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有出入，表达有语病，“慕容山明代城墙”标志碑之我见

在河南新安慕容山公园山巅明代城墙遗址的东西两段，各立有一块“慕容山明代城墙”标志碑，碑文内容完全相同，是这样的——

慕容山明代城墙

明代城墙位于新安县城关镇慕容山顶。《河南府志》、《新安县志》记载，为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新安人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与时任知县王铉所修。当时城墙为砖墙，西北有城门曰“超云门”。据明·吕维祺的《创修新安砖城记》记载：“城墙北至超云门，东抵奎峰。高二丈五尺，长二百二十丈”。明崇祯十四年（1628）李自成军攻破新安县城时，城墙被毁。现存明城墙残长约400余米，墙体宽9.0-17.0米，残存厚度0.4-0.9米，夯层厚20公分左右。该城墙为研究明代城墙的空间布局、规模、形制结构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新安县人民政府

二0一五年九月 立

这两块标志碑，是新安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立的，屈指算来，至今已历将近7年矣！它立在公园步游道口，自然被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注目、阅读、评论。我也曾无数次想过，标志碑名义上为政府所立，但碑文应为这方面的专家所撰；至少，也应该经过专家审定。但笔者作为一个新安人，作为一个语文教师，多次研读，总觉得碑文表述，有几处欠妥。

现在，慕容山文化公园正在升级改造，明代城墙也正在修复中！想必城墙修复之后，要么标志碑会原地复位，要么会重新刻立。那么文中被普遍诟病的地方自当再三斟酌，加以修正，避免以讹传讹！笔者不揣浅陋，仅就自己认为不妥之处，发表拙见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标志碑文题目

“慕容山明代城墙”这个题目显然不妥，只能写“慕容山明代城墙遗址”。

因为“明代城墙”是一个专有名词，它指的是明代修建的城墙。但明朝建立于1368年，灭亡于1644年，即使按碑文所记城墙被毁的年份1641年，至今已过去了381年，明代城墙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残垣断壁，只能说是“遗存”或“遗址”，就像“新安函谷关遗址”一样！

遗憾的是，明代城墙标志碑少了“遗址”二字，而“新安函谷关遗址”标志碑题目，却又画蛇添足，凭空多出了“简介”二字！

二．关于“明代城墙位于新安县城关镇慕容山顶”

此句似承碑文题目省略了“慕容山”而来，但这样的“承前省”着实不妥。因为题目是题目，正文是正文，二者不是一回事。在涉及碑刻——尤其是历史文物的碑刻这些非常庄严的场合，这样的省略有点儿滑稽。

省略后的碑文首句，开篇就给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坠五里雾中的感觉。因为明代城墙显然不是一时、一人、一地修建的。

据《河南府志》、各种版本的《新安县志》记载，明代新安城墙的修筑，至少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

1.明洪武（公元1368年-1398年）间重建，东文峰，南涧水，西泥河，北慕容山皆在城外。原仅有东、西二门，成化十一年（公元1473年）增修南北二门。

2.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9年），知县卢大经增修东、西月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6年），知县王训添修墩台、铺舍各12座。

3.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知县王铉始修砖城（自寺巷门至东北门）——有吕维祺《创修新安县砖城记》为证；后知县刘懋继修（自东北门至东门）。

4.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知县傅明远同邑尚书吕维祺移北城墙之西半跨慕容山上，扩大城区，增高城墙，名为新城。

此处“慕容山明代城墙”当指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知县傅明远同邑尚书吕维祺移北城墙之西半跨慕容山上的这段“新城”。

再者，“山顶”为口语，在古文或者文学作品语境里，用“山巅”显得比较优雅大气。

综合一二两项，此句似应改为“慕容山明代城墙遗址位于新安县城关镇慕容山巅。”

三．关于“《河南府志》、《新安县志》记载”

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11年12月30日联合发布、2012年6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34—2011）明确规定：标有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间通常不用顿号。

至于有学者认为“《新安县志》”后应注明版本，愚以为大可不必。因为《新安县志》虽然版本众多，但对“知县傅明远同邑尚书吕维祺移北城墙之西半跨慕容山上”一事多有记载，《新安县志》在此处属泛指概念，而非特指或专指。

四．关于“为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新安人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与时任知县王铉所修”

明代都城先南京，后北京，但“兵部尚书”是六部长官之一，属于京官；前加“南京”不伦不类，容易误解为地方长官。

撰文者心怀对吕维祺的敬重之情，想突出其人的身份、地位，读者都能理解。但语序不妥，容易招致非议，应将“新安人、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调至“为”后，并加“于”字，变成“为新安人、（并列词语之间用顿号）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与时任知县王铉所修”，这样便可消除歧义。正如“伟大领袖和导师XXX同志在少年时期便立下远大志向”，这样表达没有问题。

至于“明代城墙……为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新安人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与时任知县王铉所修”是否属实，需要理顺史实和前后文关系，才能得出结论。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一一指出：

1. 吕维祺《创修新安县砖城记》（据《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四百四十二卷·河南府部艺文三》）载：

万历乙卯之秋，制吾邑锦者，为玉节王公。公下车，初，仰视雉堞，环观睥睨，即愀然曰：“嘻！晋阳保障安在哉？”顾以岁之不易，民生之不育，未易卒举也。越三年，稍稍告稔，物力渐裕，所节省捐俸凡若干，可以卒城工之半，遂慨然鸠工庀材，陶砖凿石，身董其事，寒暑不辍。经始于四十六年四月，迄经年秋，功成。北至超云门，东扺奎峰，总计高二丈五尺，长二百四十丈。……且公来莅吾邑，凡四春秋，蝗十之四，旱十之六，公毕力抚之，民不知岁，惟时驿政疲累……

这说明，王铉于万历乙卯（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秋天，来到新安任知县，历时四年；过了三年，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开始主修北城墙（自寺巷门至东门），第二年（公元1619年）秋天，历时一年半，大功告成！

而刘咏章先生主编的《新安县行政区划沿革简史》在《新安县历代行政主管职官表（民国以前）》里载明：

王铉，吉水（江西）举人，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任新安知县；

刘懋，临潼（陕西）进士，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任新安知县。

明代官员卸任时，必须等赴任官员到任交接清楚后才能离任；加之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车马劳顿，——不知这个“凡四春秋”的时间差究竟为何！换句话说，是“净四春秋”还是“两头挂橛四春秋”，笔者因案头资料有限，只能置疑于此，请教方家。

2. 《新安县志》乾隆版载：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北城原在慕容山下，其上可以俯瞰城内虚实。时流寇内讧，吕忠节忧之，尝曰：‘安得有力者，移城于山巅乎？’至是同傅令佥谋，忠节独领筑北城之半，里中义士陈明英、张文明，义民韩复本各协修数段，逾月工竣”。

又载：“知县傅明远同邑尚书吕忠节，移北城之西半，跨慕容山巅，其时名曰新城，于新城之东南隅辟一门曰北斗，东向。又于正北建一楼，以为瞭望之所，全城内外皆可悉照无遗。”

关于新安明代城墙上跨慕容山一事，《新安县志》康熙版、乾隆版、民国版、1989年版的记载均为：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知县傅明远与吕维祺移北城，跨慕容山。

——此处，同一史实，三般说法：一种说法吕忠节在前，两种说法知县傅明远在前，一前一后，主动、被动完全不同！请问，究竟该以哪种说法为准？

另外，还是上文提到的刘咏章先生主编的《新安县行政区划沿革简史》在《新安县历代行政主管职官表（民国以前）》里载明：

傅明远，孝义岁贡，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任新安知县；

李玄之，通州（河北）举人，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任新安知县；

刘咏章先生，1996年-2002年在县民政局区划地名办工作，对新安的行政区划沿革史、地名有着较为深入的考证和研究。

——也就是说，按此种说法，傅明远在新安任知县只一年。请问，问题究竟出在何处？

综上，北城之东半在18年前由时任知县王铉主修，刘懋继修；18年后，北城之西半——上跨慕容山段由吕维祺主修（独领筑北城之半），知县傅明远只参与修城议事；两位义士陈明英、张文明和一位义民韩复本协修数段，一个多月就竣工了！

3. 怎样理解“忠节独领筑北城之半，里中义士陈明英、张文明，义民韩复本各协修数段”？

“城”即“城墙”，“北城”即“北城墙”，“北城之半”显然指的是“北城墙西段”——即上跨慕容山段！这一段由吕维祺“独领”，那么，其他三位协修的“数段”，当指“北城”之外的西城墙和南城墙。——这是一种理解。因为，从王铉开始创修砖城，吕维祺移城上山，也是因为“流寇内讧，吕忠节忧之”，怎么可能山上修砖城，而西城和南城依然是“市儿出入若通衢”的土城？笔者倾向于这一种理解。

再一种理解就是：吕忠节独领了“上跨慕容山”城墙——也就是新城的一半工程，余下的由其它三位协修！

——请问，究竟哪一种理解才是真实的历史？

但不管怎么说，万历和崇祯年间新安砖城的主修者，毫无疑问就是两个人：修北城之东半者，王铉也；修北城之西半于慕容山巅者，吕维祺也！

所以，此前碑文可以修改为：

明代城墙遗址位于新安县城关镇，其东段（北门胡同东）为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时任知县王铉、继任者刘懋所修；西段上跨慕容山，为明思宗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新安人、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所修。

五．关于“当时城墙为砖墙，西北有城门曰‘超云门’。

用语不够简洁，可改为“时城为砖墙，西北有门曰‘超云”。

六．关于“据明·吕维祺的《创修新安砖城记》记载：‘城墙北至超云门，东抵奎峰。高二丈五尺，长二百二十丈’”。

“据……记载”和“据……显示”等句式一样，是典型的杂糅。可以说“据……”，也可以说“……记载”，但“（今人）据……记载”是什么意思？

“明·吕维祺的”不伦不类：上文已述吕维祺是明代人，此处的“明·吕维祺”显然是撰文者从典籍里直接粘贴过来的，应去掉“明·”；碑文多庄严，“的”系口语白话，应换作“之”。句末点号应移至引号内。此句应为“吕维祺《创修新安县砖城记》载：……。”

七．关于“明崇祯十四年（1628）李自成军攻破新安县城时，城墙被毁。”

年号纪年和公元纪年相互印证时，规范写法应是：数字前应注明“公元”，后应注明“年”。

明崇祯十四年是公元1641年，不是1628年；碑文先刻1628，后改1641，结果模棱两可，成为笑柄。

据《洛阳史志》可知：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冬，在陕西商洛地区养兵蓄锐数年的李自成，见时机已到，率数十万义军走出大山，浩浩荡荡沿洛河而下，挥师河南。农历十二月二十日，一举攻下宜阳县城。三天后，又攻克永宁县（今洛宁县）。后迅速挥师攻克洛阳周围各县，直逼古城洛阳。……正月初十，李自成义军突然将洛阳城团团围住。……正月十八日中午，李自成开始全面进攻洛阳城。……正月二十二日上午，义军在周公庙前召开庆祝攻克洛阳大会……

也就是说，按《洛阳史志》的说法，李自成攻打洛阳，前后也就一个月的时间，这中间于大中应该没有什么机会。

《新安县志》乾隆版载：（崇祯）十三年，流寇破城。十四年三月，嵩县土寇于大中复破之。十月，流寇又来攻城，楼堞悉平，砖基倾颓其半……

这里的“流寇”和“土寇”显然所指不同：两处“流寇”指的是李自成的义军，而“土寇”指的则是嵩县土匪于大中。

当时洛阳下辖偃师、巩县、孟津、宜阳、登封、永宁（今洛宁）、新安、渑池、陕州、灵宝、 阌乡（在今灵宝境内）等11个县，其中新安（含）以西六个县，以东五个县。腊月二十三日攻克永宁，这年腊月是小进，等到义军攻到新安时，怎么也得到春节之后了。所以，碑文说“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李自成军攻破新安”应该没有问题，问题在“攻破新安县城时，城墙被毁”，这不废话吗？所以应改为：“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李自成军攻克新安，城墙被毁”。

八．关于“现存明城墙残长约400余米，墙体宽9.0-17.0米，残存厚度0.4-0.9米，夯层厚20公分左右。”

改成“城墙遗址”后，“现存明城墙残长”就可以直接表述为“现城墙遗址长”；“400余”本就是约数，“约400余米”，一个萝卜两头切，受不了；这句话的主语前边已表明是“城墙遗址”，所以，后边的“墙体”“残存”均属蛇足！此句修改后为“现城墙遗址长400余米，宽9-17米，高0.4-0.9米，夯层厚20厘米左右。”——城墙是长方体，按几何概念，“厚度”就是“高度”，当然，表述为“高”是为了和前文一致，表述为“厚”也没问题。

九．关于“该城墙为研究明代城墙的空间布局、规模、形制结构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这一句只要把第一个“城墙”变为“遗址”，赘余字词删去即可，可改为：“该遗址可供研究明代城墙之布局、规模及形制结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总之，慕容山明代城墙遗址标志碑不妥之处不少，整理、修改之后如下：

慕容山明代城墙遗址

明代城墙遗址位于新安县城关镇，东段（东关桥北）为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时任知县王铉、继任刘懋所修；西段上跨慕容山，为明思宗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新安人、兵部尚书吕维祺所修。时城为砖墙，西北有门曰‘超云”。吕维祺《创修新安县砖城记》载：“城墙北至超云门，东抵奎峰。高二丈五尺，长二百二十丈。”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李自成军攻克新安，城墙被毁。现遗址长400余米，宽9-17米，高0.4-0.9米，夯层厚20厘米左右。该遗址可供研究明代城墙布局、规模及形制结构之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新安县人民政府

二O一五年九月 立

班门弄斧，不自量力。如有得罪，还望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