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生活世界的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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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泓江，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讲师。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新闻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CUC220F005）阶段性成果。

学科因研究对象而立，以新闻为界域的现实活动、现实现象筑就了新闻学的边界。学科又具历史性，“学科是历史的产物，并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沙姆韦，梅瑟-达维多，1999：34），诞生于19世纪的新闻学就有其形成的历史条件，“新闻学是对一个新行业——报业（新闻业）的呼应，这个新行业是印刷、电报等技术引发的传播革命的产物”。“以职业为导向，以伦理-规范为要旨”（黄旦，2018）构成了现代新闻学的基本特质。

承认新闻学的历史性，便承认了如下两种判断：（1）对于新闻学而言，“以职业为导向”已经是历史催生的既定事实，以往新闻学肌体里流淌着毋庸置疑的职业血脉；（2）历史的即是具体的，以职业为导向的新闻学既然是特定历史条件孕育出来的特定产物，也自然应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就会导致逻辑与历史间的迟滞与堕距，进而引发既存范式的危机（李泓江，杨保军，2019）。新闻学理当向前发展，也必将向前发展。

新闻学该向何处去？这是新闻学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历史与现实是未来的尺度，“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1995：585），从逻辑上讲，现有的、以职业为导向的新闻学为今后新闻学的发展提供前提与依据。未来的新闻学必然是在对现有新闻学进行继承、批判、否定基础上实现的历史性超越。本文将在对现有新闻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新闻学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方向：走出职业的边界，走向生活世界。

一

走向生活世界命题的提出

对现有新闻学进行批判，当然不是要去关注细枝末节，而是要对其基本特质、总体特征予以批判与否定，进而实现对现有新闻学的历史性超越。以职业为导向是现有新闻学的基本特质和总体特征。总的来说，不论是知识来源，目的归宿还是与之配套的新闻学教育，现有新闻学皆以职业新闻活动为基本指向。新闻学的知识框架，也是围绕着新闻业如何报道客观世界而搭建起来的，由此而衍生出的真实、客观、全面、公开等新闻理念也被纳入到职业新闻伦理规范之中。因此，职业新闻活动构成了现有新闻学研究的基本关照对象，而学科中其他的衍生问题，大多不过是在职业语境下的具体展开和延伸。

现有新闻学之所以呈现出如此面貌，与其诞生及发展所处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了的社会，其基本特征就是功能上的急速分化，即现代社会及其制度变得越来越专门化、独立自治、技术化和抽象”（杨建华，2008），早期现代社会中，新闻活动逐渐从日常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演变为专门化的、职业化的特殊活动，职业形态成为新闻得以呈现并为人所关注的最为重要的形态。人们很容易将媒体上所刊载的介绍新近发生事实的消息，当作新闻最为重要的乃至唯一的表现形式。于彼历史背景下，将新闻学研究视作研究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职业新闻现象的专门性活动，自然有其充足的现实依据及时代条件。

但新闻活动、新闻现象并非只有职业新闻活动、职业新闻现象一种面相。职业新闻活动、职业新闻现象与普遍意义上的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是不同的。普遍意义上的新闻活动有着更为广阔的外延，职业新闻活动不过是其特定类型和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区别与差异集中体现在普遍意义上的新闻（news）与由新闻业 （journalism）生产出来的新闻内容之间的差异。专业新闻内容的指代范围是相对狭窄的，用舒德森的话来说，“新闻业的要务是生产和传播攸关普遍公共利益的 重要时事信息。其定期（一般是每天）发布时事信息或评论，以真诚的态度为分散和匿名的受众呈现真相，从而获得公众的关注”（舒德森，2003/2010：13），按此逻辑，专业新闻内容即是被新闻业（journalism）遵从特定周期生产出来的 “重要时事信息”，也是一种存在特定目的取向的、以生产逻辑为底层支撑的、具备自觉自为意义的内容产品。而新闻（news），外延却要广阔得多得多，新闻 是用以满足好奇心的普遍性中介文本。“新闻源于单词‘new’，其可以用以指代任何新事物”，“无论邻里街坊的行为、遥远国家的状况，还是苹果落地的原因，都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约斯特，1924/2015：11）。就新闻的功能，乃至于这一话语（news）所指向的实际含义来说，基本意义皆在于新闻内在的连接性，亦即其作为连接人与现时世界（the current world）的特殊纽带的中介性。“新闻活动是几乎贯穿在人类所有其他生活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一种前提性活动、基础性活动、中介性活动”（杨保军，2016：1），“新闻是定位于现时的真实之整体”（Carey，2000）。

这意味着，现有新闻学之外，还存在一种普遍性的、完整意义上的新闻学。现有新闻学多将“新闻”定义为新近发生的事实（信息）或报道（徐宝璜，1919/2016：3；陆定一，1943；王中，1981；宁树藩，1987），而完整意义上的新闻学则应当将“新闻”理解为一种连接人与现时世界（the current world）的中间环节（李泓江，2020；Bengtsson，Johansson，2020）。现有新闻学多关注职业语境下的新闻活动，而完整意义上的新闻学则理应关注包括自觉新闻活动与自发新闻活动在内的普遍意义上的新闻活动，或者说，在超越职业新闻活动的意义上，也即在更加普遍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和诠释“新闻”（Deuze，Witschge，2018）。

现有新闻学是以特定历史条件为前提的，具有清晰的历史性；而完整意义上的新闻学以研究对象内在的逻辑为依据，具有显而易见的完整性、普遍性。现有新闻学只不过是完整意义上的新闻学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完整意义上的新闻学虽然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但却是新闻学所要抵达的、实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内在目标。

因此，当历史条件改变时，当新的历史语境出现时，新闻学必然会产生出一种超越现有阶段，向完整意义上的新闻学复归的历史冲动。及至今日，新闻学内部出现了一股自我省察的声音，已有不少学者意识到新闻学自身革命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开始审视与反思现有新闻学之呼声日益高涨（Steensen & Ahva，2014），“新闻学理论话语创新需要在整体转型的目标框架内重新定位”（张涛甫，2015），“重造新闻学，避免以旧知识旧眼光旧思维拥抱新交往，已经是刻不容缓”（黄旦，2015），“范式转换、范式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启，新闻传播理论的范式转换、变革已经开始”（杨保军，2016），甚至有学者在意识到职业范式的问题之后，提出了新闻学研究的“日常范式”“社会范式”和“交往范式”（李刚存，2016；杨保军，李泓江，2020；李泓江，2022）。学者们的呼声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已经更换了观察的场地，而一如阿尔都塞（1996/2017：20)所说，“主体必须，部分地说是不知不觉地、置身于新的场所，才能够把使他能够看见看不见的东西的有教养的目光转向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上”，正是因为处在了全新的现实场地之上，处在了传播革命、新闻生产革命的后现代语境下，今日之新闻学研究者才会深刻意识到现有新闻学的危机，才会看到别样的风景，也才会有走出现有新闻学的自觉与冲动。

然而，光有走出的观念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走向何方。方向其实也并不难找寻，因为正在趋于融合的逻辑与历史共同为新闻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走出职业的边界，走向生活世界。

何为生活世界？马克思对“生活”与“生活世界”做了唯物主义层面的阐释，在他看来，生活就是人生存于世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其中最为基本的活动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马克思，2003：23）。而生活世界，与人的对象性活动存在着根本关联，是人们对象性活动与日常生活得以展开的时空环境总体，“‘生活世界’作为‘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乃是对象性活动对人来说的生成史”（杨晓晶，2017）。此后，生活与生活世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重要议题，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格妮丝·赫勒对生活尤其是日常生活做了专门性的探讨，在她的代表性作品《日常生活》一书中，她沿着马克思的思想路径对日常生活做了一个简明但清晰的界定：所谓的日常生活，就是“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的集合”（赫勒，1984/2010：3）。

现象学思想路径也对生活世界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相对于科学建构起的世界而言的，“由于发生的积淀，所有超越直观之实践的对象化结论，包括现代的、建基于观念化之上的技术实践的结论，都会进入到科学以外实践的直观世界视域之中，而在这个视域中非课题显现的世界就是生活世界”（胡塞尔，1986/2002：43），也即是说，生活世界是“原始明见性的一个领域”（胡塞尔，1986/2002：271），是无前提性的、前科学的、奠基性的世界。海德格尔更多从存在论的角度解释生活世界，在他看来，生活世界具有先于存在论的生存层面的含义，其指的是“‘公众的’我们世界或者是指‘自己的’而且最切近的‘家常的’周围世界”（海德格尔，2001/2014：76）。

舒茨认为，生活世界实际上是由我及我的同伴通过沟通和相互理解而建立起来的，是包括其他所有人在内的“常识世界”或“文化世界”，“我们作为其他人中的一群人在它之中生活”（舒茨，1962/2001：188）。

尽管不同学者对于“生活世界”的理解各有不同、各有偏重，但这些生活世界所指向的核心现实界域却是高度一致的，即：我们每个人都自发且必然寄存于其中的，时时刻刻都要与之打交道的周围世界。因此，我们所说的新闻学走向生活世界，即走向个体无时无刻不存在于其中的，其生存、交往、劳动等生命活动和实践活动都在其中得以展开的周围世界。

二

走向生活世界的客观依据

当然，对于处于历史结构中的学科而言，“走向”往往并不存在可以自由为之的情况，而是要受历史、现实、逻辑等多重要素的限制与规约。因而，只有具备了充足的条件与依据，才能顺理成章地提出“走向”之命题。就客观情况来看，时至今日，提出“走向生活世界的新闻学”这一命题，已经具备了坚实的逻辑基础、现实基础和思想基础。

首先，走向生活世界这一时代性命题的逻辑基础，早已充分蕴含和体现在完整意义上新闻学的逻辑结构之中。这是因为，完整意义上的新闻学要做的是对普遍意义上新闻现象、新闻活动的研究，如同前文所说，其所关注的不仅是自觉的职业新闻活动，更是普遍意义上的、包括自觉新闻活动和自发新闻活动在内的广义新闻活动。客观地讲，“以职业为导向”的现有新闻学，也并非仅仅关注职业新闻活动本身，其研究视域亦早已铺展蔓延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非日常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形成不少较为经典的交叉性研究。可不论如何探讨，研究的基点多逃不出“职业”所划定的边界，研究的边界也往往局限在非日常生活世界所划定的范围内。恰如有学者指出的，大众传媒时代的研究，“多从媒介内容、制度、文化等起点展开研究，要么将受众视为信息接收者来研究传播效果，要么视之为信息解读者探究其诠释过程，忽视了受众其实是嵌入日常生活脉络中的行动者”（自国天然，2019）。

因此，仅在非日常生活世界中探讨新闻活动、新闻现象，而不曾将生活世界纳入自身研究视域的现有新闻学，显然不是完整的，无法建构起完整意义上的新闻学理论结构体系。这是因为，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共同组成了完整的人类社会结构，“无论是非日常的社会活动和自觉的精神生产，还是自在自发的、重复性的日常生活，都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层面，对于人的存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衣俊卿，2000：68）。因而，只有将新闻（news）放置在由非日常生活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所组成的完整的人类社会领域进行研究与探讨，才可以构成完整意义上的新闻学，形成对新闻学的完整建构。

其次，走向生活世界这一时代性命题的现实基础，也已在当下人类的传播实践和交往实践中逐步具备。作为新的历史条件的传播技术革命，正在带来人的存在方式的深层次变化。就社会活动要素的角度来讲，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所带来的是“解放”与“自由”，“解放”意味着我们原来习以为常的各种必然联系被冲破、拆除与否定，而“自由”则意味着将解放出来的不同要素以自由的方式进行重新结构与连接，并形成无限可能性。进一步来说，新闻活动中的传播主体、传播媒介、收受主体、新闻内容等基本要素在自身发生变化的同时，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联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乃至革命性的改变（杨保军，李泓江，2020）。在这种意义上，新闻与生活世界间的关系得以重构。

人的存在方式因时代不同而呈现出不一样的样态，新闻在生活世界中的位置与作用也存在着相应的区别。传统社会，人们生活世界的范围很小，人的认知范围多局限在奥地利学者阿尔弗雷德·舒茨所说的“周遭世界”，即便是对“前人世界”的了解，也多从神话、传说而来，对个体而言的世界，基本局限在重复性的日常生活中，而日常生活呈现出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的自然状态，很少有新鲜事出现，也很少有超越生活世界的交往活动。这种语境下，新闻是以一种完全自发自在性的面貌零星地散落在生活世界中的存在。到了现代社会，大众传播活动渐次兴起，经由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共同世界”逐渐被嵌构到人的生活世界之中，“现代报纸的出现，使新闻的阅读具备了现代性的体验，它将‘共同世界’嵌入进‘周遭世界’之中，人们不仅感受到了遥远的、陌生的、匿名的他人及事件之于自身的意义，还与它们产生了某种时空的联系”（涂凌波，2016：120）。但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由于自身的物理性质，而使得新闻收受活动具有高时空、环境依赖性，因而新闻活动在生活世界中是块状式、集中式分布的。

而到了今天，技术变革语境下，人的认知能力、表达能力、交往能力因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有了充分的附着之处，并被充分运用于新闻的生产、传播、收受活动中，新闻不再被特殊主体所垄断，也不再被专门时空所限制，而是随着渗透于日常生活的媒介一起，铺满、弥散人们的生活世界，并与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其他活动形成深度交融，一如有研究者所说，“零碎时间被最大限度地整合，新媒体更加渗透、嵌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也最大限度地侵袭着生活与工作的时空场景”（陈力丹，毛湛文，2014），“新媒体通过其全新的互联网群体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媒介环境，解构了大众传播的主导地位，显化了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胡翼青，2016）。

至此，在新兴传播技术革命般的影响下，新闻与日常生活间的关系不再处于被遮蔽状态，而是彻彻底底地显露出来，成为新闻学不得不重视和亟待理清的重要问题，一如有学者所说，在新媒体环境下，“生活世界中的个体与新闻业、社会系统之间的新型关系亟需重新审视”（姜华，张涛甫，2021）。

再次，走向生活世界这一时代性命题的思想基础，还在于人类哲学与人文思潮的整体转向。从19世纪中叶开始，以马克思、尼采等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先后以怀疑的目光反思，并从不同方面冲击着体系化、贵族化、独断化的传统形而上学， 促使人类思想的关注对象从虚无的彼岸世界转向鲜活的现实世界。

及至20世纪，以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思想家纷纷主张重返生活世界。胡塞尔认为，以科学为基础的哲学世界观虽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逻辑图景，但却遗忘了对于人之存在而言最为重要的生活世界，“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胡塞尔，1982/2005：7），以此，应当将“作为源泉滋养技术意义形成的、前科学的和外于科学的生活世界提到首位”（胡塞尔，1982/2005：77）。早期强调以科学逻辑来分析语言结构以揭示世界结构的维特根斯坦，在晚年经历了生活世界转向，“语言涉及一种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2013：347），“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2019：24），将语言与“生活方式”“生活形式”牵连起来，维特根斯坦试图做的，是像胡塞尔那样为陷入危机之中的人类“寻找被实证主义所遗忘的人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尚志英，1992：198）。海德格尔倒置了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所关注的问题，他不再将重返生活世界视作一种拯救思想危机的方式，而是在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直接揭示和剖析人的在世状态，“此在首先在它所经营、所需用、所期待、所防备的东西中，在切近操劳着的从周围世界上到手头的东西中发现‘自己’本身”（海德格尔，2001/2014：138），生活世界问题某种意义上位于他思想的中心地带，生活世界在他看来也是人之意义与价值的直接和首要栖息处所。

除此之外，20世纪中后期不少思想家也开始纷纷关注生活世界，甚至将其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诸如舒茨、列斐伏尔、科西克、赫勒、哈贝马斯等欧洲思想家从不同方面揭示生活世界的特征、结构、图式、价值、存在样态以及历史流变，并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建构起厚重的、系统化的生活世界理论体系。至于国内，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上世纪90年代起，包括孙正聿、衣俊卿、王南湜、王国有、杨国荣、韩庆祥等在内的一批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射到生活世界领域，在将国外生活世界理论引进、译介至国内的同时也不断地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展生活世界理论。以上种种，充分说明重返生活世界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潮流，日常生活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当作“附属于空洞的抽象概念的‘垫脚物’，或者供总体性论证的螺丝钉或下脚料”，而是“成为历史和现实理论研究的真正基础”（高宣扬，2016：74-75）。以此，在将“新闻”剥离开职业语境，理解为一种人的生活资料和存在方式之后，理解为连接人与现时世界（the current world）的中介后，再来提出“走向生活世界的新闻学”这一时代性命题，有着深刻的内在根基，符合并顺应了人类思想发展的趋势。

三

走向生活世界的意义与价值

就走向生活世界的背景、条件及依据进行解释后，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新闻学走向生活世界会有怎样的意义与价值？

以今日之眼光来看，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完成新闻学自身的历史性转变。如同前文所说，学科是历史的，新闻学主动走向生活世界，意味着新闻学在进行结构性完善与补足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自身的历史性超越。与此同时，也意味着新闻学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阶段。从某种层面上讲，这种历史性变迁，会像库恩所说的范式转换般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与价值。

之所以说具有科学革命的意义，是因为：其一，对于长时间停留在非日常生活世界的新闻学研究来讲，生活世界是较少为人所关注的领域。这一领域，既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现实空间，又是一个充满了疑窦与谜题的问题域，还是一个具有无限开拓远景的可能性世界。这自然会造成新闻学研究对象范围的大大拓展，造成一种研究对象意义上的革命。在此意义上，走向生活世界的新闻学，将迈入一片全新的且更为广阔的“天地”。对于新天地的发现，毫无疑问将为早已为本学科研究者所诟病的“内卷化”、自主性缺席等问题（张涛甫，2014）的解决提供抓手和动力。其二，从逻辑上讲，研究对象的变化，不仅仅是研究指向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带来研究目光的根本性变化。新对象纳入所带来的对象地图的拓展，意味着研究对象的相对位置转换和结构关系转换，原有的整体变成了部分，原有的对象被嵌置进崭新的对象结构中，在完整的对象结构中，职业新闻活动/现象变成了需要研究与关照的对象中的一部分。研究对象的变化，使研究者被置入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视点，其所观察到的，也会是一个全新的对象世界，一如库恩所说，“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仅就他们通过所见所为来认知世界而言，我们就可以说：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库恩，1996/2012：94）。早先“新闻”只是专业媒体所生产出来的新闻，而如今新闻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重要的生活资料乃至生活背景，一种连接人与现时世界（the current world）的中间环节与特殊纽带。这种因视角变化所带来的理解方式变化，就像“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在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库恩，1996/2012：94）。

第二，推动生活世界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新闻活动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活动类型，然而，正是这种特殊的活动类型以其自身固有的特性，对现有生活世界理论的解释力形成了相当程度的挑战。与此同时，在数字传播语境下，人的存在方式、新闻的存在样态以及生活世界的外在形态，都与以往有了显著的差异和不同。这种情况下，新闻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变化、新闻的变化对人们生活世界所带来的影响，都是生活世界理论所面临的新兴时代命题。

现有的生活世界理论中，日常生活被划分为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三种基本领域（衣俊卿，2005：14-16），人们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活动可被纳入上述三种领域。但是，新闻活动却很难被完全纳入上述三种领域中的任何一种。这是因为，就新闻产品与接收新闻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而言，新闻是作为一种被消费的文化产品而存在的，可以被纳入日常消费活动；从新闻自身的连接性与中介性来看，它连接着个体与他者、个体与世界，“新闻是现代精神交往的最常见形态，已经构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固有部分”（陈力丹，2016：200），新闻又是一种典型的交往类型和手段，可以被视为一种日常交往活动；从新闻作为一种内容形态的角度来看，其往往被视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因而还是一种典型的日常观念活动。

这种特殊性使得我们在思考日常生活的本质和特征时不免会遇到一些难题，例如，在生活世界理论中，日常生活是一种以重复性实践（思维）为主而自在运行的领域，“大部分日常生活是由刻板的和循环的活动组成的。这种循环的实践活动保证了人类世界的运转，帮助人的世界不断再生。这种循环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世界的基础和稳定性”（列斐伏尔，2018：441），尽管现代社会中收受新闻已经成为一种内在于人们日常生活图式之中的活动，但是新闻本身又是一种表征与揭示世界新异变化的活动，因而经常为人们带来异质的、新鲜的、非日常化的观念，并不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图式造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再如，新闻是一种内容产品，其中包含着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非日常活动，作为日常活动的新闻活动承载着大量有关非日常活动有关的内容，成为一种矛盾集中体现的活动类型。然而，现有的生活世界理论鲜少关注到上述解释困境。在此语境下，新闻学走入生活世界必然会对新闻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做出独特的思考与界定，这必然会对现有生活世界理论形成具有新闻学视角的、重要的补充和发展。

更重要的是，同传统媒体时代相比，数字传播时代新闻的存在样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在经历着一种从历史向逻辑复归的转变过程：新闻的外延不再局限在专业新闻内容，而是指连接人与现时之外部世界的事实性信息文本；新闻文本也不再必然被框架在一种整体性的新闻产品（如报纸、广播、电视节目）之中，而是经历着一种去结构化的转型，以单一的、独立的面貌流动在数字结构网络之中，进而以文本间性（互文性）的方式形成多重连接、交叉并置的互文（谢静，2016），在这种语境下，新闻内容与其他信息内容之间的边界也模糊了；新闻的收受也不再仅仅停留在特定时空情境，而是随着人们的数字化交往实践“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互相嵌入、不可分割（孙玮，2015）。当新闻以上述面貌出现在生活世界中时，人们的生活、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生活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都在经历一种时代性的变革：生活世界与外部世界在新闻的弥散化流动中结构成一个共时性的整体世界，但生活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限却在无时无刻不在的连接中模糊以至消弭了；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时间性关系也改变了，两者之间的时间界限趋于消失，外部世界与人处于一种可随时感知的共时性关系结构之中；随着新闻在人们生活时空的自由流动与蔓延，世界也从四面八方向人涌来，人的生活被外部世界中的事项不断占据与殖民（Burkeman，2019），人开始进入到“世界涌入个人的时代”之中（李泓江，2021）。在这种语境下，数字传播时代新闻存在样态改变所导致的生活世界的变化，构成了生活世界理论必须要加以阐释的重要时代性命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思考与解答，必然也会推动生活世界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人的理解。本文之前的讨论，一直强调的是建立起新闻与人、新闻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联，以寻求新闻学自身的发展， 这些当然是新闻学走向生活世界所带来的价值与意义。事实上，其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此，当新闻学走向生活世界，我们也完全可以以之为切口，从时间、中介、连接等方面加深对人的理解与思考，尝试建立起独特的、全新的理解人的维度。

观察分析研究人类新闻活动，一定是新闻传播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处”（杨保军，2016），“只有当新闻学真正关注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时，它才能分析新闻、评判新闻、实现和发展新闻，此时，新闻学才具备这门学科的本质内涵”（杜骏飞，2018）。与之相应，生活世界也是人的生活世界，人的生命活动于此间铺展，“离开了日常生活，人的其他一切活动便无从展开”，“作为人‘在’世的原初形态，它（生活世界）不仅从本源的层面确证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而且以主体间的交往行动扬弃了对人的工具性规定”（杨国荣，2003），而此前之生活世界理论，很大程度上也是从根本上为解决人的现实危机而做出的努力，其不仅具有思想变革的意义，“更是当代人类现实生存与发展，特别是解决迫切的生存危机的需要”（杨魁森等，2014：19），一如我们前文所说，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乃至哈贝马斯等思想家探讨生活世界的原初动力，就在于对人形成更深入的理解，进而解决人的生存危机及价值危机。在这种意义上，当作为人之生命栖息地的生活世界，遇上迎面走来的完整意义上的以人为基本关怀的新闻学时，对人形成更真切、更深刻的理解与思考，已经显露在历史为新闻学赋予的任务与使命之中。

四

走向生活世界的方法及可能

行文至此，似乎还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即：新闻学如何走向生活世界？“走向”意味着新闻学的转型与发展，当我们提出“走向”命题的时候，除了探讨其意义与价值，还当指出走向的方法论及可能性。否则，“走向”便会沦为空谈。但考虑到走向是一个历史过程，更多地要依赖研究者的智慧与辛劳在具体研究中展开，此处仅做简单说明。沿着前文的逻辑脉络，若要走向生活世界，新闻学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尝试与探索。

一是转换研究对象结构，并将研究对象放置在更为根本的理论平面上予以审视。当研究者不再以现有新闻学的思路，将新闻活动界定为一种职业活动与职业实践时，新闻与人之间的根本关联便有了得以水落石出的可能，新闻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也便可能被置于新闻学对象图谱中的关键位置。以此，走向生活世界的实质，是新闻学将研究对象的范围由职业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拓展至日常生活世界，并以生动的、鲜活的、真实的、丰富的“人”为核心，考察新闻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而当以人为核心关照研究对象时，就不能再停留在浅表层面，而应在时间与空间、结构与位置、媒介与传播、意义与价值、理性与情感、历史与当下、交往与实践等根本性的维度中审视新闻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即是说，走向生活世界并不是为新闻学跑马圈地，而是要深层次地改换新闻学的样貌，要在见到人、见到世界、见到新闻的同时，实现新闻学自身历史与逻辑、实践与理论的统一。

二是凸显学科人文属性，要在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探讨新闻与生活世界的关系。长期以来，关于新闻学究竟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存在较为激烈的争议（刘锐，2013）。某种意义上来讲，新闻学更多是一种人文学科而非社会科学。这是因为，作为新闻学研究对象的“新闻”，是连接人与现时世界的中间环节，也是一种人的特定存在方式。研究新闻，即是研究人，研究人的独特性，也涉及人的存在与价值，而“人文学科是关于人和人的特殊性的学科群”（李醒民，2012），在这种意义上，新闻学就是以人为基本关怀和价值取向的人文学科。而生活世界是人之存在、价值与意义的栖息地，当新闻学将对象图谱扩展至以人为核心的生活世界领域时，便意味着新闻学应当真正地将自身视作一门地道的人文学科。新闻学应当从一门与特定职业联系密切的学科，转向与普遍意义上人类新闻活动联系密切的学科；从一门以职业关怀为自身关怀的学科，转向以人类理想与价值为自身关怀的学科。与之对应，当新闻学真正凸显自身的人文学科属性时，“人”必然会走向新闻学研究价值天平的中心，新闻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也自然会逐步走向新闻学研究的中心地带。

三是尝试开放学科通路，以多种学科、多元路径探究新闻活动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生活世界是一个复杂的活动场域，人的基本的生命活动于此间得以展开，个体通过生活世界与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发生关联，人的其他活动都是从人的生活世界、人最基础的日常生活衍生出来的，生命活动的复杂性、外部世界的复杂性都将在这一特殊活动场域中有所体现与反映。因而，生活世界仿若微缩版的“完整世界”，以探索世界之规律及知识的各种学科均会在生活世界之中存在相应的解释域。这意味着，走向生活世界所面对的是复杂的研究领域，是复杂的新闻活动与复杂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复杂问题、复杂关系。研究新闻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在一个复杂的、微缩的完整世界语境之下进行的，对于新闻与生活世界复杂关系的揭示，离不开包括社会学、语言学、政治学、哲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在内的多种学科的通力合作，恰如有学者所说，“（科学的）边界是模糊的，它融合于普通、日常的实践活动之中。分支科学彼此之间会以意料不到然而富有成果的方式相互重叠、渗透”（巴伯，1979/1991：283）。因而，或许只有在多元学科的对话、交流与通力合作之中，才能真正地揭示出新闻活动与生活世界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丰富性。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2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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