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与美狐：狐妖的文学审美化

清世文言小说大量描写狐狸精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为最早。《聊斋》书出之后，风靡全国，竟至谈狐者必言《聊斋》。《聊斋志异》创造了一系列美狐形象，即具有人形美、人性美、人情美及艺术美的狐形象，其中尤以女性美狐最为突出。《九尾狐》第一回《说楔子演说九尾狐，偿孽债愿为比翼鸟》曾说：

至于蒲留仙《聊斋志异》一书，说狐谈怪，不一而足。其中如《青凤》《莲香》等传，情致缠绵，有恩有义， 令人读之神往，翻以未遇斯怪为恨。

蒲氏笔下的美丽女狐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改变了传统的“狐媚”观念，以至世间痴儿呆男竟希盼有青凤之遇。《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三《槐西杂志三》记有这样一件事：

东昌一书生，夜行郊外。忽见甲第甚宏壮，私念此某氏墓，安有是宅，殆狐魅所化欤？稔闻《聊斋志异》青凤、水仙诸事，冀有所遇，踯躅不前。

又《埋忧集》卷一《钟进士》记云：

平湖钱孝廉某…… 以赴选入都， 至通州， 日已暮，寓舍满矣。惟屋后楼房之间，相传向有狐妖，无敢宿者。钱欲开视，众皆以为不可。钱笑曰：“何害？余向读《青凤传》，每叹不得与此人遇。果有是耶，当引与同榻，以遣此旅枕凄凉。”立命启之。

可以说清代狐仙信仰的兴盛以及狐仙信仰地域的不断扩大，与《聊斋》的创作与流传不无关系。而对于文言小说创作来说，《聊斋》更是开启了一个谈狐风气——清人笔下的狐层出不穷，数量远远超过了自汉晋至明的总和。清代写狐较多的文言小说集，有乾隆间和邦额的《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袁枚的《新齐谐》（一名《子不语》）、乐钧的《耳食录》、屠绅的《六合内外琐言》、乾隆嘉庆间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道光间汤用中的《翼稗编》、光绪间宣鼎的《夜雨秋灯录》、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李庆辰的《醉茶志怪》等，集中在乾隆、光绪二朝。就中《阅微草堂笔记》所记最多，与《聊斋》成为最为突出的两部小说集。

在历代小说笔记中，狐大抵以文学审美态和民俗宗教态两种形态出现。清代以前，文学审美态的狐形象不多见，即在《胡媚娘传》《三遂平妖传》等文学作品中，狐形象实际仍保持着宗教态特征——作祟、媚人、害人，因而受到惩治。《任氏传》中的狐妖任氏，这一高度审美化的美狐形象并没有得到认同。任氏是孤立的，人们宁愿接受胡媚娘、胡媚儿之属。人们仍然相信，狐是淫兽、媚兽、妖兽。狐在文学中照例担任着反派角色。在上述清人小说中，狐当然仍大量以民俗宗教态出现，但自《聊斋》始，文学审美态的狐也大量出现了。之后，《夜谭随录》等书把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下去。《聊斋》中的狐也有民俗宗教态，但主要是文学审美态，《新齐谐》《阅微草堂笔记》等则主要是民俗宗教态。

但清代民俗宗教态的狐与以往民俗宗教态的狐有很大不同，这就是狐仙的出现。狐之为仙不同于狐之为妖，因此清代民俗宗教中的狐不再总以媚人、祟人面貌出现，而带上种种善性。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更是在人狐之间借狐言理，许多狐事在相当程度上被理念化了。与纪氏不同，蒲氏把狐纳入审美创造中，致力于创造美狐，这是文学创造中狐形象的重大转变。以前我们研究这一问题，一般只着眼于蒲氏本人的生活经历、思想情感、创作思想、审美旨趣，认为蒲氏以普通民众的淳朴心理和理想追求审视狐妖，并自觉发扬唐人“花妖狐魅，多具人情”的审美态度。这些都不错。但从狐文化角度说，清代狐仙信仰已经改变了狐的形象。狐近人而居，狐修道求仙，这些观念已使得狐性狐习大大接近了人类，甚至狐人一体，合二而一。在民众狐仙信仰中，实际上狐已被初步审美化了。老百姓对于狐由对立转为亲近，狐的人化和美化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即便从民俗宗教态的狐中也会看到种种情狐、仁狐、义狐。

蒲松龄对狐在民俗审美的基础上大力进行文学审美改造，也就是按照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的标准来改造狐的人格属性，来赋予狐形象以美感形式。他把狐高度美化和理想化了，民俗宗教中的狐妖和狐仙转变为文学中的美狐。《聊斋》中的大量美狐是非常生动的审美意象，他们成为美、爱、智慧和道德的象征。

狐文化前期是图腾文化和符瑞文化，后期是妖精文化，妖精文化是主要方面。狐妖不仅体现出一般意义的宗教观念，例如所谓“物老为怪”等，更包含着许多狐妖所特有的宗教观念，以致我们可以用狐妖观念、狐仙观念之类的概念来概括关于狐的变化、修炼等特殊内容。在狐妖身上也非常特殊地体现着中国人的伦理观、女性观等等，折射着不是对狐而是对人的认识和评价。而狐妖在文学形象体系中较之其他妖物也处于无与伦比的地位，没有哪种妖物能像狐妖那样获得文学家——主要是小说家——的青睐。

从图腾到狐仙，从民俗宗教到文学审美创作，作者对狐形象的发展进行了绵密的考证，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详尽的梳理，最终呈献给读者一部详备的中国狐文化发展流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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