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写的世界地理书，在国内无人问津，却推动了日本的崛起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是有限的。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但主要在印度洋范围内。清朝中期，有樊守义和谢清高等人游历了欧美，并写下了著作，但在国内并未引起多大影响。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才如梦初醒，试图去好好了解下世界局势，这就是所谓的“开眼看世界”。

一，鸦片战争之前对世界的了解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介绍欧洲的著作。1707年，康熙帝为了澄清中国“礼仪之争”，命樊守义和法国传教士一起出使罗马教廷。经过四个月的航行，樊守义到达了里斯本，得到了葡萄牙国王若昂五世召见。后来他在意大利居住了9年，游览了意大利多个城市。直到1718年罗马教皇受到了康熙的文书，才召见了樊守义，樊守义才得以回国，可惜在途中去世。他留下了一本《身见录》，成为了中国第一本介绍欧洲的著作。

雍正年间，清朝水师提督陈伦炯写下《海国闻见录》，该书不仅介绍了中国周边的海上局势，还介绍了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等国的地理情况，记载了他们的殖民扩张，如“葡萄牙者，澳门之祖家也。……是班牙（西班牙）者，吕宋之祖家也。……荷兰者，噶喇吧之祖家也。”书中还介绍一些欧洲的科技知识，认为欧洲人“身长而心细巧，凡制作皆坚致巧思。精于火炮，究勘天文地理”。

乾隆年间，一位叫做谢清高的水手在海南遭遇海难，幸好被一艘外国商船救了。此后，他就成为了这艘外国商船的帮工，工作时间长达14年。他跟随商队到达了大洋洲、非洲、欧洲和南北美洲，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到达美洲的人。1820年，他回到中国，整理出了一本著作——《海录》。这本书介绍了世界九十五个国家的政治、历史、地理、军事、民情、风俗等，内容广泛。写成之后，被不断翻刻、刊印，也是清朝官方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一定程度上了解、认识了西方，但是受到“天朝上国”思想的影响和传统农耕经济的束缚，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总体还是非常匮乏的，偶然出现了一本介绍世界的地理、人文著作，那也只是在极少数的人群中影响，未能改变现象。

二，鸦片战争后的睁眼看世界

鸦片战争爆发前后，林则徐为了了解敌情，就组织人员搜集英国的情报，并将外国人的报刊、资料编译为《澳门纸》《澳门月刊》《华事夷言》发表，又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译成《四洲志》，介绍了世界30多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情况。林则徐还通过传教士、医生、商人等去了解世界，因而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徐继畲也是开眼看世界的先驱。1843年，他到厦门和英国谈判，结识了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得到了一本世界地图册。徐继畲非常感兴趣，不断向雅裨理询问，并参照《海国闻见录》等著述不断研究，最终在1848年写成了《瀛环志略》一书。该书介绍了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各国的地理、政治制度、人文风情等。

《瀛环志略》问世后得到了清朝许多官员的重视，福建巡抚的刘鸿翔将之称为“百世言地球之指南”，后来的洋务派也多参考《瀛环志略》。著名的外交家郭嵩焘读了《瀛环志略》，认为徐继畲把英国的强盛吹嘘过度了。当他亲自到欧洲访问后才知道“所言乃确实如是”。后来唐有为、梁启超也是在读了《瀛环志略》才“始知五大洲各国”。

当然，这本书在国内也遭到了更多保守士大夫的攻击，如刘鸿翱序云：“夫中国，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四肢也。……我朝幅员之广，亘古无二……几得亚细亚之全土。”李慈铭说：“轻信夷书，夸张外夷，尤伤国体。”

《瀛环志略》传往日本后竟然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他们惊呼这是“通知世界之南针”，也是多次出版印刷，大大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1853年《瀛环志略》介绍华盛顿的内容传播到了美国，被镌刻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塔第十级内壁上。

1841年，林则徐被流放新疆，他在途径江苏的时候，魏源赶来迎送。林则徐就将自己整理的《四洲志》交给了魏源。魏源是清朝中后期著名的思想家，他要求对水利、漕运、盐政等进行改革，对后来的维新思想产生有重要的影响。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此后，他就在《四洲志》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写出了著名的《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最初为50卷，后来扩充为了100卷，参考了古今中外70多种著作，包括清朝的多种奏折、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海国图志》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其介绍的深度、广度都远超之前的作品。

《海国图志》针对西方海上力量强大的特征，提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诱其深入”、“坚壁清野”、“出奇设伏”、“水陆夹攻”、“草木皆兵”等防御战术。同时，主张中国应该大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打造自己的坚船利炮，这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的这个思想被后来的洋务派学习，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海国图志》在洋务运动之前并未得到重视，逐渐被国人遗忘了。1854年，《海国图志》传播到日本，结果日本人争相购读。此书在日本产生了轰动的效应，推动了明治维新。盐谷宕阴在序中写道“鸣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所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魏源）悲矣，而并为清帝悲之。”

三，洪仁和容闳的探索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更加频繁，同时也加速了西方文化的传播。而香港、上海等地区则成为了中国了解西方的一大窗口。1851年，洪秀全发动了金田起义，其堂弟洪仁为了赶上队伍，被迫流亡香港。他在香港认识了许多传教士，见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1859年，他到达天京，写成了《资政新篇》，此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发展资本主义方案的著作。

《资政新篇》在政治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设置独立的“新闻官”，收集言论，查看民情；在经济上主张修建铁路，制造火车、轮船；建立邮政、银行、保险等事业，开发矿产，兴办工业；在社会方面成立士民公会，以拯困扶危、办理教育，开设医院、新闻馆、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和育婴堂等。此书还介绍英、美、法等国的先进制度、经济和思想。不过，由于太平天国缺乏一个稳定的环境，因而以上的措施无法推行。

洪仁在香港结识了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他于1846年到美国留学，考入了耶鲁学院，1852年入籍美国，1854年返回中国。1860年，他到达南京，试图和洪仁一起拯救中国，他提出建设新军，开办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等。洪仁非常赞成，但是无法推行。容闳眼见太平天国大势已去，就拜见了曾国藩，此后帮助购买了大量的机器，帮助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

此后，容闳又对洋务运动产生了失望，在1882-1894间又侨居美国。甲午中日战争后，他多次向清朝提出了复兴方案，但是都被李鸿章等否决。1898年，清朝实行维新变法，容闳也参与其中。维新变法失败后，容闳又加入了革命派，和孙中山联系。

综上所述，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后都不乏了解西方的人士，也不乏介绍西方的著作，但是中国的体制已经延续了2000年，所谓积重难返，因而处处受到了传统的限制，难以真正全面地学习西方，最终加速了衰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一位“千古一帝”能够立志革新，力挽狂澜，这是中国近代的一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