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中顶流，风行天下 — 苏州片

原作者：沈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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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传奇中，有个板桥三娘子的故事——三娘子外貌为三十多岁的寡妇，在汴州西面有一间板桥店，以经营客栈、出售饭食为业，因常以低价向劳累疲倦的过客出售饭菜而颇有美名，客栈也生意兴隆。然而热情善良的表相下，却是她以巫术妖法，只一夜间就能制出特制面粉，上炉做成烧饼，让第二天上路的客人们当点心吃。毫无防备的客人们吃下烧饼，均变成了驴，被三娘子当作牲口驱使，财物也全被三娘子占有。直到一位来自许州的赵季和无意间发现了三娘子的手段，精心策划后，他用调包计诱使三娘子吃下了她自己做的烧饼，变作了驴，成了赵季和的坐骑，终是自食其果，恶有恶报。

CCTV《英雄出少年》“板桥十三娘”节目截图

板桥三娘子的故事显然是在说明与“玩火者必自焚”差不多的道理，却不期然与兴盛于明代苏州的书画古董作伪现象异曲同工，因此《万历野获编》有云：“吴门新都诸市古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若饴矣。”也就是说，在作伪手法高超、各色假货层出不穷的苏州古董书画市场，人人都可能是三娘子，贩假骗人的同时，自己也是更高端的猎手的猎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即便这是人尽皆知的丛林法则，只要投身其间，除了参与搏杀别无他法。

同是在《万历野获编》中，也有一则轶闻。彼时娄江曹孝廉家有个范姓仆人，住在苏州，喜好古董。有一次他买到一幅阎立本的《醉道士图》，确是真迹，这就引起了另一个专好此事的王伯榖的注意。王伯榖找到范姓仆人，想出钱买下这幅画，并极力想压低价格，但范姓仆人也非善类，他开口就要价千金，往便宜了算也要数百金。王伯榖眼见范姓仆人日日与其他好事者拿着这画品评赏鉴，深恐好画落入他人之手，一咬牙也就买下了。谁知范姓仆人早就给了一位善制伪画的吴人张元举十金，让他临摹这幅《醉道士图》，然后将这伪作卖给王伯榖，竟真骗过了王伯穀的眼睛，让人毫不知情地就买下了假画，至于真迹，早就让范姓仆人找到出价更高的金主脱手了——人说一女不可许两家，可没说一画不可卖两家，十金的成本或许不低，但收益之高可达成本的数十数百倍，毕竟狡猾如范姓仆人，大概率不会满足于只坑一两个冤大头。后来张元举瞎了一只眼，又偶然被王伯榖侮辱，就在苏州城里到处说：“谓若双目盲于鉴古，而诮我偏明耶？”即是说，王伯榖天天鉴古，还跟个瞎子一样买了假画，怎么好意思笑他一个瞎了一只眼的人？很快这事成了全城的谈资笑料，王伯榖再也不敢把那幅假的《醉道士图》拿出来示人。

唐 阎立本《步辇图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这也足以说明，当时的苏州城内好古者众多，自然就催生出了庞大的制假贩假市场，“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消费是生产的目的，绝大部分的商人们都不会热衷于无利可图的生意。原本书画古董鉴藏，是皇亲贵戚垄断的特权享受，以至高权力网罗天下至宝，也总有极高的可行性，后来文人士大夫群体地位越发凸显，其所代表的思想审美下可引领民间潮流，上可让名流折腰，书画古董也冲破了特权的禁锢，可以在民间交易流通。唐太宗以“贞观”为印，在收藏书画时印卷之首尾的做法，更为鉴藏印之滥觞，鉴藏活动在几乎未断绝过的全民热衷之下不断发展成熟。但这样的过程，也势必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有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玩者，阅玩而不能装褫，装褫而殊亡铨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这还是在全民鉴藏活动有兴起之像的年代，但到了千年后的明代，这样的“好事之病”不仅没有普遍意义上的好转，反而随着创作者与购买者群体的不断壮大而愈演愈烈，“好事者之病”也成了沈德符所谓的“好事家”。尤其是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苏州，发达的商业经济、生产力与便利的交通让珍奇财货如流水般来去自如，人们对古董与书画的需求达到了空前狂热，“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

清 徐扬《姑苏繁华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古董与书画是当时最上等的贺礼，更是各家雅集的敲门砖，能带上一两件登门拜访、席间品评，就会被认为是具有一定修养格调，无论主客都喜闻乐见，愿意将这样的人奉为上宾，同样，“世人家多资力，加以好事，闻好古之家亦曾蓄画，遂买数十幅于家。客至，悬之中堂，夸以为观美”，时风之下甚至连旅店酒馆也要留心布置此类的物件来吸引优质客人，反之就极易因为不谙此道而各处受冷遇甚至被圈子拒之门外。

“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明代鉴藏热潮相比其他朝代还有一大不同，就是当朝之物也可以有连城之价，并不逊于古物，“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窰。其价遂与古敌。”“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于是，原本只是追求传世奇珍，现连当代珍品也不放过，需求之大空前绝后，甚至常有不计真伪、不计贵贱的争购。当世名家名匠们就是不眠不休地日夜赶工，也满足不了如此庞大的购买欲望，而这正好成了一片让无数投机者跃跃欲试的巨大蓝海。

明 仇英（传）《上林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州片

其实，既是全国全民层面经久不衰的热潮，制作贩售假古董假字画就不可能只是某时某地的特长，比如扬州有“扬州造”，开封有“开封货”，长沙有“长沙货”等，但相对而言，从质量、数量、流通渠道等方面来看，个中“顶流”还得是苏州的“苏州片”——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中期，在苏州山塘街、专诸巷和桃花坞一带聚集着一批职业书画家，以伪造出售名家书画为生。他们的作品要么在“阅市”的摊子上出售，要么直接卖给书画贩子——有人是生活困窘不得已以此谋生糊口，有人是纯为牟取钱财，但无论如何，从业者多了，势必要“内卷”，然后就是大浪淘沙，只有“卷”到极致的人才能存活。

“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吴中自古文化底蕴深厚，人才辈出，大家宗师才华之高，数量之多，比之他处可谓群星璀璨，更不用说还有无数潜心苦学之人，虽天分创造力上有所欠缺，但勤能补拙下让技艺纯熟却未必做不到，再不少还是通晓诗文的文人，对作品的理解和创作能力自然要高于一般画工画匠。因此，且不说经常被“打眼”的各路“好事者”，就是名家自己，也很难不被蒙骗。据詹景凤《东图玄览编》中所载，文徵明曾在苏州专诸巷以八百文钱买得一幅老师沈周的“真迹”，十分满意，不仅将画挂在堂中，还邀请好友来欣赏，好友顾从义离开文府后也到专诸巷寻访，正看到有个摊子上也在卖沈周的画，仔细一看与文徵明所买的那幅分毫不差！顾从义以七百钱将画买下，并出示文徵明，文徵明这才说，他的画也是在那个摊子上买到的。不过，文徵明坚决不承认他买到了老师的假画，至于是出自他耿直的性格还是只为维护自己与老师沈周的面子就不好说了。

（传）沈周 《画韩愈画记》（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州片

毕竟，既然当朝名家还未作古，作品就已价格不菲，以致赝品遍地，那么本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沈周的画“片缣朝出，午已见副本，有不十日到处有之，凡十余本者。”，然而沈周的答复是：“使吾书画易事，而有微助于彼，吾何足靳邪。”也就是说沈周怜悯造假者不过以此糊口，不追究也是为了不断人生计。同样仿文徵明的假画也极多，甚至造假者里就有文徵明的门人学生——“文笔遍天下,门下士赝作者颇多,征明亦不禁。”文徵明不仅没有任何不满，更在别人拿仿他风格的书画来请求题字落款时，毫不介意地就在画上落了自己的亲笔姓名，还像老师沈周那样为造假者找借口：“彼其才艺出吾本上,惜乎世不能知,而老夫徒以先饭占虚名也。”“我欲取一时之名，而使人举家受困，我何忍焉？”

就现实而言，沈周与文徽明的善意或许未必是假，但是否真的如此纯粹，恐怕也未可知。因为像他们这般地位的名家，声名远播，求画者众多，精力有限又必须应酬，于是找代笔就是个心照不宣的公共选项。既非亲笔之作，那么代笔自然也算赝品之一，不过代笔者往往是名家自己的亲族、门生、朋友等，比如文徽明的代笔者里就有自己的弟子朱朗、钱谷，还有自己的子孙文彭文嘉，董其昌更有吴易、沈士充、吴振、赵左、叶有年等人代笔，组成了明代最大的“代笔天团”，所以只要本尊愿意由他们来“代言”，作品一出，本人亲自签上大名，原来的“不是”，事实上也就“是”了。如果只准自己找代笔而不许他人贩售假字画，是否也不合情理呢？

明 董其昌 山水册 台北故宫博物院

不过，得到“授权”的毕竟是少数，事实上最多的还是坊间各显神通的造伪能手。最常见书画作伪装手段莫过于临摹、仿造，这也是众多造伪能手的特长。当然，造伪能手们也都颇有自知之明 ——像“逸笔草草”这样的大家风范，确实不是凡夫俗子能轻易企及，硬要伪造极易弄巧成拙，相对而言像青绿山水、工笔花鸟、白描这类华丽精致、繁复细腻的画风，切合时风所好《清明上河图》《汉宫春晓图》等题材，只要技法与耐心足够就可以仿出像模像样、不愁销路的作品，自然就成为了首选。所以在目标与方向的选择上，苏州片有明显的倾向性，像是青绿山水可以托名唐代李思训、李昭道，宋代赵伯驹，元代赵孟頫，花鸟画则仿黄荃、徐熙，白描便是李公麟。而当代名家中，沈周有“粗沈”“细沈”，文徵明有“粗文”“细文”，苏州片作者们偏爱的自然是“细沈”“细文”的风格，至于原来也画过“苏州片”却经努力跃升成名家的仇英，更是被原来的同行们争相效仿。比如能以假乱真的沈周“真迹”，就有可能是出自专攻沈周风格的王涞之手；魏居敬之作则大多托名唐代李思训、宋代赵伯驹、刘松年乃至明代仇英，兼采仇英与文徵明笔法，近乎真迹；袁孔璋擅长沈周、唐寅与文徵明的风格，对吴中名流的风格很有把握，因此极受吴地书画贩子的欢迎，每有作伪的委托，苏州贩子还会自备印章与装裱材料，待袁孔璋画完就配上名家落款印章，再用高档材料装裱好出售，能不被骗的都是极少数。

明 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众多出名的造伪能手里，极富传奇色彩的或许是黄彪。嘉靖年间，权倾天下的宰相严嵩竭力搜寻各种奇珍至宝以充实家中府库，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自然是重点目标。后来他从蓟辽总督王忬手里得到了一幅《清明上河图》，以为是真迹，实则为出自黄彪之手的赝品。有人嫉恨王忬，就像严嵩告知实情，结果严嵩大怒，陷害王忬致其被杀。具体到细节，则有不止一种说法，比如《万历野获编》的补遗卷二说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在已故宰相王鏊家中，严嵩让手下的苏州装裱名匠汤臣想办法为他搞到画，汤臣又与王忬商量，想让他代为求购，王忬则是让汤臣出个好价钱去求购，实在拿不到，就让黄彪画一幅赝品来交差，因为黄彪技艺精湛，完全骗得过严嵩的眼睛，却未料有揭发之事；清人《消夏闲记》的说法则是，真迹确为王忬家藏，只是他不愿交出，就请黄彪画出赝品献给严嵩，汤臣本是受王忬恩惠的裱画匠，被王忬推荐给严嵩，却恩将仇报，主动向严嵩告密；至于汤臣为何背刺王忬，一说他是向王忬索贿不成怀恨在心，在此事实之上创作而成的戏剧《一捧雪》中，将名画改换成珍玩“一捧雪”，甚至还说汤臣想占有王忬爱妾，故而多番构陷迫害。虽然各版本细节都有差别，但骗过了严嵩的赝本出自黄彪之手，却是基本一致，也足见黄彪造伪手艺之高，应是没有疑义。

明 黄彪《九老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但卷入以宰相为主角的政治斗争，一介平民实难善终。也有记载称黄彪经此一事，“坐是穷死”甚至“瘐死狱中”，但根据被录入《石渠宝笈》的黄彪《九老图》题款可知，黄彪直到“七十有四岁”还能惬意地画画，想来晚景并不凄惨，很可能是为了外逃避祸才让家人放出身死的假消息。黄彪与王忬之子王世贞仍有交往，甚至还送过王世贞赵孟頫的书法赝品。更有传说，王世贞不忘父仇，于是呕心沥血写就奇书《金瓶梅》，并将每一张书页都浸透毒药，送给严嵩之子严世蕃阅读，致其读完后毒发身亡——当然，严世蕃死于斩首，所以传说只是传说。黄彪之子黄景星也子承父业，以擅仿仇英仕女画闻名。

可见假的再高明，毕竟不会是真的。技艺再怎么炉火纯青，缺了决定性的天才，就注定不是真正的神品，尤其临摹仿造，往往以原作或粉本为依据，可以批量复刻形如流水线，就极易得其形而失其神，板滞无生气。袁孔璋仿唐寅、沈周、文徵明的作品，就因手法过于精细不苟，反而因此成为破绽；吴应卯是祝允明外孙，伪造祝允明书迹可乱真，但落笔较轻，多出锋，不仅祝允明本人稳健有力；文徵明的五世孙文葆光专门伪造祝允明的草书，却多是轻滑浮躁或故作雄强之笔，不过粗得其形，但骗过大多数人却已足够。

更有甚者，就算是无一技之长的古董书画贩子，也有自己的造假伎俩。将各家作品通过改款、拆配、割裂等方法，无名作者的作品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名家大作，比如“真跋装伪本”，即假画配上题跋的真迹充作真画出售，甚至将一幅真迹割成好几幅卖。藏于苏州博物馆的文徵明《行书游虎丘诗卷》，便是将伪造的山水画与书法真迹拼合而成；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秋原猎骑图》，传为宋代陈居中作品，却无其人款印，反而在图下方发现了黄彪之印；同是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雨岩仙观图》传为元代黄公望所作，但据考证应为明代职业画家谢时臣手笔，只是被改了落款；故宫博物院的《枯木竹鹊图》上原是有一首唐寅的题诗兼署“吴门唐寅为汝勤郑居题”，作伪者将原款刮去，仅留“唐寅”二字伪称其作；明代崇祯年间更有张泰阶这样的鬼才奸商，根据自己收集的假字画编出一本假的书画著录——《宝绘录》，大概就像今天的假货配假证书的思路，配套行骗效果更佳，以致清人有诗嘲讽：“不为传名定爱钱，笑他张姓谎连天。可知泥古成何用，已被人欺二百年。”

南宋 陈居中《秋原猎骑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作为苏州片的直接当事人，文人群体对此事其实有着相当矛盾的心态。他们常是受害者，奸商与假货一方面搅乱市场，欺世盗名，另一方面也导至真迹无序流转，极易损毁，暴殄天物，本是“风雅罪人”，却依然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甚至到雅集上登常入室，“鬻古者竞持卷轴来，鱼目燕石，不胜呕哕，就中有一二真者”，让众人不胜其扰。

可所谓“假货”，真的一无是处吗？早在北宋，米芾就提出“伪好物”的说法：“冯京家收唐摹《黄庭经》有钟法，后有褚遂良字，亦是唐一种伪好物。”本来书画临摹，或为学习，或为尽可能地让真迹存有副本以防失传，只要不为获利，应是被喜闻乐见的。更何况，并非流水线式复刻生产，而是职业书画家用心临摹仿成的作品，亦有可谓佳作的部分。沈德符就认为金章宗学宋徽宗的瘦金体，“临摹逼肖。其鉴赏亦有出蓝之誉。今人但知有宣和御笔耳。”像是黄彪，也有人认为他的画技“视仇英辈不啻径庭矣”，只不过成名之事，时也，运也，命也。清宫所藏也有不少苏州片，康雍乾三朝皇帝均相当喜爱，特令画院画师仿制。诸如此类，哪怕不是名家真迹，又怎么能说不值一提呢？

清 丁观鹏《仿仇英汉宫春晓图卷》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就事实而言，苏州片风行天下，也与社会普遍的客观需求直接相关。李日华有载：“京师杂卖铺，每《上河图》一卷，定价一金。”只要手头稍微宽裕，几乎人人都可以买到《清明上河图》，如今《清明上河图》深入人心的程度，或许也与此不无关系。广泛流通的假货，客观上确实扩大了原作真迹的影响力，让普罗大众也可以亲眼所见，亲手所感，若要习书练画，也有了相当优质的范本。

清 陈枚《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卷》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当然，假不如真，更不应冒充真品获取与自身价值完全不合的名利，仍应是基本的底线。从多如牛毛的假货伪物中，尽可能地发现并保护好真迹，也始终是一项艰巨而必然的重任。

参考文献

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吕梦月《“苏州片”研究》

杨莉萍《明代苏州地区书画作伪研究》

杨臣彬《谈明代书画作伪》

叶康宁《明代后期的书画作伪高手黄彪》

温玉鹏《明清时期书画的作伪与炒作》

宋长江《排斥与接纳——晚明文人对艺术品作伪的矛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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