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中华文明】中华古文明的孕育期源流悠长

中国考古百年的最大贡献是什么？这个问题各有答案。但我以为最大的公约数答案是：中华古文明不断通过考古发掘找出了丰富而坚实的证据。5000多年中华文明之说，不但在考古专业圈成为共识，而且社会上也在广泛认同。

既然中华文明形成于5000多年前，那么顺理成章，后续考古工作者的紧要任务就应当去寻找并阐释文明孕育期的文明胚胎和物质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是独立诞生的原生性文明，这样的文明并非短时间能速成，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孕育过程，并最终在距今5000年前后升华到文明阶段。从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现来看，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中的几个文化核心要素，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已出现。试举几例：

第一，钟爱三足器。早在八千年前后的河北磁山和陕西老官台新石器文化中就可见到陶三足器，在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早期，三足已经基本定型，后来因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原因，三袋足多变成锥足，由此走上了另一条演化路线。陶器三足的袋足形仍然保留到春秋。直到今天，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铜陶瓷鼎多为三足。在世界几大古文明中，三足器之丰富，是中华文明独有的。

第二，以玉为美。早在约九千年前的黑龙江小南山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系统用玉的证据，玉璧、玉玦已然成形。如果说这些发现还只是昙花一现的的话，那八千年前的内蒙古新石器墓葬中就出土了料工俱佳的玉玦。此后玉器出土在各文化遗址寻常可见，到后来不断增加形成璧、琮、圭、璜为核心的玉礼器组合。最晚自兴隆洼文化时期起，喜玉爱玉的文化习俗绵延至今，从未间断。人类都爱美石，无可否认，东西方喜爱何种美石与地理物产有关。而将玉石雕刻成各种器型，并在器物上雕刻各种神秘图案，甚至将之礼器化、人格化，这大概是中华文明独有的。

杭州，良渚文化时期玉璧。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第三，敬畏神龙。距今7500年前的辽宁查海大石龙的横空出世，确实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年代稍晚的河南西水坡墓葬也出蚌龙。这两地先后出现的龙，已然被神化。后来，仰韶文化、红山文化，仰韶晚期、龙山时代，龙在各文化遗址常有出现。

第四，日中金乌神话传说。这是中华古文明特有的宇宙观。最早是在距今7000多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里发现有双鸟负阳图案，后来在仰韶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遗址里都有这类文物或相关图案。流传至今的十鸟值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神话传说的民间故事或许与中华先民的古宇宙观存在某种内在关联。

这几种类型的器物不但出现早、分布广，而且在几千年的岁月中绵延传承，在文化消长融合中顽强存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常见，并伴随中华文化圈半径的延伸而同步拓展。如果把这这四种遗物看成普通的出土物倒也没啥特别之处，但若要透物见人见事的话，他们所呈现出的文化信息就复杂了。其实，这些器物不是普通的遗物，而是蕴含了中华先民最原始的精神文化生活诉求。

大量的三足器可以折射出当时人们的生活观。部分三足器（鬶、盉）很早便成为了礼器，器型本身就是祭物（如鸟形，袋足实为鸟腿），成为祭物礼器后又让这种三足器在文化传承中逐渐固化。

玉器反映的是古人的审美观，爱玉为中华文明独有现象。将玉比德，视玉通灵，所以要将玉石制成礼器，在玉器上雕刻神徽，甚至直接雕刻成神灵之形，这是中华文明对待玉的特别之处。

2021年6月5日，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出的太阳神鸟金饰。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龙和金乌则生动反映了先民的世界观。世界公认龙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以往根据文献记载认为龙的历史不过是四五千年罢了，考古发掘则将龙的历史大大提前。太阳神鸟更是东方独有的神话传说。这个神话传说拉近了天和人的距离，赋予了天体以人格，人类也因此有了更美好的追求和憧憬。

从地域空间分布来看，早在七八千年前，龙的分布可以从辽西到河南；从内蒙古到江南都喜玉爱玉；陕西到山东半岛都流行三足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流行着太阳鸟的神话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上四种现象越来越常见，器型、图案越来越趋同和规范，并且向以河南为核心的区域汇聚。而这一区域正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核心区。

正是这几类文物及其承载的丰富的文化信息清晰传递出了中国古文明的几个核心观念，这些观念早在八千年前已然出现，在经历无数次文化发展、碰撞、更迭后都能顽强地存在，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核心元素在我们发现时已然较深地烙印在中华先民的心中，并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如此，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就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促进文明的形成、发展、壮大。更奇妙的是，这些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综上可见，5000多年前诞生的中华文明既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无源之水，在此之前，已孕育了至少3000年之久。中华文明有如此长时间的孕育，所以她一诞生就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以上所举的几种文化现象也可看成是根植在中华文明里的物质文化基因。

通过考古发掘研究，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五千多年前诞生的中华古文明，历经了至少三千年岁月的漫长孕育。

（作者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

编辑：刘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