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黑泽明的巅峰之作

作者：Dan Harper

译者：易二三

校对：Issac

来源：Senses of Cinema（2006年5月）

《红胡子》既是黑泽明电影生涯的一次巅峰，也可以说是他的某种尽头。这是黑泽明最后一部以黑白胶片拍摄的电影，也是他与三船敏郎的最后一次合作——两人曾携手拍摄了16部电影。此外，这也是他关于人性的最后一次阐明——更确切地说，是他最后一次积极正面的阐明。

《红胡子》（1965）

自此之后，生活和职业中的动荡使得黑泽明放弃了在《野良犬》（1949）、《生之欲》（1952）、《低下层》（1957）以及在《红胡子》前不久面世的《天国与地狱》（1963）等影片中极力寻求的解决糟糕问题的办法——即如何缓解乔治·奥威尔所说的「富有与贫穷的残酷对比」。然而，在《红胡子》中，黑泽明仍然在寻找——有时甚至找到了——人类普遍存在的痛苦的答案。

对于这个故事的简要概括无法充分阐明它的主旨。时间是19世纪的日本，年轻的医生保本登在父亲的介绍下，来到乡下的一家免费诊所。诊所的顶梁柱是「红胡子」新出去定，他冷冷地告诉保本，这位年轻医生是被派来接替即将离开诊所的另一位医生的，并且要立即进入工作状态。

保本起初被这个消息吓到了，试图逃跑，但没有成功。在诊所救死扶伤的过程中，保本发现病人所遇到的问题是如此奇怪，令人不知所措——红胡子的人格魅力也很强大——以至于保本发现自己不知为何难以离去。

黑泽明在这部影片中采取的策略与《低下层》相似——集中表现少数主角对众多配角的反应，每个人都通过为真实的细节增加另一层深意来推动故事的发展，并使影片的主题更具深度。如果说《红胡子》与其他大多数黑泽明电影相比动感不足（即使在少数户外场景中，影片的框架也基本上是封闭的，只有主角出镜），那么它恰恰因其对人物和情感的专注而更加令人着迷。

黑泽明搭建了一个人类痛苦最集中的环境——为穷人而办的诊所——并带领观众（以及保本）观察他们生活的污垢，向我们展示他们的脸，讲述他们的痛苦和不快。像保本一样，我们被它所淹没、震惊以及排斥，却无法转身离去。斯蒂芬·普林斯在其向黑泽明致敬的《武士的摄影机》（The Warrior's Camera）一书中，将《红胡子》视为「一部深刻的精神主义电影」，影片中「痛苦被精神化了」。

也许是对当时风行的布列松/小津风格的一种认可，普林斯用了一些篇幅暗示保本在影片中找到了某种因果的转化。由于无法改变导致他在诊所遭受的痛苦的社会条件，保本（在红胡子的指引下）只能在一些禅宗、僧侣式的超然中找到解脱和释放。

然而，《红胡子》并未耽于这种玄虚。黑泽明似乎从未对来世感兴趣，最接近的一次是在《电车狂》（1970）中，庶民的疯狂幻想与他们必须面对有着生与死的可怕世界的怪异对比。虽然黑泽明可能对找到人间天堂感到绝望，但他似乎对地狱的面貌非常了解。他在《红胡子》之前拍摄的电影在西方使用的片名是「高与低」（High and Low），而它的日本片名应该直译为「天国和地狱」（Tengoku to Jigoku）——指富人和穷人的两种极端处境。

黑泽明展示了这两个世界如何从毫无交集，直到一位企业老板必须从他的豪华住宅屈尊纡贵，以找到错误绑架了他司机儿子的罪犯。当黑泽明探讨个人责任时，它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敏感问题。在《生之欲》中，渡边的最后行动的目的是救赎他所处的物质世界，而不是他自己的灵魂。

这难道不正是黑泽明的抗议吗？就像《生之欲》一样，黑泽明在《红胡子》中强调了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个体可以带来积极变化的世界中是毫无意义的。当然，当渡边活着看到操场的建成，他就完成了救赎。因此，在《红胡子》中，新出成功地赢得了保本对其艰巨而无回报的任务的支持——坚定而勤勉地照顾那些没有人愿意照顾的人。这是《红胡子》的胜利，也是影片结局的振奋之处。

但是，当苦难的造因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只存在暂缓之计，由此达成的宁静又是怎样一种可疑的胜利呢？事实上，保本面临了这样的选择：仅仅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物哀观，还是在与赤裸裸的痛苦作斗争时永不屈服，无论它是多么不可治愈或不可避免的。正如弗农·扬对《红胡子》的评论：「受难是一种绝对的价值，不能被大众的享乐主义所指责，也不能因指责上帝的隐身而哀悼。」

当然，，这部电影有其不足之处。有些时候，某种压倒性的情感会接近于多愁善感。例如，影片的配乐并不含蓄，有时甚至过于煽情。这是许多日本电影的通病（无论好坏）——例如市川昆的《缅甸的竖琴》（1956）中的一个场景，当时在战场上对峙的日本和美国士兵自发地合唱《世上无处似家》（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当新出从妓院救出一个12岁少女时，采用了野蛮（略显搞笑）的柔道动作时，甚至他本人也自觉有点过头了。但是，如果说黑泽明偶尔犯了过火的毛病，正如弗农·扬所说，「黑泽明的艺术主要是他的信念的总和」。

即使日本正处于经济繁荣的时代，黑泽明也在关注那些被进步和经济改革者忽视的人。他说：「我认为，我在《红胡子》中描述的可怕现实正是当今的日本。该如何解释这种对比，如何解释人们所看到的繁荣外表和深层现实之间的差异？」

《红胡子》是黑泽明最有力的证明，回应了他的兄长黑泽丙午对他提出的挑战。在一件常被提及的轶事中，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黑泽明陪同他的兄长穿过东京的废墟。丙午转过身去，不看地震中死伤惨重的灾民，对他的弟弟说：「如果你对可怕的画面闭上眼睛，你还是会被吓到。但如果你直视一切，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在他最伟大的电影中，黑泽明告诫我们所有人也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