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供销社

故乡的供销社并不是很早就有，而是建国以后才有了，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我们叫供销社为大社，有着大而全的意思。里面什么都卖，只要和生活有关的东西都有，人们不用到别处去买东西，需要什么就到供销社去买。

那个年月要是用砖头垒一间房子，就算是有钱了。而供销社不但用砖头垒了，而且外面用水泥刷了一遍，干干净净，结结实实。

到底是公家的东西，舍得花钱，也到底是人民的共有财产，也就要弄得结实并稳固壮观了。

上面用红字写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还是用水泥写成的凸出来的文字，带了很明显的时代信息。

我跟着娘到供销社的时候，娘看布料，看衣服，看雪花膏，看痱子粉，我看小人书，看红糖、白糖、大块的单晶冰糖，还看江米条、饼干、挂在大镜子旁边的宝剑和腰刀。那宝剑和腰刀就像唱戏的腰里挎的一样。上面有飞起来的龙，还有云朵，

供销社里还卖儿童玩具，不过我早就过了玩玩具的那个年龄，自己叠四角包玩，摔火柴盒皮儿玩，还会玩玻璃球，却不会买什么不倒翁、塑料小汽车什么的。

供销社里分着区域，有卖衣服卖布的区域，还有卖食品的区域，当然还有卖文化用品的区域。刀剑就成了文化用品，并不是杀人的东西，而是武术用品，是用手一抖，哗啦啦响的铁片子。

有一回，有一个男售货员拿出刀来，在空中刺了两下，只听铁叶子“哗啦啦”响，却没有什么吹毛利刃的意思。我们要他拔一根头发放在刀刃上吹一下，他“哧”地一声就笑了，摇摇头，把刀插入刀鞘。

我们问了，一把刀要五十块钱。而那时的五十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五百块钱，花五百块钱买一片铁叶子，是谁都不肯买的，于是，刀剑挂了好多年，上面都落满了灰尘，刀鞘也老旧了，就是没卖出去。

我看了好多天小人书的封皮，也让售货员拿出来看了看，但就是囊中羞涩，买不起。我娘给我买过一本《保卫延安》，还是电影截图印刷的那种，配上文字，我能看得挺带劲。不过，小人书还有很多，我只买了一本，有一种“只取一瓢饮”的意思。

供销社里还卖农具，卖化肥农药。尤其是化肥，蹲在供销社的东南角上，整整齐齐码放好，人们说那就是尿素，有股子尿骚味儿。即便人们怀着很美好的心情来购物，只要闻了尿素的味道，就有点感觉不好了。不过，那个年代人们没地方去购物，只能到供销社买东西。大集不让办了，人们不能赶大集，要想买东西还要各种印刷的票。要买肉，除了花人民币以外，还要有肉票；要买布，就要有布票；要买糖，就要有糖票；要买粮食，就要有粮票。都是按票供应，并不会随便买卖，谁都不允许多吃多占。

我娘生我的时候，我爷爷用粮食换人家的糖票，给我娘买了一斤红糖，让让我娘喝了鸡蛋红糖水，补血。

后来，我娘生下我来，我就爱吃糖。每次跟着我娘到供销社里去，就在光滑的大块大理石瓷砖地面上擦来擦去，还要让别人拉着我在地面上滑。那些黑色的大理石很光滑，能照出人影儿。

那些农具们大多卖不出去，大型的播种机还没有发明，只是一些铁锹、起粪叉什么的，根本卖不动。人们会自己造一些工具，或者用父辈传下来的工具就行了，根本不用买。或许，他们父辈们用的农具就是自己打造的，却不是买的。

供销社价格公道，童叟无欺，谁要是做了供销社的售货员，谁就拥有了铁饭碗，尤其是青年男女，有了铁饭碗找对象都很容易。姑娘们愿意嫁给吃公家饭的售货员，而做了售货员的女子愿意嫁给解放军，而不是什么有钱人。

那个年月没什么有钱人，做官的也不是很牛气，都要抱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人们办实事。

供销社里缺什么，领导们就会补充什么，不过，即便人们想买什么东西，而那些东西供应不足，或者根本没有，领导也就没办法了。只是，人们大多比较随性，不急躁，也不发脾气，更不敢小偷小摸，要是有流氓，就会被枪毙，就更别提什么杀人放火之徒了。人们心态比较平稳，谁也不给社会主义抹黑。

供销社就是社会主义的东西，有供有销，满足人们需求，即使满足不了，人们也没有怨言。

日子就那么紧巴巴地过去，不过大家都很快乐，还会唱样板戏，唱歌，打情骂俏，不亦乐乎？

我到了七八岁的时候，供销社就不用各种票了，大集也开始兴盛起来了。

人们不非得到供销社买东西了，到大集上能买到更便宜的东西。或许，这就是开放搞活的好处吧。

那时候，我有点零花钱，也就一两块，拿着到卖小人书的老头家里去买小人书，还觉得很美。

这个毛病一直保留到了现在，我到现在还喜欢买书，不知道为了买书花掉了多少钱。或许，这个习惯是从供销社里买那本《保卫延安》开始的，或者说，是那本小人书种下了我买书习惯的种子，一直到现在还在萌发，开花结果。

供销社已经远去了，但那栋建筑还在，上面还是那几个大字，用灰色的水泥写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依然清晰可见。

或许，供销社会一直屹立不到吧。抑或许，在城市化进程中，供销社早晚会被推倒，代之而起的是高楼大厦吧。

世事沧桑无常，谁说得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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