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惨打工人：上班上到脑组织破碎，家人也盼着他早点死

人的脑子受到严重撞击后，因为骨折、出血、脑损伤，会出现一种非常危险的临床危象，叫做脑疝。

此时的脑子就像是放了酵母的面团，在颅骨里慢慢涨大。脑疝初期，由于脑子肿胀的体积比较小，不会产生太大的压力，此时也是手术的最佳时机。

等到脑疝中后期，脑组织会肿得很大，就像面团吸收了过多的酵母，最终，脑组织想要冲破这个大盆——颅骨。

然而，脑组织极软，但颅骨却硬，就像面团遇到铁盆，始终无法冲破。

但如果把颅骨打开，脑组织就会不受控制地突然向外鼓出来。

2019年10月12日晚上，我开了一颗正发生脑疝的头颅。

那是抢救车送来的一个工地工人，昏迷不醒，穿着破旧的衣服，浑身上下都是土。

他四肢强直，一侧的眼睛肿成青紫色，扒都扒不开，另一侧好不容易扒开，但瞳孔已经开始扩散。

我初步判定他是因头部遭到重击，导致的重型颅脑损伤，生命体征非常差，用力喊叫他，没有任何反应。

正常人的意识评分是15分，他的评分只有4分，比最低的3分只高了1分。

脑疝初期，人的血压会升高，脉搏却慢而有力，这是最佳的手术期，越往后期发展，手术就越难做。

当时，病人的心率已经很快，达到130次/分钟，血压却不算很高，并且在检查的过程中有所下降，达到160/97。

这意味着，他正由脑疝初期转向中后期。

这样一个重伤患者，在经过手术，以及两个月的治疗后，居然渐渐好转，恢复了意识，连我都觉得是个奇迹。

但就在这时，有人当着我的面，在病床上“杀死”了他。我目睹了一切，却无力阻止他的死亡。

这个叫李红旗的患者，生命力格外顽强。

手术时，刚打开他的头颅，我们就发现红旗的脑组织已经被摔烂。

手术全程我们都很紧张，期间，红旗的心率曾升到过180多次/分钟，大概3个小时后，才终于成功去掉他很大一块头骨，给脑组织减了压。

从死亡线上回来后，红旗躺进了重症监护室。

第二天，警察联系上了他的家属。红旗的老家在东北，家里人说要准备准备，一天天过去，人始终没出现。

直到一个星期后，红旗的三兄弟，三个魁梧的男人，终于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领头的大约60岁，一张长脸，肤色黝黑，身上肉很少，皱纹多，眉毛比较浓，说起话来，两颗门牙微微向前凸。

10月开始，北京天气也冷了，他穿了件黑色皮夹克，戴了一顶貂皮帽子。

后来，我每次找他谈话或交代病情时，他一进办公室，总会先双手摘下貂皮帽子，把它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貂皮帽子和两个兄弟不紧不慢地坐了下来，刚坐定，他就严肃地大声说：“你就是杨大夫啊，我是李红旗的大哥，我弟怎么伤成这样？我能去监护室看他一眼吗？”

我和他们三人戴好口罩、帽子，进了监护室。

我第一次见到家属探望重伤昏迷的病人时不紧不慢的。

绝大部分的家属，在探望时都会像电影里那样，一进门就扑到床边，拉着病人的时候，甚至还会嚎啕大哭。

而这三个兄弟，缓缓踱步进去，绕着红旗的床转了一圈，上下打量，包括监护仪、呼吸机等仪器。然后才开始仔细看红旗，但什么话都不说。

站在床边看了老半天，貂皮帽子才像是自己问自己似的说：“这是我老三吗？瞅着不像啊。”

红旗脸部的肿胀已经消下去一些，但眼睛仍然青紫，头被纱布一层层紧紧包裹着，分辨不出具体样貌来。

我连忙解释，是因为红旗现在身上还没彻底消肿，肯定不太好认。

他们仨没理我，自顾自地翻了翻红旗的手，当时红旗身上插着管子，手臂埋着留置针，但貂皮帽子的动作不轻，像是翻腾家具找丢失的物件一样。

直到看见了他手臂上，那个说不清是什么图样的纹身，貂皮帽子才确认，躺在床上的人是他们的兄弟。

过了一会儿，貂皮帽子慢悠悠从袖口里伸出了一根手指，戳了戳红旗的手，喊着：“老三啊，我们来看你来了，我是你大哥啊！”

叫了半天，红旗也没什么反应。三兄弟还是情绪平淡，甚至面部表情都没发生变化。

待了一会儿，刚出监护室大门，貂皮帽子突然抹脸大哭：“我这弟弟啊，怎么这么命苦啊！我的弟弟啊......”

见貂皮帽子一哭，旁边的另外两兄弟也跟着哭了几声，但一听就知道是假哭。

我正寻思他们想干什么的时候，抬头看见工头正朝这儿走，才明白这三兄弟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红旗刚送进来的时候，是一群工人陪他来的。

其中工头是个年轻人，穿一件比较正规的衬衫，手里还拿着厚厚的大衣。他说，红旗没结婚，无儿无女，出事时，正在工地干活，突然从四五米高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

他一直在问我红旗能不能救活，我以为他挺关心工人，于是让他赶紧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但他却坚决不肯。

最后，还是医院总值班的老师先签了字，我们才能手术。手术后，缝合头皮的时候，主任提醒我，跟工头打交道时一定要小心。

因为如果红旗救不活，工地能省下一笔医药费，并且能拿这笔医药费赔偿家属，既省钱又省事；

相反如果红旗被救活，后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多半是需要工地负责，还要和家属协商。

我这才恍然大悟，虽然工头一直在问红旗能不能活，但他其实并不想红旗活下来。

红旗的三兄弟到医院后，和工头一起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我告诉他们，虽然红旗的命救了回来，但后续的治疗还会花费一笔不小的费用，需要他们先把这部分钱补齐。

貂皮帽子问我，到现在一共花了多少钱？

我如实告知，术后，红旗账上的欠费就已经接近6万，他入院时，工头除了没主动签字以外，费用也只交了2万，欠费太多，必须尽快补齐。

我们医院不会因欠费而停止手术和治疗，但也不会一直容许病人欠费。当病人经过抢救，生命体征慢慢稳定下来时，医生就会开始催费。

红旗经历的是开颅大手术，有多次、轮番的抢救和输血。术后，他需要补充大量白蛋白，一天用8瓶，一瓶价格在500元左右。

貂皮帽子稳定了一下情绪，转过头看着包工头：“这个费用该由你们工地出吧，难道还好意思让我们家属出？”

我一听这话，愣了。

自己的弟弟已经伤得面目全非，他却在关心治疗费由谁出。

工头似乎也察觉到什么，凑到貂皮帽子跟前，笑嘻嘻地说：“李大哥，我也姓李，咱们也算‘同姓中人’。我积极和你们取得联系，就是为了红旗下一步治疗啊。”

说着，递给貂皮帽子一根烟。

这种假惺惺的表演我实在看不下去，立马呵斥他们说医院里不允许吸烟。工头这才谄媚地笑着，又把烟收了起来。

见貂皮帽子和工头都没作声，我告诉他们，不管怎样，病人后续的治疗医院这边都会跟进，但是钱的事情，需要你们来想办法。

随即，我打发他们离开了办公室。

三个星期后，红旗的欠费已经近15万。

我每天都要催费，工头的答复一直都是“工地正在想办法”，家属的答复也一直都是：“一切由工地出钱，我们哪有什么钱啊？”

我只能打数次报告上去，坚持帮红旗申请白蛋白。每次，我拖着自己跟上级领导欠下的人情，最多能帮红旗争取三五天的药用量。

虽然一切治疗我都在尽力跟上，但红旗的气管插管还是没办法撤掉，他的痰液吸不出来，自己也没力气咳出来。

痰液长久淤积，变成了黄色粘稠状。如果再这样下去，下一步就只能对红旗进行气管切开术了。

当我去找貂皮帽子谈这件事时，他坚决不同意签字。在他的意识里，人切了气管就不完整了，而且会耗损元气，离死也不远了。

我一时不知该拿他怎么办。

事实上，他们三兄弟来医院的这些日子，对红旗一点也不上心。

他们几乎每天都是上午过来点个卯，下午过来走个过场。有一次，都早上10点多了，这兄弟仨才晃晃悠悠地过来。

反而工头那边来得更勤一些，但每天也只是来看看，并不多问，也没要求进监护室看看红旗。

我最后是从工头那里找到了说服貂皮帽子的办法。

一天下午，我正在写病历，工头笑嘻嘻走过来给我打招呼，又一次问我红旗的恢复情况。

这段时间我观察过他，只要听到我说红旗病情平稳，他似乎就很失落；听到要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就很放松。

所以，我故意说红旗的病情基本快平稳了，但最终恢复得如何，还要再等至少两个星期才知道。

工头渐渐面露难色，告诉我，自从这三兄弟来了以后，他找了高档酒店，每天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但这三个人也不着急，再这样下去三兄弟的食宿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原来是工头撑不住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往我手里塞东西。我低头一看，是一盒香烟，赶紧拒绝了。工头见我没要香烟，收回了手，主动跟我吐槽起红旗那三个兄弟来。

三兄弟并不关心红旗的伤情和死活，工头也能大概猜到为什么。

很早的时候，他就听说，红旗之所以到城里打工，是因为父母分房子的事情，跟家里的四弟闹掰了，索性大吵了一架，离家出走。

听了这话，我才反应过来，从这兄弟几个来到医院至今，老四的确从没说过什么话，每次探望红旗时，也总是站在一旁板着脸。

在和工头聊过后，我知道貂皮帽子其实并不在乎红旗死活，而是怕拿不到赔偿金。

所以，我开诚布公地告诉貂皮帽子，如果红旗现在就死了，法医的鉴定结果还没出来，肯定还要送去尸检，到时候鉴定成什么样子，谁都不知道，说不定还会扯上官司，一直耗着，谁也别想拿走一分钱。

但是，如果红旗活着，事情可能会变得简单很多。

貂皮帽子听我这么一说，好像明白了什么，在气管切开的同意书上签字了。

在行气管切开术后，红旗的痰液被顺畅地吸了出来，他整个人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三个星期后，他就从监护室里转进了普通病房，并且脱了呼吸机。

有一天，我例行查房时，红旗竟然睁开了眼，醒了。

曾经，我一度以为红旗会变成植物人。因为，像这样颅脑损伤非常之严重的病人，50个估计会死掉40个，另外10个，多半就是植物人。

我从没奢望红旗能醒，但他却用一次又一次的睁眼，在表现着自己生命力的顽强。

红旗刚醒来的一星期内，只能做出睁眼、手指略微勾一勾的动作。尽管如此，他还是会尽力配合我。

每天查房，我会花5分钟的时间呼唤他。

我在他床前弯着腰，喊：“红旗！睁眼”，他就慢慢睁开；当我再喊：“很好！红旗！闭眼”，他就又慢慢闭上。

依据红旗每天的反应，我一次次调整医嘱，更改抗生素剂量，帮他控制体温。这些指标每天甚至每隔几个小时，就会发生变化，所以，需要勤观察，勤调理。

让我再次体会到求生的决心，是经过一个星期的调理，我眼睁睁看着红旗脸色，从起初的苍白、黯淡，变得开始有些血色了。

这对于一个生命状态满分100分，却只能拿到20分的人而言，已经很难得。

所幸，红旗一直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他的生命力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一丝蓬勃的意愿。

起初是慢慢扭头；后来，可以自如地眨眼；再后来，没有发生偏瘫的身体一侧的手，也可以在床上来回略微动一动了。

半个月后，红旗原本呆滞的目光，有了神采，他的眼球可以追着人指的方向看。

状态更好的时候，没有瘫痪的那只手，可以听着指令，慢慢比划出“1”和“2”的手势，头部去掉骨头的地方开始慢慢凹陷，这说明脑内压力慢慢降了下来。

看到自己的兄弟清醒过来，三兄弟也很高兴。貂皮帽子还忍不住地向我炫耀，说他弟弟从小就命硬，伤口愈合特别快。

但是有一天，他们从我的办公室离开，我清晰地听见貂皮帽子在外面骂我。

“这他妈的小逼崽子，每天都吓唬我。老三命硬，小逼玩意儿还整天说什么病情危重，依我看，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钱。”

从那天开始，每天交代完红旗的病情，三兄弟从我办公室出去后，我都能清楚地听到他们骂我的声音。

没过多久，我发现不仅我遭受了三兄弟的谩骂，那位工地雇佣过来，每天都细心照料红旗的护工，也无端端被三兄弟训斥。

我问她被训斥的原因，她也摸不着头脑，不明白为什么每天按时按量给红旗喂饭，定时定点给红旗翻身、擦拭，却换来了家属的强烈不满。

正当我想试着找工头问问其中缘由时，发现工头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医院了。并且，曾经和他剑拔弩张的三兄弟，现在也很少提到工头了。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貂皮帽子三兄弟，在医院的走廊里跟一名律师攀谈。

医院里，尤其是住院病房的附近，经常有律师称自己可以帮病人家属打官司。后来，我也趁空闲的时候找了个律师问，红旗的情况会怎么处理。

律师告诉我，现在红旗活了下来，虽然工地会将赔偿费、治疗费等等一次性付清，但红旗住院时间越长，花费就越多，三兄弟最终拿到手的钱就越少。

所以，三兄弟就是盼着红旗早点死，谁越关心红旗的病，越好好照顾红旗，他们就越看不顺眼。

红旗入院两个月后，工头终于再次出现，但他却一改从前温顺的态度，强硬地要求我，把能给红旗停掉的药都停掉。

他告诉我，警察那边的酒精测试结果出来了，红旗没有喝酒，监控里也看到没人推他，大概率是他自己不小心摔下去的。

我非常无奈，当时，红旗除了消炎药、化痰的药，和不能停用的口服抗癫痫药外，已经没有太多治疗的药物了。

要知道，靠着坚强的意志力和求生欲，红旗的生命已经从微弱的20分，走向了及格的60分。

转入普通病房后，他的治疗费用也骤减，一天大概在1500-2000元，比起住在重症监护室的那段时间，每天的开销只相当于原来的十分之一。

我试图再次沟通，用红旗将来能恢复到生活自理的美好未来，来告诉他们的哥哥，红旗好好治疗，还有未来。

然而沟通了3次毫无效果。

此刻，那个牵连着红旗生命的终止符，就在摆在我的面前，工头和三兄弟都急切地希望我干脆利落地按下去，叫停这一切。

我怎么可能亲手救了红旗，又亲手断了他的药，我只能敷衍他们。

最初，红旗一天要输5000-6000毫升的液体，有一部分是补液，一部分是必需的消炎药、调养药物。

所以，我只是把那部分补液稍微减少一些，这样每天交费的单子上，也还是会显示少用了一些液体的，但坚决不停掉治疗药。

坚持了一段时间后，确认红旗不再需要用这么多液体药物，我才把他的液体逐渐都停掉，每天只开些消炎、化痰的药。

我还一次次把报告交给领导，让领导知道红旗的处境，酌情处理。

见我没有停药，三兄弟自己开始行动了。他们辞掉了来照顾红旗的护工，声称他们会轮流亲自“照顾”自己的亲兄弟。

那时的红旗，已不再主要依靠药物治疗，而是更多依靠人的照顾，让身体慢慢恢复。

他已经很瘦了，虚弱地睁开眼睛看着自己的兄弟们，可这些人却连给他擦拭身体的想法都没有，只是消极敷衍。

长期卧床的病人，怕躺久了会生褥疮，所以需要有人每天给他们定时翻身、拍背。这些活儿平日里护工们都做得非常好。

但辞退护工后不到一个星期，红旗的后背和后腰就已经被压红了。

吸痰的工作这三兄弟也没好好做，随之后来的就是消瘦、贫血、营养不良。

貂皮帽子三人通过这些方式，表面上在照顾红旗，实际上不付出任何行动。我经常下午给他们打电话，换来的却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很快，红旗开始发烧，患上了误吸性肺炎，原因就是喂食没喂好，食物呛到了气管里。

如果此刻，红旗可以再进监护室，用上呼吸机，还是能救回来的。但是三兄弟见状，马上签了放弃使用呼吸机、进入监护室的同意书。

我眼睁睁看着这一切，无能为力。

作为医生，我一直认为我们有着救助他人的能力和使命，却没想到，我会因为想要救一个人，而四处寻求他人的帮助。

那天，红旗的家属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字时，我甚至在期待，万一有个极好心的人出现，说他愿意救红旗呢？

这个人愿意承担红旗的治疗费用，并且也让三兄弟拿走那笔他们觊觎很久的赔偿款，如果这样的话，红旗会不会就活下来了？

但仅仅过了一瞬间，我就意识到自己一定是陷入了幻想。

曾经，我在一个平台网站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一个孩子得了视网膜母细胞瘤，好心人捐了很多钱给他，想让孩子的父母带他去看病。

但父母却拿着这些救命钱，给孩子的弟弟买了好东西，最后这个孩子不治身亡。

我一直以为，医院存在的意义，是给那些想活下去的人一些希望的，可现实却不是这样。

工作几年，我渐渐对“治病救人”有了新的思考，所谓医生能“救活”病人，但病人最终是否能真正被“救活”呢？

一个令人无力的事实是，送进医院的重病人，就算被医生通过手术，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也很有可能会在术后的任一时刻，被合法地“杀死”在病床上。

几乎和红旗一模一样的例子，我的一个同学曾接管过一个老太太，照顾她的护工因为按时按量给她饭吃，而被她儿子骂，最后被辞退，这导致老太太很快就病逝了。

得知这件事，我们医院几乎所有的医生都非常气愤，私下里不知道骂了老太太的儿子多少次，然而，除此之外，医生确实也毫无办法做更多了。

比这更极端的例子，也不是没有。

2007年11月，朝阳医院有一名产妇临盆，当时产妇还患有严重的肺炎，心脏正迅速衰竭。为了救命，医生提议对其施行剖腹产手术。

但产妇的丈夫却陷入了犹豫。他认为妻子不至于做手术，随着劝说的人越来越多，他甚至认为医院是拿手术作为欺骗自己钱财的幌子。

为了打消产妇丈夫的疑虑，医护人员申请了绿色通道，医生也愿意免费给产妇施行剖腹产，还叫来了警察。

最终，产妇的丈夫却直接写了“拒绝剖腹产手术，后果自负”这几个字。产妇和孩子因难产，一尸两命。

因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当病人有家属或关系人时，如果医院要对其实施手术或特殊检查、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取得家属或关系人同意并签字。

否则，医院就无法进行任何治疗。

这件事曾受到多方报道，孕妇家属后来还把医院告上了法庭。最终，医院胜诉，被判无过错。

但相反，如果医院当时不顾孕妇丈夫签字，强制抢救，一旦出现意外，将会是重大错误，必定会败诉。

红旗躺在那里，面色死灰，张大嘴巴在努力呼吸。

可是他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半天才能张开下颌，使劲儿吸进去一口气，双眼没有光芒直勾勾地看着天花板，额头和鼻尖渗出来很多细小的汗珠，身体不停地微微颤抖。

肺炎出现几天后，留给红旗的时间就不多了。

我非常无力，这场漫长的博弈，眼见着就要输了。唯一能自我安慰的是，红旗又失去了意识，所以感觉不到痛苦。

入院第70天，红旗离开了人世。

按照司法程序，虽然死亡原因很明确，但是还是要对尸体进行尸检。红旗去世之后，很快就来了车，把人拉走了。

看着远去的红旗，我久久不平静。我就在想，救这种病人到底好还是不好？

如果当初，我稍微不认真些，可能他根本就下不去手术台，或许他既不会有后来的痛苦，也不会了解这个世间的人心险恶。

现在，我把他救回来，他在世上多待了几个月，但也没法行动，生存质量很差，而且还亲身经历了人性的深深恶意。

有时候想想，人一旦因为重病进医院，生死可能就由不得自己了。剩下一切，就像是在赌，照顾自己的人能不能经得起人性考验。

我以为，红旗离开后，我不会再跟他这三兄弟有任何交集，没想到半个月后，貂皮帽子又站在了我面前。

这次，他一改往日的傲慢无礼，满脸堆着笑，让我给红旗开死亡证明。

那段时间，死亡证明的开具，管得非常严格。只要涉及纠纷的，必须尸检，再由尸检中心开具证明。

红旗的案子最后只被视作是简单的工伤案件，做了尸检，也确认符合颅脑损伤死亡，却不给开具死亡证明。

家属和工头都签好了赔偿协议，只是没有死亡证明的话，派出所没办法给红旗注销户籍，赔偿款也没办法到那三兄弟手里。

按照流程，家属如果选择了尸检，那么医院医生是没义务再出具死亡证明的。我实话告诉他，这事儿我办不了，需要他跑一趟医务部问问。

过了几天，我再次见到貂皮帽子，他带着医务部的意见来找我，医务部最终同意让我给他开具红旗的死亡证明。

那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坐在办公室。办公室里出奇的安静，我们什么话都没说。

死亡证明，一式三联，需要详细写清楚死者的户籍信息和居住信息。貂皮帽子从兜里掏出来一张证件，放在桌上推给我。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红旗的身份证——照片里的红旗是年轻的样子，小寸头，非常精神。

入院两个月以来，红旗身边的人根本不在乎他，以至于我都没看见过他真正的模样。

直到今天，我想到照片里的他，仍旧不知道，我们怎样才能阻止这样一种死亡。

我曾在网上看过一条新闻，80多岁老人家属放弃治疗，医生哭红双眼：他还有救，特别难过。

那位医生说，人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作为医生希望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

点赞第一的评论却让我心口一凉：你心痛什么，手术费不贵的话，谁会放弃！

历史重演，决定红旗生死的，也是一笔钱。

真正该决定自己命运的红旗，却一直躺在病床上，挣扎求生，不能开口。

我问杨正经为什么要记录这个故事。

他说，那些明明有钱，家里却不给治疗的患者对活下去的渴望，他都能看见。

如果有些人，非要将自己亲人的生命和金钱作比较，那他作为医生能做的，就只剩救人的事，如果连救人的事也难以做到，之前有鲁迅弃医从文，他也可以效仿。

我们总要为“红旗们”做点什么，哪怕只是写下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