩，还有 完善的设备、敬业乐业的教职员和优良的校风，而且是家长所重视的 学校。

《吴庆瑞报告书》

1975年我亲掌教育部，教育部的种种问题，让我感觉大规模改革教 育部势在必行。于是我请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吴庆瑞协助。1976年，财政部 管理服务组受委托检讨教育部的组织。根据所提出的报告书，教育部的 组织作了适当的调整。新的组织系统从1979年1月实施。

1978年8月，吴庆瑞率领一队来自总理公署、财政部和国防部的系统 工程师，进驻教育部，专职找出教育制度的问题所在，并提出解决方案。 这一年，吴庆瑞也开始兼任教育部长。1979年2月《吴庆瑞报告书》对新 加坡教育制度作出了详细检讨,并提出建议。

这次调查报告的研究，可说是新加坡教育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如 今回顾，新加坡教育能走出原地踏步，扬帆起航，正是沿着这份报告书所 定下的路向前进的。

这份报告书也彻底解决了今后新加坡发展双语教育的重点，决定从 此以英文为主、母语为辅。它说：“今后几年将演化出来的新教育制度，将 是一个英文占显著地位而母语程度(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稍有降低 的制度。” 1987年全国学校统一语文源流，一致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 为第二语文，正是实践这份报告书，水到渠成的发展。

《吴庆瑞报告书》指出20年(1959—1978)来语文问题对新加坡教育 的纠缠是“不合自然规律的”。这是因为极大多数的学校是用英语和华语 教导学生，而85%的学生在家里讲的却是方言而不是这两种言语。

再加上20年来学生大量流入英校，使问题更趋恶化，为教育部制造 了严重难题。首先是必须兴建许多英文源流的小学和中学，其次要征聘 大量英文教师，并且须立即派他们到新校任教，教学资源非常匮乏。

学生转向英校的大趋势，也给政府制造了微妙的政治难题，使政府 有必要特别注意两种语文教育。但是，教育部为了解决这些困难而推行的 两种语文教育并没有收到实效。

1975年到1977年，第一语文和第二语文两种语文都不及格的学生在 小学会考占62%,在0水准会考占66%。这表示超过60%的学生的一种或 两种语文，都达不到通晓水平。这样的耗损率，实在惊人。

吴庆瑞团队发现新加坡教育的问题，在于“以单一的教育制度来强 制能力参差的学生，使用在家庭不用的语言教学”，这是造成新加坡教育 制度弱点百出和学生辍学率居高的主要原因。另外，强迫智力较差的学生 在同一个制度下学习，也是这个教育制度的主要缺陷。因为不是每个人都 能在11秒内跑完100米，有些人要12秒,有些要13秒,有些要14秒,或更长 时间才能跑完。

报告书指出，英文有必要作为第一语文，全力掌握。同时为避免大 量教育耗损率，报告书建议因材施教，采用根据学生学习能力差异区别 施教的原则，因此提出分流的建议，让每个孩子依自己的进度学习。

分流制度对学生学习语文有了不同要求：

★语文最强的学生可以学习两种第一程度的语文，如英文第一语文 (ELI)和华文第一语文(CL1),甚至可以学习第三种语文，如德文、日 文、法文；

★中等或以上学生，可给予机会读英文第一语文(ELI),华文第二 语文(CL2)；

★没有能力学习两种语文的学生，最好只通晓英文，而不应该勉强 学习两种语文，以致东不成西不就；

★为了让学生最少通晓英文一种语文，也为了提高英文水平,有必要 降低华文第一语文和华文第二语文的水平。

我支持《吴庆瑞报告书》分流的建议。不过,我认为学生以第一语文 还是第二语文程度来学英文和母语的决定权，家长必须也能拥有。但是， 我希望家长了解自己孩子的能力，明白每个孩子能力的限度。要孩子的第 二语文跟第一语文一样好,那是不可能的。交换是可以的。那就是说：要 第二语文达到比较高的程度，所付的代价就是以更少的时间去读第一语 文，第一语文的程度比较低。没有一个孩子可以两者兼得，即便是神童也 办不到。

本文节选自《李光耀的自传：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