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鲲：中国书法在创新中蜕变（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作品欣赏）

　　书法艺术的抒情性与礼乐精神的情理观相通，且为中和思想的滥觞。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书法乃“无声之乐，无体之礼”。若以传统书法的艺术形象为例，不但丰富了这一论点，还道出了中锋用笔的意义。中锋用笔包含哲学层面与技术层面两层含义，是实践“心手双畅”的具体方法。由此可知，书法艺术形象的建立与儒家心性价值的实现息息相关，而不仅仅是一个“变形”的问题。从某个侧面，可以看出传统思想的现代误读所产生的艺术观点的位移，抑或为整体生命和谐的时空观的剥离。这种剥离，反过来又为我们体察传统书法的文化基因提供了一个视角。弘扬士气，探索“思无邪”的书法生活，重新体认“同自然之妙有”的传统书法，理应成为未来书法发展的阳光大道。
孙过庭在《书谱》中品评王羲之书法，称“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接着又指出，“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用现在的话说，这是认为抒情为人性中自然之事，而王羲之恰恰能通过书法艺术抒发情性。依照《书谱》中的其他论述，这起码得具备两个条件：
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心不厌精，手不忘熟；智巧兼优，心手双畅。
《礼记·乐记》认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可见条件一指向书者的精神，这来自于生命的本源处。就笔者个人肤浅的学习经验，有段时间书法日课坚持临池五、六个小时。有一次，心生“耻”感，另有一次，觉得“充实”。这是两次印象深刻的体验，而更多的则是七上八下的念头，静不下心。我想，如果学习书法竟至于欲罢不能之沉着，厚重，有味的心地，也可说是入门了，可是并不容易。由此可知条件二说的是工夫，工夫精熟是走进书法艺术的必由之路，心与手二者不可偏废。从这两个条件，我们另外推导出两个问题：情性滋养书法，书法延续情性；书法艺术形象离不开笔墨的视觉效果，但笔墨的视觉效果不等于书法艺术。
儒家历来尊重人的情性，认为人类情感应得到合理的疏导并使之臻于中和。对情感合理的疏导可以表现为诗、为礼、为乐、为艺等等。《中庸》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大意是说喜怒哀乐体现了人类情感的丰富变化，而那个促使情感产生变化的生命本身却不变，谓之“中”，属人之性。再则，自我于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情感流露与事理相符，谓之“和”，属人之情。接着又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儒家从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流变中发现生命的规律无非是“中和”，“致中和”于人的意义必具真情性，进一步说，“致中和”乃礼乐教化，其结果是情性和畅与人性自觉。如孔孟之言：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
乍看一下，这两句话似乎与我们所论无关，与我们所熟知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者之风相左，其实不然，“无言”与“不为”是中和精神的涵泳。上面引述“条件一”亦有此精神，甚至于《书谱》中还有关于此一心态的“五合五乖”的论述。也就是说，王羲之在书法世界中进入了致中和的生命体验。如此看来，王羲之的意义还在于他的书法兼具情理和畅与人性自觉这一质素，于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书法乃“无声之乐，无体之礼”，（《礼记·孔子闲居》）修习书法，将使我们处于礼乐的精神世界而心旷神怡。再引孔子言如下：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为什么君子有三畏呢？这是因为儒家认为，人既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就当效法天地，以成其仁。君子有见于此，对能够施行王道仁政的“大人”（“大人”可以是君臣父兄，也可以是每个人）以及用生命印证教化的“圣人”心存敬畏。“畏”非惧怕，“畏”与上面所叙“无言”与“不为”一样同属中和精神的涵泳，因而心里便存非常之敬意，又因非常之敬意而进入一整体和谐的生命时空。——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天道大体的和谐。小人见不及此，任由好恶之心盛行而无适当引导节制，进则遮蔽或破坏了“中”，以致陷于“灭天理而穷人欲”的地步了。（《礼记·乐记》）儒家之所以提倡礼乐精神，王道仁政，实源于中和思想的滥觞。
朱光潜先生认为“乐的精神在和，礼的精神在序。从伦理学的观点说，具有和与序为仁义；从教育学的观点说，礼乐的修养最易使人具有和与序；从政治学的观点说，国的治乱视有无和与序，礼乐是治国的最好工具。人所以应有和有序，因为宇宙有和有序。在天为本然，在人为当然。和与序都必有一个出发点，和始终孝天孝亲，序始终敬天敬亲。能孝才能仁，才能敬，才能孝天孝亲，序始终敬天敬亲。能孝才能仁，才能敬，才能有礼乐，教孝所以‘报本反始，’‘慎终追远’。这是宗教哲学的基础。”（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这不但丰富了我们前面所说整体和谐的生命时空，同时也让我们体察到礼乐实为人性的起点，平易而具高度，书法亦然。
如上所述，中和思想，礼乐精神有如此之好，但事实上自孔子以来，致中和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孔子曾不无感叹地说：
“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
在东晋时期找到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尚韵书风。这是一情理和畅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人性自觉的世界，更是一礼乐和谐的世界。从天地的角度看人，人实渺小，从人的角度看天地，却是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在中和之境的悠游中，书者运用手中之笔，案上之墨，于白净的宣纸上构建了一个个圆满自足的小宇宙。此时，不管外界的环境如何黑暗痛苦，书者却是在一整体和谐的生命时空中体验着光明与平安。
中国书法史上所论列的绝大多数“书法作品”是为实用而书写的。
当我们把古人刻写的甲骨文字，铸造的青铜文字，以及关于经史研究、诗文写作、请安问疾、述事告知的信札书写等都说成是在进行“书法艺术创作”的时候，我们便曲解了书写者的动机、目的，同时也曲解了这些书迹的功能与价值。殷商时代的卜辞刻写者并不是在创造“甲骨文艺术”，钟鼎铭文的铸造者并不是为繁荣“金文艺术”而劳作，二王并非是为发展“尺牍艺术”而书写……各个时代对文字书写的不同的实用需要，是中国古代各种书迹产生的直接原因、实际动力和具体结果。当我们把中国古代书法的“艺术性质”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的时候，我们会遮蔽、抹杀或否定中国古代“书法”在其产生时代的多方面的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为此，我们提倡对中国古代书法的“文化研究”。
对中国古代书法的“文化研究”是把中国古代书法当作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文化形态的研究，这与把中国古代书法当作艺术现象的艺术学研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承认中国古代书法的艺术性质，承认对中国古代书法作为艺术研究的某种合理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对中国古代书法的艺术学研究中的局限、失误与不足。
对中国古代书法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涉及的问题很多。
我们应正视中国古代“书法家”作为一种“文人”的社会存在，而不是仅仅把他们视为“艺术家”，甚至不能首先把他们视为“艺术家”。熟练地掌握书写技艺是中国古代文人为社会服务、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所必需的技能，是其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方面，是其基本的生活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书写不仅是“学而时习之”，而且是“学而时用之”，为用而学，为用而书，生命不止，书写不辍。从绝大多数中国“书法家”的人生经历来考察，他们无论是关涉社会政治、人际交往方面的书写还是用于著述方面的书写，无论其书法水平是高还是低，更能证明的是他们是“文人”，而不是“艺术家”。
我们要注意把中国古代书迹――“书法作品”视为各有其用的文本，而不仅仅是将其视为“艺术作品”。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各种书迹的产生基本是基于实用根源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不是为“艺术观赏”。我们只有弄清了书家为什么写、写了什么，我们才能认识这些书迹产生的原因、目的，并进而认识其在那个时代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只有直面“原典”，回到“作品”本身，从对“作品”文字内容与形式的综合考察中，才能客观地认识这些书迹是“什么”。艺术学的分析所注重的是书迹的点画、结构、章法，进而评价其“艺术风格”、“艺术价值”，这些当然也是需要的，但离开了文字内容与书写形式统一的、综合的“文本”，只就其形式因素进行分析，我们就难以把握这些书迹所产生的原因和具体性质。文字内容直接显示着书迹的实用性质与功能，并且书迹的字体、幅式等各种形式因素也都会为“用”的目的所决定和制约。
在对中国古代各种书法现象的研究中，我们首先把它视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艺术现象”。各种书法现象的出现总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宗教、社会风气、科学技术发展、学术与艺术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并非仅仅“艺术领域”的事情。书法现象产生的复杂因素与多重背景，仅用“艺术学”理论把它作为“艺术现象”来阐释，是难以得出客观结论的。所以对“书法现象”的研究必须注意这种“文化现象”与其他相关文化形态关系的考察，必须注意对其相关文化背景的综合的、具体的分析，这也是对中国古代书法的“文化研究”中所应注意的。

郑玄鲲，名郑林，字玄鲲，号文忠轩主，当代著名书法家。民族英雄林则徐七世嫡外孙；林则徐研究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国内理事；国际注册美术师；北京市民革中山书画社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书法艺术研究会副秘书长。
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一笔笔铿锵有力，如行云流水，落笔如云烟；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如花瓣般，香气远播，越发清芬；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更如龙蛇竞走、磨穿铁砚；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出于无心，其手心两忘；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古墨轻磨满几香，砚池新浴灿生光、或劲键或婉转，或如婀娜窈窕的美人，或如矫健勇猛的壮士，或如春风拂面繁花一片，或如北风入关深沉冷峻；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似曼卿之笔，颜筋柳骨神形俱佳；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其色，其形，其浓淡枯湿，其断连辗转，粗细藏露皆变数无穷，气象万千。
郑玄鲲书法作品每年的成交额都会超过1000万元以上，如果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来说，郑玄鲲写下四个字的四尺整张书法，价格一般都在5万元左右。2019年秋，郑玄鲲曾经写了两个字“观云”，在保利拍卖行上拍卖，规格是四尺整张，估价是5万元，最终成拍价格是16万元。一般情况下，郑玄鲲的每平尺书法润格在6000元左右，但个别精品每平尺润格可能达到2万元以上。
北京大学特聘教授、著名姓氏文化学者冯志亮先生曾赠送著名书法家文忠轩主郑玄鲲老师七言律诗一首：“临池不辍五十载，毫锥衔墨似盘星；静室雅斋映明月，道法无为依清风。门下已有三千客，胸中布满十万兵；不问凡间纷扰事，只听世外雅歌声。”这首诗客观的证明了文忠轩主郑玄鲲老师字如其人、为人师表的高尚品格，又体现了文忠轩主郑玄鲲老师在书法文艺上的高超技艺和锲而不舍的坚韧精神，也反映出了文忠轩主郑玄鲲老师桃李满天下且不为俗世所扰的高贵品质。