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湾书评|玛丽·比尔德 《古罗马史》中的富人与穷人

《港湾商业观察》乔锐

英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古典学家之一、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的这部《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古罗马史》对这个经历了王制、共和制、帝制并持续存在超过千年的国家，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而对于今日的读者们来说，书中那些“罗马的军事扩张、移民、宗教冲突、社会流动和剥削等问题，我们时时都会看到今日世界的影子。”

包括《经济学人》、《纽约时报书评》、《华尔街周刊》等众多国际媒体把这本书评为2015年最佳图书，它还被全球超过20种语言所翻译出版。

身份性

罗马的缔造者罗慕路斯和他的双胞胎兄弟雷慕斯的形象，直到今日依旧被认为是罗马起源的标志。但对于双胞胎的出身，从古至今的作家们从未停止过讨论。玛丽-比尔德教授认为，“维系于这个故事之上的，并不仅仅是该城最初如何形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身为罗马人意味着什么，哪些具体的特点定义了罗马民族--同样不容忽视的还有，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什么缺陷和缺点。”

广为流传的版本是，双胞胎是“战神马尔斯”（神话人物）强暴贞女祭司所生。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对此存有怀疑，他认为战神可能只是用来掩盖纯粹人类情事的便利借口。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若说罗马的“开国太祖”是贞女祭司的孩子，难免在合法性及合理性上有待考究。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不够名正言顺的出身也不好指挥古罗马的暴徒们--毕竟罗马的第一批“公民”都是意大利其他地方的贱民、逃亡奴隶、被宣判的罪犯、流亡者和难民等。

要想做“开国大帝”，光是战神的私生子似乎还不够。在贞女祭司刚生下双胞胎后，就命人将双胞胎扔到附近的台伯河淹死。而就在盛有双胞胎的篮子被大水冲走前，一头母狼营救了他们，并哺育了这对双胞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对于今日的我们来说，当然可一笑置之。

李维当然也对这则故事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在拉丁语中，“母狼”（lupa）一词在口语中也被用来表示“妓女”。那么罗马的缔造者是否是由当地的妓女抚养长大的，也未可知。当然，对所有人来说，被妓女养大的领袖和被狼养大的领袖，一定是后者更为人所青睐。

这些“君权神授”我们一定不陌生。从刘邦之母梦到神龙后怀孕，到赵匡胤出生满屋金光四溢，就连“织席贩履之徒”刘备，都靠着有一个“刘皇叔”的身份增加博弈筹码。

说回罗马，被认为杀死自己亲生父亲凯撒的布鲁图斯，似乎也正印证了玛丽-比尔德教授所说的“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什么缺陷和缺点”。在罗马城选址的问题上，双胞胎兄弟罗慕路斯及雷慕斯发生分歧，经过了一系列的争执及对立行为，罗慕路斯杀死了自己的双胞胎兄弟，从而成为以他名字命名（罗马）的地方的唯一统治者。“当他挥出杀害兄弟的可怕一击时，他呼喊道：‘其他任何跳过我的城界之人也会死去。’”

在现代史学家试图解释明显多余的双胞胎设计时，提出这指向了罗马文化中的基本二元性，或许这可能反映罗马后来总是有两位执政官的事实。比尔德教授认为，这些故事的背后，“隐藏着某些后来的罗马历史中最重要的主题，以及某些处于罗马人内心最深处的文化焦虑。”

除了家庭间的内战，还有一个较为典型的，是罗马婚姻的性质。

由于罗慕路斯建罗马城时，跟随他的都是贱民、逃亡奴隶、被宣判的罪犯、流亡者和难民，一眼可知，最初的罗马人都是男性为主。为了延续“王国”，罗慕路斯邀请了周围的拉丁姆地区的萨宾人和拉丁人全家来罗马参加宗教节日和娱乐活动。“活动进行到一半时，她指示手下绑架了来客中的年轻女性，把她们抢回家做妻子。”对于被劫年轻女性的数量，不同的估计数字是从“30人到683人不等”

为了使“罗马人”得以繁衍，为了使罗马城千秋万代，罗慕路斯下令抢女做妻。

此后的罗马史学家，对早期罗马人的这种行为做了辩护的努力。李维认为，罗马人有权迎娶对方的女儿，也就是“通婚权”，而此后的行为是对领邦“不理智行为做出的回应”。也就是说，只因这个请求被无理拒绝，罗马才诉诸暴力。这又是一场“正义之战”。

富人与穷人

社会层面，该书也提出了：“无论贫富，所有人都认同富有是令人渴望的状态、要尽量避免陷入贫穷；穷人对未来的憧憬也不是重塑社会秩序，而是让自己能在更接近财富顶峰的地方拥有一席之地。”

在该书第十一章，玛丽-比尔德教授的笔下是这样描写富人和穷人。富人：

在帝国各地，富人们通过为自己建造庞大而昂贵的宅邸来炫耀财富，衡量标准不是建筑面积，而是屋顶上的瓦片数量（有法律规定，想要成为地方市议员，你需要拥有一座屋顶有1500块瓦片的房子）。从丝绸到东方香料，从能干的奴隶到昂贵的古玩，这些人沉迷于许多能用钱买到的带来快乐的东西。他们还通过资助当地社群的设施建设来炫富。

我们非常了解作为罗马世界的特权阶层的有产者。留存至今的几乎所有古代文学作品都是他们创作的。甚至像尤维纳尔之类有时自称社会地位低下的作家事实上也生活优渥，尽管他们对当头浇下的夜壶颇有怨言。此外，从宏大房屋到新建剧场，在考古记录中留下绝大部分印记的也是富人。在帝国各地，富人总数粗略估计可达30万人，包括相对富裕的当地大亨和大城市的财阀如果算上他们的其他家庭成员，总人数还要大得多。假设公元后前两个世纪里的帝国人口为5000万到6000万人之间，那么作为绝大多数的那99%的罗马人的生存状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是怎样的呢？

穷人：许多罗马城镇的周边地区可能与现代的“第三世界”城市的郊区相差不大，遍布违章定居点或棚户区，那里的居民处于饥饿边缘，乞讨差不多是和工作一样的维生手段。罗马道德学家们经常提到乞丐（大意是最好无视他们），而在一组反映当地广场生活的庞贝壁画中，有个画面描绘了一名带着女仆的时髦贵妇正向一位牵着狗的驼背乞丐施舍小钱，她没有遵从道德学家的建议。

对一幅描绘广场生活场景的壁画（现在已经严重褪色）的临摹，来自庞贝城的尤利娅·菲利克斯之屋（House of Julia Felix，公元1世纪）。这是罕见的关于罗马世界中富人和穷人互动的画面。长胡子的乞丐无疑“穷困潦倒”，褴褛的衣衫无法完全遮盖他的身体，并与一条狗为伴。

或许，我们可以说，“贫富”可能是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永远无法消灭的现象，不同时代的贫富差距，或关于人的尊严，亦有所不同，古罗马时期与今天全球所面临的贫富差距，形式表现虽然不同，但依然严峻。

国际顶尖资产管理机构桥水创始人达利欧提出的“大周期模型”也直指贫富难题：一个周期有100到150年。在这一时期里，由于生产力带来的好处和机会没有得到平均分配，贫富差距将因此产生，富人能够为其子女提供很多好处，但穷人却无法做到，导致制度变得不公正。

国际救援组织乐施会最近也提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平均每30小时新增一名身家超10亿美元的亿万富翁，而今年几乎每33小时就有近1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港湾财经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