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记者 王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周六在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货币政策还是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总量上，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用，但要更加谨慎一些。
今年以来，中国央行陆续推出了针对科技创新、普惠养老、交通运输和物流仓储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等领域的专项再贷款。央行在周一发布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还要积极做好“加法”，促进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行业倾斜。
但黄益平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的风险把控能力要求很高，而且这类政策会与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界限产生模糊。
“大部分中小金融机构没有给中小企业发放更多贷款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流动性，而是缺乏有效风控的手段。所以实际上给了金融机构流动性之后，银行反而更多愿意给擅长做、能做的企业贷款，而这些企业反而是规模比较大的。”他说。
“所以对这些措施应该仔细评估，再考虑推出新的政策。尤其像增加流动性的政策，银行本身来决定把钱投到什么地方，要考虑银行有没有能力做。”
另外，黄益平提到，前几年央行直接给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引导政策性银行去推动一些特定领域的活动，钱相对直接给到了项目上，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个问题，即这跟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界限出现一些模糊。
“尤其是如果有越来越多的结构性货币政策，那么跟政府过去传统的这种资金配置会有什么样的差异？”他说。
黄益平还表示，现在已经到了采取“不计一切代价政策”的时候，货币政策对于稳增长固然重要，但应该采取更多的直接措施作用于微观层面，尤其是更大程度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原因在于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去增加流动性，扩大经济需求，而是说很多企业很多家庭现在都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货币政策的直达工具，更多的是需要财政政策的直达工具。”他说。
“除了降低利率、改善资产负债表、增加流动性外，我建议在短期内（政府）要拿出很多钱来直接支持老百姓去消费，这是稳定社会、稳定市场经济的一个很重要措施。”他说。
黄益平特别指出，在面临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首先考量的是稳经济或者金融，而平常较为关注的一些因素，例如杠杆、结构或效率等问题要置后。
“一些决策部门有的时候比较担心，比如说大水漫灌将来会有后遗症，杠杆率再上去会不会有新的问题，但我认为当经济在快速下行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应该放在次要的位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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